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二本學生 纔是基數最大的打工人
來源：新週刊
作者/趙皖西
編輯/曹吉利
985廢物、小鎮做題家、績點爲王、內卷化競爭……最近互聯網上興起的各式教育話題，很容易讓人產生一種錯覺：人均985，遍地211，如今的天下，早已是優等生的天下。哪怕是焦慮，也只有名校生焦慮的份。
事實並非如此，2020年，中國應屆畢業生人數高達874萬，重點大學的學生只在其中佔據很小的比例。“大學生”這一身份所涵蓋的龐大數字，更多是由二本及以下學生組成的。
在多重因素的影響下，今年大學生就業形勢異常嚴峻。但作爲就業的主力軍，二本畢業生們的現狀卻鮮少有人關注，甚至很多人自己眼中的未來也面目模糊。
在各種就業調研報告上， “二本學校”的表述被摺疊在除“雙一流”以外的“地方本科院校”之中，在其中生活學習的年輕人，成了輿論場上沉默的大多數。
不可抗力將今年的就業難度推向高峰。/圖蟲創意
前段時間，廣東F學院的黃燈老師出版《我的二本學生》一書，用自己15年的一線教學經驗，通過對4500多個學生的長期觀察和長達十幾年的跟蹤走訪，向我們勾畫出一條中國年輕羣體最爲常見的成長路徑。
他們艱難走過應試教育這一道關卡，並不算成功地通過高考，歷經衆多就業挫折和社會捶打，在不同的人生岔路口分野，最終與社會撞個滿懷，摸爬滾打，跌跌撞撞，融入到生活的洪流當中。
有人說，他們是當今轉型期中國最憂傷、迷茫的一羣人。“二本學生是中國最基本的底色，也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黃燈老師說。
《我的二本學生》黃燈 著
在夾縫中就業
去年6月，畢業一年多的豫子辭掉了自己在深圳某銀行的“鐵飯碗”。
就像網上無數個聲稱自己終於“逃離銀行”的年輕人一樣，做出這個決定，對豫子來說並不容易，只因爲她二本的學歷背景。
但無數個日夜的輾轉反側、越壓抑就越膨脹的不甘心、高考選專業時的夢想……種種原因，都在無形之中牽引着她遞交了那份辭呈。
今年剛滿23歲的丁一，同樣畢業於一所二本學院，同樣在銀行工作，至今仍處在糾結之中。今年6月份，他抓住來之不易的升職機會，從櫃員轉崗成爲大堂經理，但工作幾個月後，他開始考慮是否要辭職。
或許是因爲城市的差異，進入銀行一年多時間，丁一每月的收入遠不如在深圳的豫子，晉升機會也不多，每天還必須面對小地方無數複雜的人際關係。
丁一自己粗略統計，自己所在銀行，每年招進來的應屆畢業生，會有二到三成在不久之後選擇離職。
“銀行就是一個你出去很容易，再進來就難了的地方。”這些告別銀行的年輕人，做的是一個無法回頭的職業選擇。
微博超話#今天你從銀行辭職了嗎#有一億多的閱讀量。/圖蟲創意
據麥克斯研究院最新發布的《2020年中國本科生就業報告》，2019屆本科畢業生就業率顯著下跌，同比下降1.4%。
史上最難畢業季，被巨量的畢業生迎面撞上。疫情影響下，大量企業或裁員或縮招，最先感到寒意的，往往是二本學生。
南開大學在數年前曾對二本院校畢業生的就業競爭力進行調研，結果顯示，二本院校畢業生的簽約率不僅遠低於重點大學，更低於三本學校的畢業生：
一本學生的整體就業競爭力明顯高於二本學生，這不必說，而三本學生的家境普遍較好，也有利於他們的就業和前途。
二本學生夾在其中，既沒有原生家庭在經濟和社會關係上的扶持，也受困於有限的教育資源，在劇烈的就業競爭中被無情甩出。“自主擇業”，輕飄飄的四個字，略過了二本學生在就業過程中遭受到的結構性不平等。
二本學生，就業市場上的“夾心餅乾”。/圖蟲創意
黃燈老師帶過的2019屆畢業生，去年就業情況也很一般。來自湛江遂溪的美芽進入了廣州市某巴士公司，這是班裡少數幾個進入事業單位的同學。
得益於廣東F學院的特殊金融屬性，往年即便不是金融專業的學生，很多也能進入銀行工作，但比例明顯降低。更多的情況是，學生們在選無可選之下，進入一些小的媒體公司或者微小型企業，從事公衆號運營等邊緣工作。
教育行業一直都是本科畢業生的就業熱門。由於近年來中小學課外輔導班的火爆，黃燈班上每年都有一部分學生進入教育培訓機構。2013級的陳雪，就是其中的一員。
經過層層選拔和培訓，陳雪畢業後順利進入新東方任教。和她一同競爭的，不乏985、211高校的本科畢業生，甚至還有研究生，這種“同臺競爭”讓她感到安慰。
但不久之後陳雪就發現，儘管憑藉能力獲得了工作機會，但因爲來自一所二本學校，自己還是被降級爲普通老師。
雖然有種種不如意，但從就業結果上來看，豫子、美芽、陳雪已經算是同輩中的佼佼者。更多的二本學生，還在“生存”這條基礎線上苦苦掙扎。
黃燈的另一個學生何文秀，畢業後輾轉珠三角一帶的各類公司，幹過文員、外貿，後來因爲一次領導的非分要求，憤然離職。離職之後，是漫長的迷茫和無助，快三個月過去，何文秀還是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
“每天上網投簡歷，去面試，失望，身心疲憊。晚上睡不着，害怕明天睜開眼睛又是一天，日子過得惶恐。有時實在太壓抑，半夜睜開眼睛大哭，這種境況實在讓人撕心裂肺。有時候，會悲觀地感覺自己的人生已經走到盡頭，反觀別人的日子都是過得那麼好，心裡也很酸，怎麼自己就不能像別人那樣過得好好的，非要像現在這樣落魄？”在和黃燈老師的郵件往來中，文秀如此寫道。
這是她在患上抑鬱症之前爲數不多的情感出口。
找到一份好工作，對有的人來說是小菜一碟，對更多的人來說是一座大山。/《百元之戀》
何文秀代表了很多二本學生在求職過程中的共同遭遇。他們從進入大學的第一天開始，就被無情地告知就業困難，但只有等到真正被丟到勞動力市場後，才真切體會到這種壓力的殘酷與沉重。
就業壓力，很多時候並不單單指向有沒有企業願意和自己簽署三方協議，而是更進一步，作爲一個二本學生，他們能不能找到一份讓自己感覺有尊嚴，也讓父母覺得“過得去”的工作。
從宏觀的統計數據來看，二本學生的就業率可以和重點大學，甚至985、211的學生比肩，但數據之外，就業質量卻大相徑庭，許多二本學生並不能馬上在畢業後找到一份滿意的工作，以至於很多人畢業多年，仍然在一次次的跳槽、轉行、將就中無限糾結。
據黃燈老師說，在自己那麼多年“經手”的學生中，只有一兩個學生仍然堅守在自己的第一份崗位上。個人發展空間不夠、薪資福利低、單位管理制度和文化與自己不符，都是他們離職的原因。
我們無法否認，學歷是這些二本學生的首要限制，在一開始就標定了天花板的高度。憑藉個人努力，就想要突破這層透明天花板，又談何容易？
從銀行出走的豫子，“家裡蹲”了一年多後，終於在廣州某媒體企業謀得一份公衆號運營的工作。銀行復雜的工作環境，讓她磨礪出細心的工作態度和堅韌的性格，這讓她得到新領導的賞識。
與此同時，同被銀行系統綁定的丁一，卻還因爲離職所需要賠付的一萬多元違約金而下不了決心。
在新東方任職多年的陳雪，經歷一年又一年的招生季，厭倦了教育機構向家長營造的焦慮，她原先的教師夢，在現實的熨燙下，悄然變化形態。歷經過職場生活，陳雪堅定地說：“我以後如果有了孩子，絕對不讓我的孩子報班。”
更多二本學生的結局，則像何文秀一樣，沒有一份從天而降的工作機遇，生活上也無驚無喜，漫長的人生，或許在多年前高考失利那一刻，就早已註定，不會再有更多突圍。
培訓機構的不良競爭，惡果最終都由家長和孩子們吃下。/圖蟲創意
“打工人”之傷
二本學生與自身學歷背景的纏鬥，並不會因爲找到一份還不錯的工作就結束，求職或許才只是個開始。
因爲入校時就知道學歷對自己今後就業的限制，很多二本學生早早學會“認命”，嘗試在學歷之外的其他地方，謀劃自己的未來。
畢業四年多的珍芳，已經換了五份工作。回顧自己過去的工作經歷，她覺得自己一直處於“隨時可以被替換”的狀態。
作爲廣東一所知名二本學校的新聞專業學生，珍芳在校期間就早早去媒體實習，爲自己之後的就業打下基礎。
大四開始，她先後在廣東各大傳統媒體實習，去過報紙、雜誌，也進過當地電視臺。每一份實習，她都十分努力，爭取能夠轉正，可每次都因各種原因，最終事與願違。
讓珍芳印象最深的，是自己當時在Y晚報轉正期間，時任主編和她的一次談話，對方說：“姑娘你人很好，可惜來得不是時候。”就這樣委婉地拒絕了她。
除了自身努力，找工作也需要一些運氣。/《寬鬆世代又如何》
“2015年，正值傳統媒體走下坡路。行業整體環境並不好，我的能力又沒有達到可以讓他破格錄取的程度。”事後珍芳只能這麼安慰自己，她並不想把工作上的不如意通通歸納到自己的二本學歷上。
儘管如此，她還是從各種“風聲”中強烈感受到二本學歷對他們這些人的限制。
珍芳的同學李濤，畢業後同樣在廣州的一家媒體工作，有事業編制、工作穩定，但每次聚會，李濤都會跟珍芳抱怨自己的工作“活多錢少”。
更令人無奈的，單位評獎和晉升，往往與職員在校期間的表現掛鉤。每當這種時候，李濤總會矮人一截。“我們學校對參賽、評獎這些方面並不重視，通常都是悄無聲息地就發生了，我們學生根本不知道。”珍芳說。
互聯網時代，看似衆生平等的信息資源，也成了二本學生們面臨的桎梏之一。
學歷證書背後，是學術資源上的全面掉隊，從優質學術講座，到學校爲課外活動提供的資金支持，再到學生能否通過各種“弱關係”獲取各類學科競賽的通知。
重點大學學生所獲得的學術資源，是二本學生比不上的。/圖蟲創意
黃燈老師從自己十多年的教學經驗出發，認爲“二本院校的大學氛圍，在極其強烈的就業壓力下，越來越像職業院校了”。
學生一進校就習慣了這種氛圍——既然這所學校是自己不得已的選擇，那麼自然也不會懷有多高的期待。
反過來，在就業率指標的催促下，學校也會默默迎合學生的期待，給學生安排各種專業外的技能課程，把學生的課表填得滿滿的，只求學生走出校門後，立刻就有企業搶着要，如此便告“培養成功”。
學生的就業焦慮和學校的評級需求，無形之中互爲因果。
但在更多時候，學生在學校接受的知識訓練，和日後的工作需求是脫節的。這種教育上的供求矛盾，廣泛存在於各個層次的院校當中，無論是一本、二本、三本，還是專科。
於是，最終的解決辦法只能是年輕人們從自己身上找：自主擇業，還得更加努力奮鬥。一旦這類努力失敗，大部分指責和標籤都會落在個體身上，例如“喪”“低慾望”“廢物”……
年輕人自稱“廢物”，是對無法改變現狀的一種心理適應。/《我在一家黑公司上班，已經快撐不下去了》
體制性的無奈，並不總能經由個體的覺醒和奮發而超脫。左衝右突而不得出路的年輕人，很容易頹喪起來。
豫子、陳雪、珍芳這樣有危機意識，明確自己想要什麼的人，或許還能闖出一片天，但那些渾渾噩噩的“後進生”，面對的只有更爲狹窄的人生。
黃燈老師做班主任期間，有一項核心工作，就是配合輔導員，做一些所謂“後進生”的思想工作。
“他們逃課、考試不及格、不願意打掃衛生、反感被迫去聽講座、不認同學校的諸多評價機制，以一種輔導員頭疼的方式，保留了凝聚於叛逆氣質之上的生命力。”在《我的二本學生》一書中，這些孩子全部以最原始的方式被記錄下來。
這些學生在學校期間，往往沉溺於網絡小說和遊戲，或許他們希望藉此掩蓋自己對於未來的焦慮感。但時間從不會停下飛速前進的腳步，等這些“後進生”不得不離開校園、面對真實世界時，便一腳跌入巨大的現實旋渦中。
網絡只能讓你躲藏一時，卻無法庇佑你一輩子。/《家庭作業》
丁一大學四年幾乎沒上過幾堂課，大一的時候逃課出去玩，大二開始到一家攝影工作室當學徒。這導致他到大四的時候，還有好幾門課需要補考。
母親希望他畢業之後，回到家鄉的當地銀行工作，家裡人都認爲這份工作輕鬆安穩，而且也有面子，儘管這和他原先的攝影愛好南轅北轍。
臨近畢業，因爲有大量的補考和論文需要顧及，丁一沒有時間找別的工作，在和母親進行了無數次爭吵後，他最終妥協，給銀行投遞了簡歷。
按照規定，本科生進入銀行後，一般都要做一年櫃員。銀行櫃員的工作並沒有多麼強的專業性，很多都是機械式的重複。這一度困擾丁一，他覺得自己只是一個被銀行這架巨型機器綁架的工具人。
打工人也是工具人。/《半澤直樹》
程式化的工作之外，變數來自形形色色的客戶。“你可能都沒有辦法想象，有客戶會沒有理由地把我們銀行所有人都罵個遍，只是因爲今天早上出門時，跟老婆吵了一架。”
客戶投訴是所有銀行櫃員最怕遇到的事，因爲這能直接影響當月的收入。如果被審覈部門判定爲一次“有理由投訴”，那罰金將高達兩千元——這幾乎是丁一月工資的一半。
對這羣銀行體系內的“打工人”來說，996只算遠慮，一套事無鉅細的KPI考覈標準纔是近憂，是令他們心力交瘁的沉重枷鎖。
當然，二本學校中也有一些沒有進入職場的學生。
吳志勇是黃燈的學生，畢業後，他在老師的介紹下，進入珠三角某地的公安局工作，但僅僅待了十天就斷然辭職。
在這之後，他從事過各種各樣的工作，當過社工，經營過服裝網店，加入過美容機構，做過紋繡培訓師……摸爬滾打多年，吳志勇的工作終於被金錢驅動。
爲了維持一家人的生活，吳志勇最終和哥哥開了一家飲食店。飲食店的工作極爲繁忙，賺的也不多，沒有多餘的利潤僱人幫忙。
“很多時候，他必須親自上陣，和大街小巷隨處可見的快遞小哥一樣，爲完成網絡和電話的訂單，將外賣送到一個和他境況可能差不多的人手中。”在黃燈老師的轉述中，我們亦能感受到匆忙和辛勞。
小生意人沒有KPI，但也被生活推着不斷奔勞。/圖蟲創意
吳志勇並不是孤例。相比於進出各種招聘會，有些學生乾脆選擇回家學一門手藝，早早養活自己。在他們往後的人生中，那張文憑證書，幾乎不再會發生什麼作用。
這也讓身爲一線教師的黃燈時常思考：到底是按工業化生產的流程培養學生更重要，還是按以前精細化的農業模式培養學生更重要。
當然，這個問題的選擇權，早已不在老師手上，甚至也不在學校手上了。
在狹路中轉軌
學歷可以影響甚至決定一個人的命運，這一觀點在當下，仍然沒有完全過時。
應試教育在二本學生們頭上蒙上一層陰影，有人很早就接受了這一事實，也有人希望通過努力，扭轉第一學歷的弱勢。
黃燈老師所帶的2015級學生，從大一開始，決心考研比例就直線上升，人數也早早過半。越來越多的學生敲響了黃燈辦公室的門，向她諮詢考研的問題。“彷彿他們讀大學的唯一目的，就是獲取一個考研的機會。”黃燈感慨。
因爲廣東F學院實行一本、二本雙線招生，很多學生的錄取分數線是超過一本線的。對於他們來說，用一本線進入一所二本學校，是自己人生的一個遺憾，通過考研實現學歷晉升是順理成章的事。
每一年，我國考研人數都會再創新高。/圖蟲創意
雖然身處大學這座象牙塔，但社會的焦慮自然會滲透進來，很快，學生們就能通過對家庭經濟條件和個人能力的精密計算和反覆權衡，做出“利益最大化”的選擇。
1989年出生的劉婉麗，因爲家中經濟困難，從小一直處於輟學的恐慌之中，這無形之中在她內心埋下一顆“關鍵時刻就掉鏈子”的種子。
大四那年考研失敗，劉婉麗錯過了就業的高峰期。畢業後，她先後在一家小報社和圖書館工作，工作內容繁雜疲累，且完全沒有成長的機會，看不到出路在哪裡，她更堅定了考研的決心。
大學畢業兩年後，劉婉麗再次參加了研究生考研，因爲第一學歷的原因，她被調劑到一所普通高校，但這個結果已經讓她很滿意。
今年剛過30歲的珍芳，最近也在考慮辭職考研。四年時間換了五份工作，工作內容其實都大同小異，無法再有更多提升。隨着年齡的增長，擺在她面前的兩條道路逐漸清晰：是通過考研轉換一下職業軌道，還是先完成生子這項人生任務。
老公明確表示支持她的任何決定，經過一個多月的斟酌，她向直屬領導提交了辭職申請。
不久之後，她自然流產了。
事情發生得太過於突然，此前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懷孕了，只是那段時間覺得身體很累，她本以爲是頻繁加班的緣故。辭職考研的事情就此擱置下來。
高齡未婚未育女性和想要回歸職場的全職媽媽，往往都會面臨更加嚴苛的檢驗。/《浪漫是一冊副刊》
越來越多的二本學生加入考研大軍，但畢竟真正能“上岸”並不容易，況且研究生畢業時的求職，依舊存在許多不確定。對於相當一部分學生而言，進入體制是他們的終極夢想和最好出路。
在黃燈老師帶領的06級學生中，有一個叫趙國凱的男孩子，沒有制定什麼可靠的職業規劃，錯過了含金量頗高的春招和秋招，畢業之後，他只好進入遍佈廣州街頭的各類培訓機構，四年時間換了六份工作。
在廣州實在待不下去了，趙國凱決定回鄉考公務員。十餘年前的公考，還不像今天這般競爭激烈，趙國凱認真準備了一個月，考入當地國稅局，過上了很多人羨慕的“安穩生活”。
之後他很快結婚、生子，生活依舊不算富裕，但因爲有這份體制內的工作，一切問題似乎都有了解法。
在很多人眼中，公務員未必是最好的職業選擇，但對於像趙國凱這樣的二本學生來說，考公務員意味着通過一次相對公平的競爭，通往一份相對安穩的工作。有了公務員這個“鐵飯碗”爲今後的人生兜底，其他一切人生選擇，都會顯得更加從容不迫。
因爲公務員考試對於參考人員的年齡限制並不算嚴苛，所以很多二本學生會選擇在畢業很多年後，重新參加公務員考試，進入體制內。
輿論場中，有人渴求這份穩定，也有人鄙夷這份穩定。說到底，無非是人們所擁有的條件和所面對的境遇各不相同。
黃燈認爲，考公務員這條路能否走通，往往成爲判定二本學生這個羣體是否存在上升空間的隱秘標尺。“不能否認，中國基層單位的面貌，正由這個羣體決定，二本學院學生的歸宿，與此構成了隱秘呼應。”
“考公熱”體現了年輕人對於平等、穩定的渴望。/《相棒》
與體制內崗位背向而行的，大概要算自主創業了。每年的畢業生裡，總有少數勇敢者選擇創業，以此跳出常規的職業評價體系。
在多年的從教生涯中，黃燈也漸漸發現，自己每屆班上的學生，都有一些人在校期間，就很喜歡做生意，這或許是受廣東的商業氛圍影響。
有時候，幾個學生會拿着幾罐皮鞋油，來敲黃燈辦公室的門，向老師們推薦自己的產品，並熱情地讓她們試用。
“他們會告訴我們這個商品有多優惠，買一瓶是多少錢，買兩瓶是多少錢，買三瓶又是多少錢，這時候我們老師一定會買三瓶的，買完之後，他們偶爾還會來問問我用得怎麼樣，如果好用的話，可以跟我的朋友推薦一下。”
漸漸地，黃燈老師發現，自己辦公室裡永遠有擦不完的皮鞋油，吃不完的茶葉、紅棗，還有一些護膚品、小首飾、正式一點的包，都來自學生的供貨。
這種商業上的“試水”可能只是學生間的小打小鬧，賺的錢也不是特別多，但是卻能賦予他們極大的成就感，讓他們覺得自己至少有能力把東西推銷出去。
畢業之後，這些學生不一定全都會創業，即便創業，也不一定能迅速找到財富密碼，走上人生巔峰。很多時候，他們只是做了一件像當初一間間敲響老師辦公室門一樣的事情——成爲一個小小的微商、網商。
不是所有的大學生創業項目都能成功。/《中國合夥人》
面對單薄的人生，文憑有時是一種堅持，有時亦是一種支撐。
和一些早早中斷教育的同齡人相比，短暫的四年學習，畢竟給了學生們些許底氣，讓他們得以面對日後的挫折和困境，避免自己的人生像菸頭一樣，徐徐燃盡，又被丟棄在地上。
原生家庭的掙扎
名校生與二本生漸漸拉大的差距，看上去取決於個體的能力，實際上往往牽連着背後的原生家庭。
一方面，與重點大學比起來，二本學校的農村學生更多。
有統計顯示，我國重點大學農村學生比例，自1990年代就開始不斷滑落。如今，北大農村生源已經落至一成左右，大量農村學生在不斷升級的高考軍備競賽中，只能進入地方本科院校和專職院校。
傾斜的教育資源牽制着農村孩子向更高學府衝擊。/圖蟲創意
另一方面，在當下徹底市場化的就業環境下，國家和社會能給予學生個人的幫助已經極其有限，很多時候，個體只能退回到最傳統的家庭關係之中，依賴上一輩積攢下的資源，尋求出路。
“個體出路和家庭情況密不可分，學生的命運，某種程度上，甚至由原生家庭決定。”
黃燈坦言，在自己的學生當中，那些條件成熟早日買房的，因爲抓住了房價並未過高的時間窗口，後來大多過上了安穩的日子，而那些錯過了買房黃金時期的學生，此後的生活則陷入了被動的泥淖。
房子，往往成爲底層青年分野的關鍵因素。
豫子最終決定從銀行辭職，一部分原因是來自家庭的庇佑。豫子父親是當地縣城的一個普通教師，在她畢業那年，父母用半輩子的積蓄在湛江市區買了房，這讓她如今在廣州打拼少了很多後顧之憂。
後來，豫子的哥哥姐姐慢慢都靠自己的努力在深圳買了房，此後家族的重心，將圍繞在兄妹三人之間展開，無形的比較和競爭，甚至會彌散到他們下一代身上。
更多來自農村的學生，沒有豫子那麼好命，他們的父母，別說能夠敏銳地預見這些轉瞬歷史的時代紅利，即便能夠感受到房價的變化，家裡所有的存款，也無法讓他們在城裡買到一個衛生間。
農民更熟悉的是腳下的土地，城市的房價對他們來說太過遙遠。/圖蟲創意
黃燈的15級學生莫源盛，出生在廣東西部的鬱南縣，因爲考上大學，他得以走出貧困大山。
村裡人都以爲源盛畢業之後，工作就能包分配，但只有源盛自己知道，廣州日漸上漲的房價，或許是他這輩子都難以企及的高度；二本學歷的天花板，更牽絆住他在廣州立足的腳步。
這種學生的生存困境，無形之中也積蓄在老師黃燈心中。“我分明感受到一種無形的東西，對年輕人的擠壓，飛漲的房價、貶值的文憑、日漸減少的工作機會，已成爲他們不得不面對的生存真實。”她在《我的二本學生》一書中如此寫道。
有時候，黃燈的這種擔憂會不自覺在課程之中流露出來，但她又明白，老師不應該向學生們灌輸太多這些負面情緒，尤其是那些社會上赤裸裸的競爭關係，這讓她十分矛盾。
最後的解決辦法是，黃燈試圖引導她的學生去觀察現實，鼓勵他們走出校門，去城中村看一下房價的變化，跟周圍的普通勞動者們聊聊天，他們一天的收入是多少，生活成本又是多少，“因爲這就是他們以後要面對的生活”。
黃燈在課間時間與學生聊天。/受訪者提供
在公共課上，黃燈也會經常給學生布置作文，鼓勵他們去關注自己的村莊，瞭解父母和爺爺奶奶的真實生活。她希望通過這種訓練，讓學生回到最原始的、嬰孩般的感受狀態和思考狀態，藉此喚醒他們的生命力。
如果讓學生寫他們的成長經歷，他們會有很多話要講，這是一種學生內心的自我梳理，在這個過程中，黃燈將自己的一些理念傳達給學生：貧窮不是你們的錯，你們可以不接受這些不願意接受的東西。
“農村的孩子，內心深處最大的困惑，都來自於負載於家庭之上的生存掙扎，我的任務就是儘可能地幫他們把這些東西隔絕一下，不要總讓它們來影響孩子們。”黃燈說。
注：除“黃燈”外，文中出現姓名皆爲化名，部分案例來自於黃燈老師的《我的二本學生》一書，本書正在各大電商網站熱銷中。
[1]《我的二本學生》黃燈。人民文學出版社
[2]《基於4P、4C、4R理論的二本院校就業競爭力研究》劉豔芳、郝偉民、弓鏘
[3]《北大清華農村生源僅一成，寒門學子都去了哪》南方週末報
原標題：《沉默的二本學生，纔是基數最大的打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