天津：成爲北方開放之城
（原標題：天津：成爲北方開放之城）
羅天昊/文 秋盡北國，冬日微寒。
近期，國內部分地區出現零星疫情，其中，上海和天津兩大直轄市同時疫情再起，引起普遍關注，而天津冗長的疫情通報，也引起了社會爭議。大衆在發現天津今年多次疫情的同時，也發現，曾熟悉的天津，經濟發展也來到了一個關口。
望海潮，有起落。
自2006年濱海新區上升爲國家戰略，天津進入飛速發展期。十年間年均增長超過15%以上，可謂狂飆突進。漫步濱海，隱然已初具恢弘氣象。
2017年，濱海新區GDP縮水3000億之巨，天津從中國第五，成爲中國第六。GDP增速僅3.6%，在十大城市中墊底。同時，當年出現了規模達5萬以上的人口流出。至2019年，據統計，天津更是排名下滑到全國第十名。GDP在上年被腰斬數千億。
以十年爲期，從2009年至2019年，十年之間，天津在中國城市經濟中的排位，從第五降落到第十。發生什麼了？
天津的巨大起落，表象在於經濟領域，本質就在改革領域。長期以來，天津對比沿海衆多城市，在改革領域相對滯後，2017年，到達了一個頂峰，天津最高決策層痛定思痛，決然引爆濱海GDP腰斬之雷，也埋下了決意改革的種子。
短暫的低潮滯後，天津逐步復血。2018年，天津止住頹勢，雖無法恢復此前的高速模式。但也重回增長軌道。同時，人口吸引力提升，新增人口約3萬人。
七年前，當天津仿效北京限車限房的時候，我就提出，天津不應學北京限購，而應反過來搶人。數年後，天津搶人的預言變爲現實。
2018年，天津加入搶人大戰，對大學學歷的青年敞開了大門，幾天之內超過百萬人申請落戶天津，創造了城市搶人大戰的高潮。
去年夏，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宣佈取消全部事業人員編制，實現全員競聘上崗，在國家新一輪改革中，天津率先一步，並且走的徹底堅決。
從崛起到低潮，再從低潮蓄力，不是輪迴，而是涅槃與超越。
搶人大戰也好，事業單位生猛改革也好。都凸顯了天津在新世代面臨的兩大挑戰，一是政經週期變化，天津外部環境不可測，在市場體系與政治體系中，都不是頂級，兩邊不落地，處境尷尬。二是雄安新區的崛起將衝擊天津，逼迫其深化改革。
改革風雲再起，只是序幕，成爲北方最開放的城市，或許是天津的最佳出路。
兩不靠：地位未至頂峰，市場未趨完善
天津的諸多方面，已經與北京看齊。當下，天津也已經實現汽車限購，外地車牌限行，事實上，雖同爲直轄市，北京上海限購，雖爭議巨大，但尚有資本，天津限購，則屬自剪羽翼，自拔爪牙。
此前十年，天津持續高速發展。但是，衆所周知，天津的快速發展，主要是濱海新區帶動，而濱海新區的崛起，主要靠央企的投資，這種依靠外來和尚的發展模式，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不僅對於投資依賴巨大，更不具備產業安全性。
但是，中國的政治週期，一般以十年計算，過去的十年，天津得到了國家的垂青，吃了十年國家戰略的小竈。新的十年，國家戰略重心已經轉移。未來對於武漢，重慶，西安、成都等內陸區域將更爲重視，長江經濟帶崛起，雄安新區崛起，粵港澳和杭州灣崛起。相信國家將投入更多，天津的資源優勢，即將被稀釋。
2017年，天津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不到1%，消費增長，不到2%。哪去了？沒有那麼多新的央企大投資來撐場子了。中央不再傾斜性扶持了，國家小竈沒了。
至2018年和2019年，情況持續惡化。
央企大扶持，財政大投資，政策大傾斜，時代終結。
天津對此需要有高度的緊迫感。加快發展本土產業，振興民營經濟。
中國經濟的特點是，既具備市場經濟的基本要素，同時，政策對於經濟的影響亦很大，實行的強政府與強市場的模式，天津的尷尬之處在於，在兩套體系中，都不佔優勢。
先看中國城市的政治體系。
天津雖貴爲直轄市，但是身居北京之邊，政濟資源吸附能力遠不如北京，中央部級機構，集中於北京，在近100家央企中，超過80家以上的總部駐紮北京，這兩大因素，註定了北京成爲中國政治和經濟資源最集中的地方，具備無與倫比的吸附能力。
北京限車也好，限房也好，全國人才只能遷就北京，無他，燒香拜佛，求人求財，無法繞行。天津就不行，限車限房，別人不來也可以。可以繞行。
北京縱使門檻提高，淨流入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也有745.6萬，佔比達到34.6%。高於天津。
在市場體系中，珠三角和長三角城市，則比天津更有優勢。尤其是廣深，民營經濟發達，本土產業繁榮，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人才，其獨特的魅力，令千萬人神往。
天津此前的限車限房，首先傷害的就是外地青年人才。能夠有買車能力的，主要是外來人口中的精英階層，由此，很有可能導致外來人口的精銳遷移，天津對於人才的吸附能力，將進一步降低，這對天津的未來發展，將是致命的傷害。
五年前，北京限車限房，天津就應該搶北京的人，與北京實行差異化發展戰略。抓住北京在汽車和住房方面限購的時機，加大開放力度，爭取將北京的部分外流人才，吸引到天津來。
天津現在纔開始搶人，雖然是亡羊補牢，爲時不晚，但是，已經錯過了最好時機。
若五年前就開始佈局，效果更好，而且是搶的是頂尖人才，而不是準一流人才。
搶人只是開始，開放車牌，開放房市，必然緊隨其後。
雄安攪動，天津未來四大變局
一片草原，兩頭雄獅，引人遐想。
同處京津冀，雄安新區對天津的衝擊非常直接。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濱海新區的崛起，央企的投資功不可沒。很多央企未來將會投資雄安，若央企未來對
濱海新區的支持力度減弱，將大大削弱其競爭力，對天津衝擊巨大。
2、高新產業的競爭
中央賦予雄安新區的七大任務中的第三條，就是發展高新產業。甚至不少人期望雄安成爲中國北方的硅谷。而此前，在京津冀的佈局中，天津被賦予了重點發展高新產業的使命。
3、衝擊天津經濟地位
雄安新區對天津經濟地位的衝擊，具體表象在兩個方面。
一是經濟總量以及天津在中國城市中的排位。未來北京和天津的公共資源，特別是央企的分流，將使其此前高速發展所依賴的權力和市場資源削弱。
二是金融資源。2019年，天津本外幣存款餘額爲31788.1億元，排名全國第10，未來，雄安若承接部分北京的金融機構，將衝擊北京和天津，削弱其金融資源。
利弊相隨，利大於弊。新的時代也爲天津帶來了四大機遇。
1、做大京津冀，提升整體競爭實力，構建國家競爭均勢
雄安新區的使命之一，是做大京津冀，使京津冀成爲中國北方最大的增長極。
2019年，長三角的GDP總和超過23萬億，而京津冀GDP總和只有8萬億多，且內部發展不平衡，北京一城獨大並且造成了周邊廣泛的燈下黑。
京津冀坐大，可以改變中國經濟南強北弱的格局，縮小南北差距。未來東北振興，華北崛起，都需要以京津冀爲依託。
在此過程中，天津在全國的戰略地位，將得到進一步提升。
2、重塑京津定位，天津經濟自由度加大
京津雖並稱直轄市，但是，在政治地位和市場兩大資源的擁有方面，天津難望北京項背。
客觀上造成了京津定位的混亂。
此前北京兼備華盛頓和紐約的功能，雄安新區建成後，北京只保留政治、文化、科技創新中心等四大定位。“大紐約”將另有其人。去掉了經濟中心，意味深長。
雄安未來將疏解北京的央企，醫院，高校，銀行等資源，公共資源被削弱後，北京對於人才與市場資源的強制性驅動力也減弱，天津的重要性將相對上升，尤其是在經濟發展領域，自由度更大。
雄安新區的設立，將使天津與河北之間的產業協同，發揮更大效力。
雖然在高端產業領域，雄安與天津有部分競爭，但是總體而言，天津與河北的互補性更強。2018年，河北的人均GDP爲4.78萬元，天津的人均GDP在12萬元。是河北省2.5倍。2019年略有收窄，但差距仍很大。
落差產生梯度，天津與河北之間的巨大落差，使其在消費結構，產業結構方面，均有強大的互補性。
此前，因爲北京的強大行政資源，河北不得不圍繞北京，北京強制性資源被疏解後，天津的產業優勢，纔可以發揮最大效用。天津需要充分發揮區位優勢和產業優勢，將河北變化最大的戰略腹地。
等邊三角，互爲依靠。
京津雄三地是100km的等邊三角形，在高鐵半小時輻射範圍內，一般的火車客運或者汽車，也在大約一個小時左右。未來，隨着京津冀經濟圈的迅速成長，無論是北京還是雄安，或者是河北其它城市，天津港是不錯的選擇。
成爲北方開放之城
前有深圳，後有雄安，改革競爭，你追我趕。
未來，天津突圍的最大希望，即重建北方開放之城。天津自貿區是上海自貿區之後的全國第二大自貿區，未來應該成爲改革的抓手。
在未來，天津改革有三大機會。
第一個機會，是利用制度差距，迅速改革，形成制度紅利。
珠三角和長三角仍在前列，天津需承認這種差距，並奮力追趕，發揮後發優勢；同時，天津還需有全球眼光，借自貿區加快與世界接軌。
第二個機會，是善用成本優勢，成爲京津冀改革的先鋒。
天津改革成本相對比較低。在其他地方構築戶籍壁壘，人才壁壘，進行各種限制的時候，天津可抓緊時機爭搶部分北京等地的分流人才。還有制度優勢，以車牌管制爲例，天津不要限牌，而是向全國全面開放，天津應有這樣的氣度與遠見。
2018年，天津發動搶人大戰，不少人才就從北京以及全國而來，成效初顯。2019年，天津人口仍增長2.3萬。
天津既有直轄市的便利，又不似北京那樣有作爲首都的無奈與約束，在改革領域更具靈活性，應該成爲京津冀的表率。
第三個機會，是在改革遍地開花的時代裡，實現局部領域的領先。
改革早期，中國實行的非均衡的發展戰略，改革領域亦是先在改革特區試驗，再進行全國推廣。改革中期以後，一個新的現象就是：改革的突破，不再是沿海到內陸，在不同領域，有不同的破局者。
比如，在醫保改革領域，率先改革和最徹底改革的地方，是深居內陸的陝西神木。改革的分散化的必然結果是，任何地方都可以成爲局部改革的先鋒，天津應有闖將精神。
自貿區無論成敗，都將吹響天津改革的號角，未來，天津需要建成北方市場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北方最開放和博大的城市，這纔是天津最大的機會。
未來，天津需要在三個領域實現突破。
一是經濟發展模式。
天津崇高的政治地位，能夠獲得權力體系的垂青與暫時照顧，但是，此前依靠大項目，主要依靠國企的模式，並沒有帶來民富，而且這種發展模式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一旦天津的公共資源優勢被稀釋，震動必然巨大。天津對此需要有高度的緊迫感。加快發展本土產業，振興民營經濟。釋放市場活力，對衝公共資源優勢被稀釋的影響。
二是完善市場體系和推動創新
自貿區只是破局契機，不是全部。天津需要建立長久而穩定的商業環境，並且激發市場活力。在簡政放權，完善法治，鼓勵創新方面，深入推進。
三是社會領域的改革
以人均GDP而言，天津已經達到了全球發達城市的標準，具備了從經濟轉型導向社會轉型、進行全面改革的基礎。未來在減少貧富差距，擴大公平，實現民富，振興民權，社會治理創新等方面，可進行廣泛的佈局與嘗試。
尤其需要強調的是，直轄市是改革先鋒，不是既得利益堡壘，需要富有活力、多元、開放和寬鬆的社會氛圍。
天津本次在事業單位方面的徹底改革，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大幕拉開，天津任重道遠。
（作者爲經邦智庫創始人，著有《大國諸城》，致力於國家與城市戰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