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婉諭／「僅限防疫目的」實聯制遭濫用？亡羊補牢從完善政策法制始
● 王婉諭／時代力量立委
「僅限防疫目的，不得爲目的外利用」的簡訊實聯制，可以用來鎖定嫌犯行蹤嗎？
不久前，一位法官投書指出，他在審覈搜索票時，竟然發現警方偵辦案件時，竟使用簡訊實聯制的內容來鎖定嫌犯行蹤。這樣的行爲，等於破壞了「僅限防疫目的使用」的規定，不僅侵害人民隱私，若民衆因此擔心個資遭挪用而不再信任實聯制，恐爲日後疫調工作帶來隱憂、釀成防疫漏洞。
目前簡訊實聯制的運作機制，是民衆發送含有場所代碼的簡訊至1922，相關的紀錄都僅有電信公司留存，指揮中心承諾，這些資料「僅限防疫目的，且不得爲目的外利用」。
▲指揮中心承諾簡訊實聯制僅用於防疫目的，警方依法取得實聯制簡訊內容卻惹議，此爭議則凸顯政府對當前防疫政策的法律規範基礎不足。（圖／翻攝於Facebook／王婉諭）
但是，我們就想問，指揮中心作此承諾的法律定性及授權依據爲何？法制面空缺的問題，很快就浮上了檯面。
雖然指揮中心做出了承諾，卻忽略了偵查實務上，警方根據《通訊監察保障法》向電信業者合法調取的電信資料，本來就涵蓋通信紀錄、位址、簡訊等內容；而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0 條，電信業者依據例外條款「依據法律明文規定」，可以將資料提供給檢警作爲目的外使用。
也就是說，法院、檢警取得資料是合法的，電信業者把資訊提供給檢警也是合法的，但是指揮中心卻做不到在設計制度之初所保證的承諾，也破壞了人民的信任。
歸根究柢，其實原因就在於，政府承諾簡訊實聯制僅用於防疫，卻沒有建立足夠的規範去處理疫情期間疫調資料，以及怎麼限制「目的外使用」的爭議；無論是之前的紙本實聯制，還是現在的簡訊實聯制，疫情指揮中心均僅透過公佈《COVID-19防疫新生活運動：實聯制措施指引》，或透過記者會一再保證「僅限防疫目的，且不得爲目的外利用」的承諾。
▲面對法官爆料簡訊實聯制遭警方拿去辦案，指揮中心則重申「請警政署通令所有警察機關，主動不使用因通訊監察獲得的簡訊實聯制內容，避免造成外界不必要的誤解」。（圖／指揮中心提供）
然而，這份《實聯制措施指引》，法律授權基礎及法律定性卻都不清楚，而且，目前這個指引甚至跟原先《個人資料保護法》、《通訊監察保障法》等規範互相沖突。
究竟哪部規範應優先適用，又由哪個單位擁有解釋權限？指揮中心召開記者會所作出的各種口頭保證，在法律上又有什麼意義？
除此之外，即便法制完善了，但目前仍欠缺中立的專責個資保護機構，來負責審覈及確保個資使用範圍，指揮中心到底要如何確保實聯制資料，能夠確實排除目的外利用呢？
時至今日，指揮中心對以上的問題，都沒有說明清楚，只在日前的記者會中再次承諾，「請警政署通令所有警察機關，主動不使用因通訊監察獲得的簡訊實聯制內容，避免造成外界不必要的誤解」。
但「主動不使用」的意思是什麼？如果是要求電信業者不得提供實聯制簡訊內容，仍必須說明清楚，這個措施的法律依據爲何，爲何指揮中心能據此介入司法偵查？若是排除作爲刑事證據使用，則指揮中心又因據什麼樣的法律依據，去幹涉法院對於證據能力的評價？
其實，簡訊實聯制的問題，只是凸顯了政府整整一年來，忽視疫情期間法律基礎建設的冰山一角；若指揮中心真要達成承諾，簡訊實聯制一開始就必須具備完整的法律規範基礎，並且明確排除其他目的的使用。
因此，我們也要在此呼籲，指揮中心應儘速完善法制、另訂規範，並且也應與司法院、法務部、警政署各單位協調，將簡訊實聯制的相關資訊排除於通信紀錄外，明令偵查機關不得調取疫調簡訊，而且，法院核發通訊監察書時，也應主動指示不得調取「疫調簡訊」，才能達成只用在防疫用途的承諾。
請儘速以實際作爲來亡羊補牢，而不是喊出一張「僅限防疫目的」的空白支票，卻讓人無所適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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