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不是要訴苦而是要治癒

◎劉敏

管虎新作《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入圍今年上海國際電影節的主競賽單元，這有點出人意料。因爲在今年5月的戛納國際電影節上，他剛剛憑藉《狗陣》斬獲官方“一種關注”單元大獎。通常情況下，一位導演的拍片節奏過快，難免會因趕進度而使作品質量打了折扣。如此短的時間，管虎能夠拿出兩部有想法且都製作精良的作品，實屬難得。有意思的是，作爲第六代導演中活躍且多產的一位，管虎在國內早已算得上功成名就的老將，卻因初次入圍戛納，而剛剛成爲國際影壇的新人。

一地雞毛的中年生活一次私人的角色表達

雖然被認定爲第六代導演，但相比大多數第六代導演對邊緣個體的關注，以及作者風格明顯的創作，管虎在主流商業片上的創作與成功，常常讓觀衆忽略了他在作者電影領域的創作力。在管虎的作品裡，即便是作者的個性化表達，也會融入好看的商業元素。這也使其成爲“非典型第六代導演”，讓人很難準確定義其導演風格。

《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和《狗陣》雖然難以“完美”相稱，但總體水準在當下華語的電影中，當屬上乘，可圈可點。相較於《狗陣》在影像風格上的突出與雕琢，以及對邊緣人物、人和動物互爲映照這一特殊角度的挖掘，《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探索的是社會化議題，通俗、接地氣，更容易引發共鳴，影像上也更照顧普通觀衆的感受，接近於一部有作者表達的文藝劇情片。

《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中有關中年男女生活的一地雞毛，他們面對工作、家庭、生活和朋友的各種現實遭遇和情緒，是對真實生活的高濃度藝術提煉。正如黃渤在上影節首映上所形容的，影片講的是“人生路途上，兩個人抱着大瓶往山上爬，一路拖着舉着抱着扛着，難免磕一下碰一下，在半山腰偶爾碰到對方，互相望着喘了口氣，然後繼續上路……”

借力於巧妙的人物關係設置、接地氣的對白和優秀的表演，《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雖然有過多的巧合和偶然事件發生，但故事自有其合理性，並不讓人覺得刻意。黃渤說影片反映的其實就是大家到了某個人生階段的所感所悟所思，它不是單純地關於男人或是女人，而是關乎於人，關乎於生活本身。

事實上，無論是導演管虎、總製片人樑靜，還是作爲主演的黃渤，都已人到中年。影片中的很多細節和內容表達，都帶入了他們和周圍朋友的私人思考與困惑。黃渤的表演尤其鬆弛自然，貢獻了片中最多的笑料。這是他和管虎的第12次合作，在《鬥牛》《殺生》《廚子戲子痞子》等多部作品之後，這大概是他最私人的一次角色表達。除了多才多藝一面的展示，演員許多切身的感受，也自然而然地融入到了創作和表演中，成爲二人合作作品中的一個精彩又成功的角色案例。

太多偶然和意外設計操縱顯刻意

影片講述疫情時期，倪妮扮演的女主和黃渤扮演的男主，因航班熔斷滯留於香港，成爲隔離酒店裡的鄰居。一牆之隔，隔音設備又極差，二人的私人困境，都通過或筋疲力盡或惱怒嘶吼的電話通話，被動進入到對方的世界。

女人在英國陪兒子讀書，因爲母親病危急於歸國，同時要面對正值青春期的兒子遭遇文化衝突的情緒管理，以及自身健康、婚姻的狀況百出。爲了生計，男人隔離期間還在爲網絡節目配音，而一起走過青春的好友在借錢後失聯；另一端是妻子不斷追問催款的電話，本已狼狽不堪的男主還是婆媳矛盾的“出氣筒”，甚至隔離酒店裡的香港室友也不待見他……

一男一女，被迫滯留異地，在陽臺放空的一刻，因爲借用打火機而有了初次接觸，因爲拿錯行李而有了更多的瞭解，又因爲困境中的相助而產生了情感溝通……個體折射羣體，偶然也存必然。男人和女人沒有具體的名字，隔離酒店的房間號410、412是他們的代號。女人擁有妻子、母親、女兒的多重身份，男人同樣是丈夫、是父親、是朋友。此外，某些象徵性的講述，尤其是動物的出現，則爲影片染上一層神秘隱喻的色彩。譬如，夜晚街道上的野豬——這是疫情期間人類被隔離後出現過的真實現象，但當這一奇觀被放置在一部寫實的影片中，其寓言效果瞬間拉滿。

影片的敘事結構一分爲二，時空的處理頗爲考量。上半場發生在隔離酒店，二人在各自的房間裡，靠電話推動敘事和基本信息的交代；到陽臺上的隔空初次打交道，再到行李風波和終於面對面，一系列足夠有趣的敘事推動着二人關係演進、發展，也在巧妙地講述二人各自的境況。下半場，隔離結束後，在等待抽籤過關的時間裡，一男一女在城市中的遊蕩，空間也一點點向外擴展延伸，直到進入香港這座城市。

如果說上半場的講述獨特具體、生動自然，下半場人物進入到更寬闊的城市空間中，情節推進的設計操縱痕跡則稍顯刻意。太多的偶然和意外，更多的是從象徵層面來講述人物關係，就如同他們分手後，各自坐在自己的出租車裡奔赴前方，又再次偶遇並駕齊驅，最後又各自拐入前行方向，直到徹底消失。

疫情背景賦予影片新意沒有法式浪漫卻有東方情愫

上有老下有小，自身也面臨着來自社會方方面面的壓力，曾經的夢想漸漸遠去，只成爲酒後的感慨和回憶……中年人不得不面對的這一切，在電影創作史上本已無甚新意可言，但導演將故事放在疫情的特殊背景下，就爲影片增添了新意。疫情在每個人的生活中都留下了難忘的一筆：原本在現代社會中，個體就容易孤獨。在隔離等客觀條件的影響下，這種孤獨感自然加倍放大——這也讓個體遭遇更具有張力。

同時，選擇香港作爲故事發生地，也賦予了故事更多層面的意義。城市成爲了這個故事的一個重要元素甚至一個角色，它既是一個物理上的地域過度點，也是人生路上的過度點。臨時被困在這裡的男人、女人，很多面對至親都難以說出的話，卻在人生路上最孤獨的一刻，在封閉環境下與陌生人分享。兩人相攜短暫一程，又終究要各奔東西。即便如此，短暫相伴歲月裡的溫暖，也已足夠抵擋孤獨，甚至治癒心中的傷。當《孤獨的人是可恥的》的搖滾樂不止一次在片中響起，同樣作爲中年人的觀衆，不由感慨萬千。

導演鏡頭下的香港，有來自內地人審視下的地域特色，有觸手可及的煙火氣和形形色色的普通人。酒店遵守章程又彬彬有禮的經理，經營粥鋪的老夫妻，海灘上熱情善良的年輕人，出租車裡健談的司機……鏡頭下的香港本地人，有最初的疏離，也有交往後的溫情和善意。

早在1966年，法國出過一部著名的同名影片《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由克勞德·勒魯什執導，獲得戛納金棕櫚和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58年後，中國導演管虎也完成了《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故事。敘事結構上，同樣是偶然相逢的一對中年男女，相知、相交，又各奔東西。不過，相比浪漫的法國愛情，管虎的作品更關注的是中年人的生活狀態，若隱若現的情愫，有着東方式的剋制內斂。比起片名帶給人的遐想和預期，最後的結果算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那一段經歷是兩人生命中的偶然交集，彼此傾訴、彼此慰藉，短暫相遇又各自迴歸。管虎在接受採訪時提到，《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並非要訴苦，而是要治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