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潛水”(解碼文學空間)

寫作是撿拾的藝術,同時也是忽視的藝術。有忽視,纔會對另一部分有更深的專注。但麻煩在於,到某一個時刻,被你忽視的,會逼到你面前來,它不僅讓你正視它,還要你走進它的內部去。這時候才發現,所謂忽視,其實是另一種專注――你知道它在那裡,始終等待着你的目光。城市於我,或者說成都於我,就是如此。

我到成都生活整整20年了,但《寂靜史》之前,我從沒寫過成都。我出生在川東北大巴山區,在我出生的年代,對山區人而言,城市是另一個世界,城裡人也是另一種人。我的大部分小說,是在對城市的渴望中完成的。我真正從事寫作,始於成都。可在我筆下,城市只是遠方。我腳下的街道,包括離住家很近的金沙遺址文化宮杜甫草堂、寬窄巷子,與我故鄉的山水、叢林和瓦舍相比,只是模糊的背景。當然,這背景不是紙做的,它充滿張力,與鄉村形成強烈映照,《大嫂謠》《我們的路》等小說,就是這樣寫就的。

說不清是哪一個具體的時間,故鄉在我心裡變得陌生起來,她不再是我知道和熟悉的那個故鄉,也不再歡迎我以固有的眼光和筆調去審視她、書寫她。她變了,她比我更懂得時代的含義。這時我發現,我與城市的關係,言說城市時的心境,都和以前完全不同。城市不是遠景,城市就是現實,即使還沒構成現實本身,但小溪向大河匯聚,也已形成潮流。於是,《冉氏春秋》《聲音史》等,爲我意念和想象中的故鄉輕輕地把門關上,我就專注於認識眼前人了。這眼前人就是成都。

十多年來,我身邊的成都竟有了那麼多變化。變化一直在發生,只是以前被我忽視了。我幾乎是在無意之中,見證了某些事物的消亡和生長。

剛到成都的幾年,我常去小區外公園旁的報刊亭買書,包括髮表我作品的雜誌。但有一天,報刊亭鎖上了,鎖上後就再沒打開。又過些日子,那個亭子不見了,地上黯淡的印跡沖刷乾淨,就像從來沒有存在過。離家有七八分鐘路程有個郵局,我去那裡寄信,寄稿子,也取稿費。但有一天,卻罩上幾米寬的捲簾門,隨後變成了一家超市。我並不在意,因爲稿子早就是網上發送,稿費也是打到銀行卡上了。小區西門出去,走百餘米,是府南河(杜甫筆下叫錦江)的支流磨底河,老遠就臭不可聞。彷彿是突然之間,臭味逃跑了,渾濁的河水變得清亮,滿河的水草也被清理。河的兩岸,植滿鮮花翠竹和果樹,某一天來了白鷺,獨自或成對飛翔,鳴叫聲帶着金屬音。與三星堆一脈相承的古蜀文明盛地金沙遺址,距我家也不過百餘米,成了成都國際馬拉松比賽的出發點,賽事當天,凌晨4點過,街道上就喧聲笑語。來自遠方的人,遠到異國他鄉的人,也來觀看或參賽。快遞小哥樓道上奔跑,有天爲我送來快遞的,竟是我的同村人,他把家也帶到了成都,孩子在西城實驗外國語學校念小學……

人類因農業而定居,因定居而有了鄉村與城市。具體而言,或因城而市,或因市而城,成都屬於哪一種?不管怎樣,自公元前5世紀古蜀國明王朝遷都於此,作爲城市而存在,成都已有2300多年曆史了;若以金沙遺址論,成都的建城史可追溯到3200多年前。自從有了都江堰,成都沃野千里,民殷糧富,“天下謂之天府”。漫長的歲月裡,這裡孕育出燦爛的文明,包括中國第一副春聯:“豐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也包括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詞集《花間集》。

成都一直在變,但有些東西一直不變。1911年6月成都發起的保路運動,直接導致了辛亥革命的總爆發,李�氯說摹端浪�微瀾》《大波》等,對此有生動的展示。川軍在抗日前線的壯烈犧牲,受到國人的崇敬。汶川地震、脫貧攻堅新冠疫情、世界大學生運動會成渝經濟圈、國家中心城市建設……成都人在這一系列事件中表現出的勇氣、智慧和擔當,也爲世人所稱道。我所認識的成都,還只是一個側面,要深入這座城市的靈魂,尚有很長的路要走。《寂靜史》作爲主題性長篇小說,其實是由7箇中篇組成,書寫成都,是其中的部分篇章,成都、成都人和來到成都的外地人,有待我用誠心、耐心、恆心和敏銳的觸覺,去感知他們的心跳。這考驗着我潛水的能力。寫作者是從低處觀察生活,正如本雅明所說,凌晨起來打掃大街的清潔工,或許比誰都更瞭解一座城市。普通人的生活面貌,是一個社會的呼吸,也是一座城市的呼吸。呼吸順暢,便生命勃發

人如此,文學也如此。

(作者系《四川文學》執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