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蘇曉東：治癒一個成年人，只要去這個地方
在廈門讀書生活多年，林少已不記得這是第幾次來到鼓浪嶼。
本期我問，林少和多年好友蘇曉東漫步鼓浪嶼。
蘇曉東是“新格文化與蟲洞書店”創辦人，從小在廈門長大，許多個人生重要節點都與鼓浪嶼有關。
在他看來，鼓浪嶼就像一粒琥珀，將百年來的中國歷史與生活方式定格。
現在的人們，依然能在島上，觸摸百年前的風雲際會，感受當時的國人以怎樣的姿態迎向時代的大浪淘沙。
從海天堂構的“蟲洞書店”走到海邊，從林語堂聊到弘一法師，對話間，暮色漸起，人影越拉越長。
蘇曉東對着渾濁的海水感嘆道，特別喜歡“鼓浪”這兩個字，既是名詞，也是動詞，“代表着一種自發的力量。”
他的新書《島嶼詩——鼓浪嶼的53個時光故事》，講述島上53個人物具體而鮮活的生命歷程，他希望能以這本書，讓那些愛與恐懼，穿過百年風塵，與當下的人產生鏈接。
如果你也有關於存在的困惑，關於生命的迷茫，不妨翻閱此書或到島上小憩，體會一期一遇的奇妙，轉身便與歷史碰個滿懷。
或許在漫步的過程中，所有此刻過不去的坎，都能在歷史的風暴中被稀釋。
林少：從08年到鼓浪嶼，你開“蟲洞書店”，出文創產品，最近又出了這本《島嶼詩——鼓浪嶼的53個時光故事》，你對鼓浪嶼有哪些比較特殊的情感？
蘇曉東：作爲廈門人，肯定對鼓浪嶼有特別深的感情。
在我小時候，我的伯父是鼓浪嶼二中的校長，我經常上島找我堂哥堂姐玩，偷他們的金魚。我跟現在的老鼓浪人一樣，非常懷念八十年代非常安靜的鼓浪嶼。
進入青春迷茫期，我經常來鼓浪嶼跟同學玩。那時的鼓浪嶼就像廈門的世外小花園，船票只要三塊五。
後來我又在這裡經商，十幾年裡，從文創到書店，也出了好幾套跟鼓浪嶼有關的書。
2016年，鼓浪嶼申遺那年，我們協助鼓浪嶼管委會做了很多工作。那一年遇到了廈門史上最大的颱風，莫蘭蒂颱風，很多古樹名木被毀。我們利用這些古樹名木，發起了“莫蘭蒂藝術再生計劃”。
現在到島上來，還會看到很多樹，一百年前是那樣的姿勢，經歷了颱風，現在是這樣的姿勢，換了個角度跟我們對話。
那些被吹倒的、一百五十年以上的古樹名木大概二十幾株，通過實地考察，選取了16處倒伏古樹所在的位置，製作了“鼓浪嶼倒伏古樹名木”紀念牌，以此作爲對這一自然事件的記憶留存。
我們在每一塊紀念牌寫上一段詩句，詩句內容關於大自然、關於鼓浪嶼，也標記着每棵倒伏古樹的地圖點位。
在《島嶼詩》書中就放了一張鼓浪嶼地圖，標記了倒伏古樹的位置以及53個世遺要素的位置，這就是我們編輯的鼓浪嶼詩歌地圖。
林少：我02年在廈門讀大學，來過鼓浪嶼很多次。覺得鼓浪嶼不僅是廈門的，也不僅是中國的，而是世界的。你在廈門土生土長几十年，對鼓浪嶼近百年來的變化是怎麼看的？
蘇曉東：鼓浪嶼其實是個壓縮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我時常回望，一百多年前，也就是20世紀20年代，那時的鼓浪嶼是什麼樣的呢？
在整個世界大浪淘沙、充滿不確定性，而中國人必須迎向世界的背景下，島上發生了很多事。
西洋文化、南洋文化，還有本地的中國傳統和閩南文化，在彼此衝突的過程中形成了新秩序。
長達半個多世紀，13個國家的文化在此交織，所以鼓浪嶼的多樣性、多元文化是很難得的。
1926年，時任廈大校長的林文慶籌建國學研究院，林語堂受邀出任廈大文科主任，魯迅、沈兼士、顧頡剛等國學名士，相繼到廈大任教，一時有林語堂“將半個北大搬來廈門”之說。
林文慶和林語堂都住在鼓浪嶼，廈大教授或有往來，都需上島，1926年的鼓浪嶼，也因爲廈大先生們的聚集，多了幾分人文浪漫氣息。
今天的鼓浪嶼就缺少了這種人文浪漫和多元文化，我們好像在鼓浪嶼很難談到國際大事，只能談這座島本身該如何自處，島上居民流失了該怎麼辦、島上旅遊商家經營困難怎麼辦，甚至到上島船票怎麼買、民宿入住率下滑怎麼辦，這些非常具體而侷促的問題。這一百年的對比，讓我感慨非常大。
林少：這本書確實讓我對鼓浪嶼的人文歷史，有了不一樣的認識。這53個故事裡，有哪些人是你特別想推薦的？
蘇曉東：這53個已經是我們從鼓浪嶼幾百個名人中不斷去篩選的了，每一個都特別精彩。所有這些故事裡，我最喜歡的還是林語堂。
林少：你覺得鼓浪嶼給了林語堂哪些關於生活藝術的靈感？
蘇曉東：我想鼓浪嶼一定是給了林語堂先生很多的啓蒙教育與人文影響的。
他在書中回憶，家族因爲太平天國戰亂躲到鼓浪嶼，他的父親是虔誠的基督徒，他和哥哥在這裡接受教育。他後來懷念最多的，是坐船往來於鼓浪嶼和漳州阪仔之間的細節。
他還寫過，中學畢業典禮次日，他獨自坐在空曠的操場上，意識到自己的學習生涯告一段落了。
然後他離開鼓浪嶼前往上海求學，之後又出國留學，在外學習生活的過程中也在不斷回望和反思過往的生活經歷。
我想，他青少年時期在鼓浪嶼接受的中西文化融合的教育經歷，對他自身性格的養成、學術生涯的選擇，會起到很大的作用，他曾形容自己是“一捆矛盾”。
30年代，也就是中國歷史上最淪落、最不堪的時候。他在美國寫下《吾國與吾民》和《生活的藝術》。魯迅認爲他應該翻譯西方的先進思想，但林語堂卻堅持要先向西方介紹中國人的生活和哲學。
林語堂在他的《八十自述》中寫到，在鼓浪嶼的教會學校讀書時，學校不允許他們閱讀中文報紙和書籍，這讓他非常厭惡。
或許正是因爲這樣，他堅決的要以他國語言，把中國故事講給世界聽。
當美國人都在談論效率和工業革命時，他在美國講中國的生活藝術。
他說中國人的敏感是詩意化的，從阪仔到鼓浪嶼，他經歷的山水，在他的記憶裡形成了詩歌一般的畫面。
這本書在當時能賣到25萬冊，真的非常驚人。在那個時代背景下，許多知識分子都在思考如何持續華夏文明。
作爲一個在鼓浪嶼成長起來的文化人，這可能是他和其他革命者不同的方式。
林少：談到林語堂，他的愛情和婚姻也是爲人們所稱道。
蘇曉東：我們曾經在蟲洞書店裡做了個互動裝置，是林語堂先生和他太太廖翠鳳結婚後的一段對話，他說結婚證只有離婚時纔要用，不如燒了，他真就燒了。這是個很幽默的做法，等於燒了婚書，燒掉離婚的可能性。
林少：他們的感情非常深。
蘇曉東：他們這麼深的感情，是來自兩個人互相攙扶着行走世界，從中國到美國到德國。
當然也有很生活的層面，有段時間廖翠鳳得了盲腸炎，做手術期間沒辦法照料家庭，林語堂竟一個禮拜幾乎沒吃飯，他離開廖翠鳳應該是真的會活不下去吧，哈哈。
所以我想，當有一個人陪你走世界，幹事業，在你落寞的時候跟你一起經歷許多困難時刻，這樣的情感是很難割捨的。
林語堂肯定有很多女粉絲的。他說過一句名言，把愛情當點心吃，把婚姻當飯吃。
還有一次在德國，房東太太勾引他，他就裝暈倒了，說翠鳳、翠鳳趕緊來。
聽到他喊太太的名字，房東就醒悟過來。所以他是很會用幽默去面對生活的，“幽默”這個詞也是他翻譯發明的。
林少：很多人都說他是幽默大師，我認識你這麼多年，你也挺幽默的，你如何看待林語堂的幽默？
蘇曉東：林語堂說過，當幽默從名詞變爲動詞時，稱之爲“幽他一默”或者“幽我一默”。幽他一默好像容易一點，幽我一默其實挺難的，需要放下身段，擁有自我覺察的能力。
他在《生活的藝術》中提到了觀察人的四個維度，第一個維度是現實，第二個維度是夢想，但理想與現實之間往往存在很大的落差，怎麼辦呢，就說到第三個維度——幽默。
當努力卻得不到時，我們要學會接受甚至放棄，用幽默來化解。第四個維度，就是敏感度，敏感地捕捉到生活細節，並用幽默處理。
生活常常是沉重的，所以我們要學會自嘲，讓自己輕鬆一下。林語堂說，人生不就是笑笑別人，也讓別人笑笑自己嗎？
很多人打雞血，把自己武裝到牙齒，但越往前走，越會面對愛與恐懼，面對得到與失去，這時幽默尤其重要。
林少：你在林語堂身上感受到的最有共鳴的點是什麼呢？
蘇曉東：就是爲自己尋找快樂。林語堂在經歷那麼多困難後，仍能用豁達的心態去寫蘇東坡，我覺得這已經不單是智慧了，是時間浸育出來的歷煉。
我特別感動的是，他投入到作品裡，不是爲了花哨的外表，而是讓自己在感到愛與恐懼的過程中找到一個支點。
林少：你在書裡提到林巧稚，她也是在鼓浪嶼長大的，她有哪些地方讓你比較動容？
蘇曉東：大家都知道林巧稚是“萬嬰之母”，我想分享她的兩個故事。
一個是她當時在考協和的時候，是一個大夏天，考場非常炎熱，隔壁桌的考生中暑暈倒了。
這時她面臨一個選擇，救同學還是繼續考試，她選擇了前者，沒有完成考試。當時她想成績估計不行了，考不上，很痛苦。
後來協和還是錄取了她，一來她其他科成績很不錯，二來協和也想要醫者仁心的人。
協和醫院在解放前是個教會醫院，對婦產科的要求是不能結婚，否則要轉到其他科室。林巧稚當時寫下承諾，不婚不嫁，不生孩子，我想她做這個決定還是會有糾結的。
還有一個故事，1949年，共和國成立那一天，邀請她參加儀式，林巧稚拒絕了，她說自己是一個醫生，要堅持在自己的崗位。
林少：我去過很多城市，最喜歡的還是廈門，非常包容、友好，我已經把廈門當成自己的第二故鄉了。
很多人在鼓浪嶼有奇妙境遇，比如你在書裡寫，當年蔡元培先生來鼓浪嶼避難，1936年郁達夫拜訪弘一法師，書裡還有哪些有趣的相遇嗎？
蘇曉東：弘一法師是修律宗的，不會爲任何一個寺廟停下來做住持的。當時他要去南洋，一場颱風讓他在閩南停留，他發現泉州滿街是聖人，就留下來了。
在南普陀寺，他看到很多藏在寺廟裡所謂的“和尚”，就做了個養正院，告誡青年佛教徒，做人當好好做人，做和尚當像個和尚。他是用自己的身體去踐行做規範。
1936年，弘一法師得了場大病，在泉州都寫下遺願了，還好一場手術救活了他。他想到南普陀寺靜養，結果南普陀香火過於旺盛，他於是想到曾經去過的鼓浪嶼上的日光巖。
結果日光巖的香火也很旺。到了日光巖的第二天，弟子上來問他如何，他只回了四個字：木已成舟。
他意識到，要改變的是自己的心境，而不是外部環境，便在這裡定靜下來，弘一法師在日光巖一共靜修八個月，可能是他這一生裡，持續一段時間停留最長的一個寺廟。
這期間，郁達夫慕名而來。估計弘一大師不太瞭解他，又正在靜修，只是跟他禮貌性見了一面，但那次見面給郁達夫帶來很深感悟，他回去後寫了很多文字，也和弘一大師保持着互動。
豐子愷也追隨弘一來到這裡。豐子愷說，弘一是個住在三樓的人。住一樓的人滿足於物質，住二樓的醉心藝術文化。
弘一走過了一樓，在二樓，他把西洋畫、東洋畫、戲劇等各種當代藝術引入中國，仍不滿足，他探求的是不斷叩問靈魂生命的第三層樓。
林少：弘一大師當時應該也給了郁達夫蠻多能量。
蘇曉東：是的，當時郁達夫充滿了青春的熱情，帶着對風花雪月的浪漫和對革命的憧憬。
而弘一經歷了那麼多，如此強大而低調，我想那種別樣的力量，一切的氣場、氛圍都會影響到他。
郁達夫是個非常敏感的人，弘一也是，所以他們的交流不僅僅是語言上的，更是心靈上的。
郁達夫後來到東南亞，以辦酒廠的名義支持革命者，以婉約的方式跟日本打交道，最後被日本人殺了。他前後文風和革命方式的變化，或許跟他在鼓浪嶼與弘一法師見面有關。
所有的遇見都是重逢，可能冥冥中早已註定，在這樣的地方，會有這樣一場對話。
包括鼓浪嶼之所以會有那麼多名人，可能也要追溯到鄭成功的年代。我覺得歷史上有這樣一種前因後果，也許我們當下在這裡的討論，一百年前就已註定了。
林少：所以你想通過這本書分享什麼，想爲鼓浪嶼做點什麼呢？
蘇曉東：我十八九歲，經常跑鼓浪嶼的那個時候，是朦朧詩時代，我寫了一些詩歌。到這麼多年後的今天，我開了蟲洞書店，經歷了很多事，也遇見了鼓浪嶼各個角落的許多情緒。
我們在編輯這套書的時候，想說用53個名人故事，來對應鼓浪嶼的53個世遺要素。
而裡邊每個故事和詩歌，都與我曾經的情緒、我的迷茫與感悟對應。這實際上也是我對鼓浪嶼的表白，我對自己的反思和尋找。
我之前在英國面試藝術家的時候，發現大英圖書館裡有很多中國寶貝，甚至文獻，這些文獻典藏是公開的，可以複製的。
我託藝術家複製了大英圖書館裡所有跟鼓浪嶼有關的文獻，第二年春天，藝術家帶給我一套六千多頁的文獻，其中有一本詩集，來自一個在鼓浪嶼生活過的傳教士。
哇我就感覺，一個半世紀前住在鼓浪嶼上的真實人物，他的情緒和我有那麼大的共鳴。我想重新把這些詩歌整理出來。
我十八九歲在《星星詩刊》上發表詩歌，叫《陪我看海》，今天這本書，除了陪我看海，還希望能陪我讀島。不只是看表面的風光，而是感受其中人和人之間的碰撞。
鼓浪嶼2016年申遺，2017年獲得世界文化遺產，是以“歷史國際社區”的名義獲得的，有53個世遺核心要素。
在鼓浪嶼申遺成功之後，這裡最大的價值是人文價值，而非風光價值。但大部分來到這裡的人，還是停留在看風光、看建築的階段。
但鼓浪嶼有一百五十多個“中國之最”，有那麼多的名人故事，是需要在鼓浪嶼住下來、沉澱下來去感受的。
那些當年住在島上的人，下過南洋，辛苦賺了血汗錢，回來重新建設家鄉。
這些華僑的教育態度是，讓下一代在島上受到一等教育，再把他們送去國外，再回來建設家鄉和自己的人生。這就是島上會出現林語堂、林巧稚、秋瑾、馬約翰等等大人物的原因。
所以這本書，我不敢有太大的奢望，就希望用這樣一本容易攜帶的小書，讓大家能輕鬆地閱讀，跟島上的歷史人物對話，感受從四五百年前的鄭成功時代，到後來的華僑，這個島嶼經歷了什麼樣的歷史。
林少：過去的幾年裡，整個世界都經歷了巨大的變動。你書中記載的關於鼓浪嶼的53個故事跨越了百年，維度更加廣闊。這53個故事，能給現在內心不安的人們帶來哪些力量？
蘇曉東：我寫這本書的時候，雖然用詩意的語言去描繪，但每個故事都隱藏着巨大的難，甚至是悲哀、失落。
我在倫敦參觀過一個名爲“愛與恐懼”的展覽，講述從一戰到今天的世界變化。展覽提到，人類經歷不同的文明階段時，都會面對愛與恐懼，無論是神之愛、人之愛還是我之愛。當愛失去時，我們該如何面對恐懼？
在寫這本書時，我面對鼓浪嶼衆多傑出人物，他們中許多人都在中晚年經歷了巨大的坎坷和悲傷，這背後有着大時代的傷痕。
前不久，我看了一期採訪許倬雲先生的節目，他童年時期在鼓浪嶼，然後走遍世界，他現已94歲高齡。
他近年來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與年輕人分享他的歷史觀。我記得他在一次採訪中安靜地說了一句“但悲不見九州同”，然後像個孩子一樣哭了。
我覺得鼓浪嶼並沒有老去，雖然很多東西被遮蔽，但它依然鮮活，力量仍在。鼓浪嶼上有很多名人後代，他們還在默默地守護着，這些碎片一樣的存在，正是我們這個時代需要拼湊的。
開蟲洞之前，我出了本《鼓浪嶼事典》，我特別喜歡裡邊一句話，“你不知道什麼時候被碰了一下，就是那麼一下，你的眼神變了，你的狀態變了，不是遇見了過去，就是撞到了未來。”我在做的一個事情就是在鼓浪嶼，尋找時間的碎片。
我們今天做的事，包括我寫的書，你做的文化傳播，都是在尋找這些碎片。幸運的是，我們迎來了一個偉大的時代——AI時代，它可能會幫助我們重新整合這些碎片。
林少：你編輯鼓浪嶼的故事，這本書給到你個人哪些力量？
蘇曉東：我特別喜歡“鼓浪”這兩個字，它們對我來說既是名詞也是動詞。鼓浪的動詞意義，代表着一種自發的力量，就像鼓浪嶼的海水，雖然不那麼清澈，但正是這種混沌的力量，讓我感受到了山的篤定與海的開放之間的矛盾之美。
我總覺得，島與島之間最好的連接方式不是大陸，也不是橋，而是那艘小船。那15分鐘的航程，讓我們有機會緩一緩、停一停、發呆一下。這種距離感，是鼓浪嶼與我們之間的最好距離。
儘管我們在鼓浪嶼經歷了生意上的不易、疫情的挑戰以及文化旅遊業態的掙扎，但放在一百年的歷史長河中來看，這些都是非常小的事情。
我年輕的時候也拼命往外跑，但現在覺得，如果能在鼓浪嶼上安靜地做一件具體的事情也很好，我希望這件事不僅僅是島嶼的事情，也是世界的事情。
我也特別建議來鼓浪嶼的遊客，一定要在這裡住一個晚上，體驗那種一期一會的瞬間可能帶來的力量。
林少：您的書店叫“蟲洞”，這個名字也很好。
蘇曉東：“蟲洞”這個名字是我和這個空間的設計師孫建華一起想到的，我們當時在北京的芳草地，看到樓下車水馬龍的擁堵，就在想希望真有時空隧道，把人可以瞬移到另一個時間和空間裡，就想到蟲洞這個詞。
我們希望能有一個空間就像是蟲洞，讓人暫時逃離現實生活，進入另一個有趣的、自我的時空裡，最後在鼓浪嶼找到了這樣的一個空間。
蟲洞就是一個時間的連接器，我們希望能在這個空間看到鼓浪嶼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我們鑽進去，可以遇見歷史，以及其中無數的人，也能看到現在，島上還有很多平凡人的故事。
我給你講一個真實故事，鼓浪嶼上面有個老師，在特殊時期被批鬥。他每天早上去勞改，去挨批鬥，晚上回家安靜地書寫，寫了一本厚厚的、從來未被髮表的《秦始皇傳》，他每天就是依靠着這個寫作支撐自己。
林少：時間是可以被定義的，但拋開定義，其實只有當下。我們鑽進這個當下，就能穿越到一百年前，甚至更久遠的歷史。
蘇曉東：是，所以空間很重要，就像再好的和尚也得有個道場。我剛來到這個房子的時候，會在想一百多年前它的主人是怎樣的，後來怎麼落難了。
最後我想說，這本書是我寫給鼓浪嶼的一封情書、一封信，也是我這十年來在鼓浪嶼的沉澱和共創的回放。
我希望通過這本書，與朋友們做一些溝通、分享和交流，我相信這種力量也會回饋到自己身上。
作者 | 天明，《我問》欄目由十點讀書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