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以爲的中文漢詞其實是日本製 現在生活中仍經常使用
●精選書摘
文／陳柔縉（作家）
近代中國知名文人郭沫若生於十九世紀末，小胡適一歲。少年時到天津報考軍醫學校，國文有一題，「拓都與幺匿」，他說這五個字讓他摸不着頭腦，「我自己不記得糊里糊塗地寫了什麼東西去繳了卷」。出了考場，他很驚訝，六位四川同鄉考生竟有一位知道這幾個字的意思，原來是「total」和「unit」的中譯，出自清末大翻譯家嚴復之筆。這位厲害的考生還解釋說，「拓都大約是指社會，幺匿是指個人」。郭沫若自傳寫到這裡，忍不住哀叫，「我的媽！」「我的媽」三個字，側寫了二十世紀初中國文字世界的一個衝突。
透過東學引進西學十九世紀，中國和日本都迎戰了西潮激烈的拍擊，西方的知識、制度、文明、物質，不論抽象的、具體的，在在需要了解與學習。翻譯西書是重要的一步。
日本方面，幕府原禁洋書，直到十九世紀中期，和美國訂定通商條約，開放港口，相關書籍大舉輸入。先前十六、十七世紀，利瑪竇、湯若望等外國傳教士抵達中國。中國人不需要向他們學洋文、翻譯西書，這些傳教士自動就用漢文寫成《萬國輿圖》、《幾何原本》和《乾坤體義》等兩百多本書籍。這些書在中國如泥牛入海，未起刺激作用。十九世紀中期，日本卻視若瑰寶。例如英國人合信（Benjamin Hobson）的醫學著作《全體新論》，前後被日本人翻印十次。美國人丁韙良（W. A. P. Martin）譯的《萬國公法》，翻印過五次。
日本也設立了「洋學所」，後陸續改稱蕃書調所、洋書調所、開成所，名稱儘管不同，學習西方科學、語言的目的一致。如此累積了豐碩的翻譯成果。
古老的日本原本沒有文字，一千多年前漢化後開始導入中文，順應日語語法，創出平假、片假，與漢字搭配，構成所謂的「日文」。現在日本以片假名譯表外來新概念、新事物，十九世紀中期大量翻譯西學時不一樣，當時多以漢詞譯出。
日本彷彿是西學班的學長，當中國想積極趕上世界列強，送去日本跟學長，比送去歐美老師那邊似乎更簡單快速。除了地理距離近，日文多漢詞，更讓中國人安心。在中國人眼中，日文和中文「同文」，清末的改革派康有爲就說日文「十之八」是漢文，梁啓超更樂觀說，「學日本語者一年可成；作日本文者半年可成；學日本文者數日小成，數月大成」。
1894甲午年，清日兩國開打，隔年清敗割讓臺灣。1896年，清廷首次派出十三位留日學生。而據日本學者實藤惠秀研究，到了十年後的1906年，當時留日的中國學生已達八千人。
於是，留日派帶回中國一大堆「新名詞」，時髦又先進，從清末到民初，日本製造的漢詞無縫接軌，自然融入中文體系。有點像原料加工，轉變成商品，回銷原產地一樣；把日本漢詞拆散，每個字都屬中國人原有，卻是日本吸收西方知識後，運用組合而創造的新產品。若以現代的觀點看，新名詞的智慧財產權應歸於日本。
翻開這些日製新名詞，現代人不瞠目結舌者幾希。一般用詞的「方面」、「反應」、「支持」、「成分」、「定義」、「相對」、「記憶」、「浪漫」、「退化」、「進步」、「高壓」、「手段」、「具體」、「距離」、「唯一」、「前提」、「理論」、「間接」、「基地」、「原則」、「流行」、「教育」、「提供」、「幹部」、「會談」、「對象」、「確定」、「綜合」、「住所」、「強化」、「軟化」都是。物品方面有「玩具」、「鉛筆」、「參考書」、「電池」、「馬鈴薯」。經濟方面的「經濟學」、「入超」、「出超」、「景氣」，商業的「交易」、「信託」、「金融」、「高利貸」、「消費」、「公債」、「證券」、「廣告」，政治的「人權」、「主義」、「自由」、「共和」、「政黨」、「革命」，法律的「判決」、「所有權」、「仲裁」、「公證人」、「財團法人」、「動產」，統統都是日製新漢詞。哲學的「唯心」、「唯物」、「理性」、「思想」，文化的「文化」、「出版」、「美術」，醫學的「神經」、「動脈」、「內分泌」、「結核」也出自日本翻譯之手，便不足爲奇了。據學者研究，總數近五百個。
清末民初，郭沫若就是受用這批新詞的年輕人，無多違和。但是，另一批學者官紳就渾身不適了。特別是留英的嚴復，他不假日本之手，努力從洋學原產地的英文原着翻出中文新詞。讓郭沫若叫出「我的媽」的拓都和幺匿，都是嚴復苦心考究漢英語學的結晶，卻勢單力孤，產量慢而少，最終仍不敵日本大量製造與傾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