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史話－中國通史應按文化寫非依朝代
在劍橋大學，金庸除了寫論文，還喜歡和教授們探討學問。他說：「有一個問題就是，以前歷史學家認爲投向清朝的那些有學問的人是漢奸，現在我們的種族觀念跟以前不同了，不大分漢族、滿族，大家互相團結、互相幫助。我到北大演講也主要講這個問題。好像大家都是兄弟民族，我們漢族辦得不好，你滿族管管中國也不差的。」
接着，金庸的博士論文研究安祿山造反，唐玄宗派了他的兒子榮王去抵抗，後來榮王死掉了，歷史上也沒有講爲什麼會死，他手下的兩個大將也給殺掉了。金庸說：「這中間一定大有問題，是太子派人把弟弟害死了，把兩個大將殺掉了。我找了很多證據，證明這個事件是歷史上造假，其實是太子在發動政變，把弟弟殺掉了，而且他佔有軍隊，連父親也不敢動他。我的基本論點是中國的皇位從來不講傳統或憲法，實際上是哪個有兵權，哪個會打仗，就傳給哪個。中國是不講憲法，講兵權，外國也講兵權，但是外國做得表面上漂亮一點。」
在劍橋騎單車上課
金庸的老師麥大維早已到了退休年齡，爲了等金庸把博士論文寫好，特意延遲兩年才退休。而劍橋大學校長對金庸說：「劍橋大學現在你是年紀最大的學生，我們最喜歡。」
金庸在劍橋大學真正讀書差不多兩年。「在劍橋大學，本來我騎單車就很快過去，我太太說：年紀大了騎單車很危險，汽車也不大守規矩。所以要我坐的士去上課，坐的士就很貴，差不多一百塊錢港幣一次，也是她陪我去的。後來，我去一次，我的老師也會騎單車到我家裡來教一次。」
我問：「您在世界上很多大學都拿了榮譽博士學位和教授稱號，還是那麼感興趣到大學讀書？」金庸說：「我到劍橋，目的不是拿學位。我喜歡跟有學問的教授討論問題。」
在我訪問金庸兩年後，他終於在2010年獲得劍橋大學博士學位，時年八十六歲。
在劍橋大學，金庸除了寫論文，還喜歡和教授們探討學問。他說：「有一個問題就是，以前歷史學家認爲投向清朝的那些有學問的人是漢奸，現在我們的種族觀念跟以前不同了，不大分漢族、滿族，大家互相團結、互相幫助。我到北大演講也主要講這個問題。好像大家都是兄弟民族，我們漢族辦得不好，你滿族管管中國也不差的。」我接話：「《書劍恩仇錄》的民族觀念就比較濃一點，到了《鹿鼎記》已經沒有太強的民族觀念了。」金庸說：「進步了。我到了《天龍八部》已經很反對這種民族觀念了。」
我問：「我聽說您的小說封筆之後，有人問您有什麼感興趣的事，您說想寫一本中國通史，現在還有這個興趣嗎？」金庸說：「我研究歷史越多，越來越覺得困難了，歷史的觀點也不同了。北京大學教授蘇秉琦先生，現在過世了，他說研究中國歷史有兩個怪圈，第一個怪圈就是我們用漢族觀點，你滿族人來侵略我們，投向滿族的人就稱爲漢奸。我的觀點跟蘇先生一樣，認爲中華民族之所以強大，是因爲各種種族文化融合在一起，一起發展。還有一個怪圈，他認爲馬克思主義這種西方的觀點來套到中國頭上，是不對的，中國歷史的性質跟外國曆史的性質是不同的。我覺得馬克思主義有一部分觀點是對的，馬克思有一個觀點我是很同意的：他認爲歷史的發展是因爲經濟問題，經濟因素是很重要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爲中國歷史要經過五個階段這一套，蘇先生認爲是不對的。我覺得蘇先生這個觀點對，中國歷史不是照西方這樣發展的。」
我說：「余英時先生認爲陳寅恪先生到了中年以後，已經沒有寫中國通史的想法了。」金庸說：「我將來還是想寫中國通史的，但是我覺得越來越難了。當時年紀輕，還不知道這樣難，覺得照以前錢穆或者范文瀾的中國通史改一下就可以了，現在我覺得他們很多都寫錯了，其實中國通史不應該照朝代來寫，應從最早的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一路發展下來，你到西安、杭州看看哪一代的文化，不應該照朝代來寫，而是照文化來寫。中國通史是很複雜的。」
金庸的小說裡深含中國歷史，而他在小說中的「注」常常寫成一篇歷史考證的論文。我說：「其實您的一些歷史觀點已經表達在小說裡了。」金庸說：「像明代最後，李自成的手下到了北京城以後就姦淫虜掠，有些朋友就不贊成我這樣寫，他們認爲李自成很好的。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有一位老師，專門把李自成放縱部下在北京做很多壞事的資料給我，我把這些資料都寫到裡面。」
金庸小說沒寫過唐代
我問：「您是不是對明代歷史讀得比較深？」金庸說：「明代歷史比較懂，明代、清代跟現代比較近一點。」我笑道：「有人考據說，《笑傲江湖》就是發生在明代的。」金庸也笑了：「噯，有人認爲《笑傲江湖》就是明代的故事。」
我說：「您的小說沒有寫過唐代，但是論文現在寫到唐代了。」金庸說：「我覺得唐代歷史比較難寫一點，因爲唐朝離開我們太遠了。我的《射鵰英雄傳》最早寫到宋朝，宋朝還可以，唐朝的人坐在地下，喝的酒、茶跟現在不一樣，宋朝已經跟現在不大同了。唐朝在中國歷史上是輝煌的，但是唐朝的生活習慣我不大瞭解，所以我不寫，因爲寫武俠小說要寫到一個人的生活習慣。」
閒讀金庸小說時，我留意到一些生活細節。比如《天龍八部》中說段譽喝了碧螺春，北宋本地人叫做「嚇煞人香」。估計金庸以宋人飲明清茶。據鄭培凱《茶道的開始》，宋代主要煮茶方式爲點茶法。而王稼句《懷土小集》則證碧螺春的流行，約在清初。
在閒談中，我和金庸聊起他的老朋友。現在回望，這些舊日的風流人物多已仙逝。
當我問起：「您跟同輩的羅孚先生、梁羽生先生還有聯繫嗎？」金庸說：「我跟他們都是《大公報》同事，後來辦《新晚報》。羅孚和梁羽生都是我的好朋友。羅孚常常見面的。梁羽生跟我也要好的，現在澳洲，生病生得很厲害，我準備過年的時候去看望他。他在香港中風進醫院，我去看過他。現在我年紀大了，以前很多老同事都過世了。」
我到北京採訪過李君維先生，當年李君維和金庸一起考進《大公報》。金庸即刻說：「他是聖約翰大學畢業的，跟我一起考進《大公報》的。我到香港來跟他有關，本來要派他到香港來，他剛剛結婚，不來香港，那麼，報館就派我來了。他現在怎麼樣？」（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