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二本學生：中國最爲多數的普通年輕人
山西太原的一場就業洽談會。（本版資料圖片均爲視覺中國供圖）
考研學子在天台上自習。
北京，下班時間的“蟻族”聚集區。
近百名單身男女在地鐵裡參加主題爲“因爲愛情”的相親快閃。
招聘會上的大學生。
1995年，我畢業於湖南一所地方院校，按今天的劃分，也算是二本院校的學生。2005年，我博士畢業，進入廣東F學院當一名教師，見證了80後、90後年輕人的成長。短短20多年，那些與我起點一樣的二本學生，他們在立足社會的過程中，是否如我一樣，總能倚仗高等教育提供的工具，越過一個個在今天看來無法逾越的暗礁？
中國二本院校的學生，從某種程度而言，折射了中國最爲多數普通年輕人的狀況，他們的命運，勾畫出中國年輕羣體最爲常見的成長路徑。
我的學生，大多出身平凡，要麼來自不知名的鄉村，要麼從毫不起眼的城鎮走出，身後有一個打工的母親或一個下崗的父親，以及一排排尚未成人的兄弟姐妹。務農、流連於建築工地，或在大街小巷做點小生意，是他們父母常見的謀生方式，和當下學霸“一線城市、高知父母、國際視野”的高端家庭形成了鮮明對比。儘管在高校的金字塔中，他們身處的大學毫不起眼，但對於有機會進入大學的年輕人而言，他們可能是村裡的第一個大學生，是寂寥村莊的最亮光芒和希望，來到繁華的都市後，對未來摩拳擦掌、躍躍欲試。
我想知道，學生背後的社會關係、原生家庭，以及個人實際能力，在就業質量中所佔的具體權重。如果其權重越來越被個人實際能力以外的因素左右，那麼，對大學教育的審視，尤其是對徹底市場化後大學教育的審視，將成爲一個不容迴避的命題。
《風》
2005年10月8日，我第一次踏上講臺。我所在的系部叫經濟貿易系。初次上課的教室在二棟101，這是一幢陳舊的教學樓，黃色膠合板的連體桌子，有些桌面已經斑駁、翹起，凳子是那種只要站起來，就會發出刺耳聲音的活動凳，學生下課時，會劈里啪啦響上半天，塗有銀灰色油漆的鐵門，像倉庫的大門，式樣老土，看起來粗糙、結實，一把厚重的鐵鎖，用鐵條焊接而成，一塊同樣陳舊的黑板，講臺上散落的粉筆，立即將我帶入上世紀90年代大學的氛圍。因爲建築的陳舊，二棟沒有配備多媒體，這種原始的狀態，讓我心安、平靜，備感踏實。
幾年後，因爲教務處對課件的要求，是否使用多媒體成爲考覈教師的重要標準，我不得不放棄落後的二棟教室。很長時間，我才意識到，隨着我專業知識的增多及教學經驗的豐富，爲什麼課堂的味道，卻再也找不回2005年二棟的感覺，這和教學手段的變化密不可分。對人文學科而言，多媒體對課堂的干擾和傷害，顯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信息的泛濫及花哨的內容，讓老師無形中備感壓迫，也讓學生在深度思考和理解力上，缺乏錘鍊的機會和耐心。
一間沒有聲、光、電過度配置的教室，一間只能容納50人的教室，一塊黑板，一盒粉筆，最簡單的桌椅板凳，夠了。
051841班，是我教過的第一個班，共57名學生。大一新生的眼睛是亮的， 他們和我一樣，緊張、試探，他們第一次走進大學課堂，我第一次站上大學講臺，我們互相照亮，又彼此隔膜。
2006年5月17日，因爲天氣是少有的大臺風，我將原本準備好的作文題，臨時改爲《風》，讓學生現場完成。作業收上來後，一個名叫鄧樺真的女孩所寫的內容，讓我無法平靜。
作文《風》：
很久沒有寫作了，可沒想到再次提筆時卻是自己的心情糟糕得不能再糟的時候，我沒有心情去體會風的呼嘯，只能用呼嘯的“風”來寫自己的心情，外面那一陣陣淒厲的風聲不正好是自己此時內心的哀鳴嗎？
想想自己現在的處境，內心免不了一陣陣劇痛。“我要上大學”的呼喊在我耳旁迴響，承受着村裡人“不孝”的看法，抱着貸款的最後一線希望來到大學，寫“貧困證明”、寫“貸款申請”等那麼多的努力，今天可能卻要被“你父母才45歲，還很年輕啊”一句話宣告白費……如果貸不了款，我不知道等待我的會是什麼？將來的日子該怎麼過？父母一個月加起來的工資還不到1000元，一個弟要上高三，一個弟要上初三，想借錢也沒處借，而自己也差不多半年沒拿過生活費了。如果不能貸到款，自己該如何向父母交待，等等。別人覺得不可思議的問題可我卻不得不一一去考慮，高中的時候多麼嚮往大學生活，到了大學才知道大學對有錢人家的子女來說是天堂，而對自己卻有更多的痛苦，面對連下一個月的生活費都不知從何而來的時候，我不得不去考慮更多，雖說在校學生應以學業爲主，可我爲經濟、爲生活的時間卻遠遠多於學習的時間，此時對我來說，或許生活已經更爲重要。我真的不想長大，也不想成熟，可我卻不得不比別人考慮更多如何去生活。也曾一遍遍地自我安慰——“車到山前必有路”，也一次次勸自己要樂觀地面對人生，世上沒有過不了的坎兒，可每次都是在一次次的挫折後發現自己的內心更痛，我努力地去生活，打暑假工、勤工助學、去找兼職，卻又發現想要生活是多麼不容易，不是自己想去做就可以，條件的苛刻，身高、相貌的限制又讓我自卑，讓我更覺渺小。有時候想到生活的種種，我會連生活下去的勇氣都沒有……也許，我一開始的選擇就是錯的，我本不該來上大學……
外面的風仍在呼呼地吹，是否也能吹走今天我煩躁的心情？
老師，真的很抱歉，今天爲貸款的事煩透了心情，剛回來就要寫作文，我真的一點思緒都沒有。你就當做一回我的聽衆好了。抱歉。
她所描述的狀況和無奈，讓入職不久的我極爲震撼，以至於在一種不安和難以放下的焦慮中，當天就通過校內郵箱，向全校的老師爲她發起了募捐。《風》幾乎成爲我職業生涯中，自我生存狀態調整的開端。在此以前，我對自己博士畢業以後找工作的輕率、疏懶、意氣用事，時有後悔甚至自責，我對學校不能提供專業平臺，更多時候只能上公共課的狀況，感到學術生涯的迷茫和無望，我羨慕那些進入名牌大學任教的同窗。
正是像《風》這樣的作文，其坦率的文字，悄然照亮了我內心忽略的角落，瓦解我內心的偏見，一點點卸下我早已淤積的虛空，讓生命的姿勢一點點下蹲，並在具體的生命觀照中，找到內在的充盈。
後來隨着教學的深入，我發現，平淡無奇課堂的皺褶處，隱藏了很多很多像她一樣的學生。
我眼中的中國教育現實
讓我驚訝的是，很多農村和城市孩子，面對高考這個話題，有不同的態度。不少城市出生的學生對應試教育深惡痛絕，劉奕曉將此比喻爲“一場賭博”。方雪怡表示“中國學生的青春時代似乎被簡單粗暴地劃分成了兩部分，高考前，高考後。父母的期望，老師的教導，同學之間小小的攀比，都像一塊塊巨石，壓得我五臟六腑都疼”。
但不少農村學生充滿了闖過高考的慶幸。一個叫蘇豔的女孩說，“我們受過中國教育的一代回首過去，都埋怨高考，記恨它，但又不得不承認，它給我們這些寒門學子一條走向富裕、離開貧窮的道路”。陳文婷坦誠，“回憶起青春，能想起的只有假期裡不願上的輔導班，黑板上永遠擦不乾淨的數學公式，空氣裡的粉筆灰味道，向家長報告成績時的惴惴不安”，“而今，我坐在大學的課堂裡，我又無比感激高考，是它，讓我有了通過自己的雙手，以筆爲劍，擁有看到更遼闊天空的機會”。
他們的中學時代，過得異常辛苦，無論身體、還是心理，都幾乎到達極限，在“倒計時”“誓師會”的催逼下，時間觀念非常強，不少學生甚至連洗澡、洗衣服、情緒不好時的哭泣都嫌浪費時間，“多考一分，幹掉千人”的應試理念，殺氣騰騰，深深根植在他們心中。
也正因爲經受了壓力過大的考試進階，課堂上，學生們中規中矩、老成持重。從教13年來，從來沒有一個學生因爲堅持自己的想法，和我發生過爭論。他們的平和中正與我們大學時代的張揚放肆，構成了鮮明對比。沒有一個孩子有過意外的表現，他們收縮起屬於青春年代的觸角和鋒芒，逼到絕境，唯一能夠下手的對象只有自己。
在我的大學期間， 我偷偷將一條紙做的假蛇，放在英語符老師的講臺上，老師嚇得大驚失色，決定停課查出惡作劇者。衆目睽睽之下，我滿臉通紅站起來，承認錯誤，最後鬧劇就像沒有發生過，消息甚至都沒有走出教室。
中學時期的老師、家長，總認爲將孩子送到大學就萬事大吉，但中學教育的後果，大學老師纔有更直接的感知。我在具體的課堂中，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場慢性的炎症，中小學時代服下的猛藥、抗生素、激素，到大學時代，終於結下了漠然、無所謂、不思考、不主動的惡果，學生內心的疲憊和大學時代的嚴苛壓力，成爲他們精神生活的底色。
四任班長
我的一屆學生，從大一到大四，班上一共選舉產生了4任班長，他們分別是曾剛、王國偉、吳志勇、石磊。
回過頭看，4位班長畢業以後的選擇和現在的處境，實際上代表了十幾年前二本院校大學畢業生所面臨的機遇和可能。
曾剛的特點是適應社會的能力強，畢業以後，他選擇了一家銀行，很快就進入了較好的工作狀態，成家立業，在廣州買房立足。他是這個現實社會，最能適應現實的年輕羣體，往往能最快、最直接地獲得較多的發展資源和現實利益。
石磊在大四那年被選爲班長，他出生在潮州市，是家裡的獨生子，父親經營一家攝影店。因爲從小的衣食無憂，他一直懵懵懂懂，直到大四那年才意識到要畢業了。畢業後，進入了廣州街頭遍佈的各類英語培訓機構，“4年之內換了6家單位。”
廣州是待不下了，只有一條路，回家考公務員。他僅僅複習了一個月，幸運地考進了梅州國稅局。他很快結婚、生子，父母一輩子打點的攝影店，最大的意義就是在兒子成家時，心安理得地拿出所有積蓄。儘管他將每月的日子描述爲，“信用卡先還兩三千，然後那個支付寶、那個螞蟻花唄再還兩三千，房子供兩三千”的境地，但他以前的迷惑，煙消雲散。
廣州四年的輾轉，僅僅依附一個二本院校的文憑，並沒給他掙得一席之地。獨生子女揹負的傳統責任，讓他意識到確定的人生軌跡，對父母的重要意義。說到底，還是回家考公，讓他並不堅挺的大學文憑獲得了飽滿的汁液，成爲支撐他此後人生的堅實依靠。
作爲第三任班長，吳志勇性格沉靜。畢業後，他和很多同學不同，沒有選擇進入銀行，而是堅持進了一家社工機構，儘管收入極低，還是堅持了3年多。考慮到他家庭的經濟狀況，2010年左右，通過朋友的介紹，我竭力推薦他進入珠三角一個經濟發展不錯城市的公安局，他聽從建議，但沒想到僅僅在公安局待了不到10天，就斷然辭職，還是回到了社工中心，並堅持了很長時間。
細數他畢業以後的職業，他在網上賣過時裝，後來還曾加入一個美容機構，專做紋繡行業的培訓師。在最近的一次電話聊天中，我得知他已放棄了紋繡的項目，轉到了其他行業，他和我談起紋繡行業，“都是套路，都是包裝”。
畢業多年，他性格中的敏感、自尊還是如此顯眼，沒有被生活打磨得哪怕圓滑一點點，但生活還得繼續，尤其在結婚生子以後。經過八九年的摸爬滾打，他深切體會到人必須首先活着，想起在社工機構的多年生活，他不後悔，卻覺得遙遠而不真實。
爲了維持一家人的生活，他和在外打工多年的哥哥，合夥開了一家飲食店。飲食店的工作極爲繁忙，利潤也不豐厚，處在“不請人忙不過來，請人就沒有任何利潤”的境地。很多時候，他必須親自上陣，和大街小巷隨處可見的快遞小哥一樣，將外賣送到一個和他境況可能差不多的人手中。
電話中，他和我說，“生活已被控制，生活已被金錢控制”。
比較而言，王國偉的經歷和成長，代表了典型的農家子弟的成長路徑。
從大二開始，王國偉被同學推舉爲班長。他性格靦腆，剛進校的時候，和其他農村來的孩子一樣，不是特別擅長和老師打交道， 也不懂得去刻意經營人際關係。中學階段他曾寫過幾十萬字的武俠小說。
儘管我不會評價武俠小說，但從他的文筆，可以感知他良好的文字根基，更重要的是，他是一個真正被興趣吸引的人，是一個有目標和夢想的人，這在我教過的幾千名學生中，鳳毛麟角。
王國偉出生在廣東四會一個叫鄧村的地方，他父親用鄧村的古老手藝，經營了一家古法造紙的小作坊，還從事飼養、種植、電工、泥水、針織……供他和妹妹讀書。
1995年，父親斥資在四會市區購買了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父親一眼就看到了城市和鄉村教育資源的差距。父母堅守鄉下的作坊和田地，爲了兩個孩子的教育費用起早摸黑，將兄妹倆交給奶奶在城裡照顧，這種選擇，恰恰和內地外出打工農民的選擇相反。
王國偉性格務實，他目睹父母在生活中的掙扎，清晰地知道大學畢業以後的首要任務，不是堅持武俠夢，而是解決生存。
他很順利地找到了一份銀行的工作，爲了攬儲，爲了順利度過12月31日“銀行從業者的解難日”，他不得不過上陪酒應酬的生活。銀行的工作僅僅堅持了一年，儘管收入不錯，畢業第二年，他毅然參加了全省公務員考試，成爲四會監獄的一名獄警。他的務實，幫助他再一次成功實現了轉型，“之所以報考這個單位，主要是因爲它招錄人數比較多，容易考”，儘管因爲環境的變化，這份工作比之銀行風險要大，但他身心卻獲得了更多自由，“在這裡，我不用爲了取悅別人而把自己打扮成另一個人，至少不用去應酬。更重要的是，這裡的工資更穩定些，並且能夠給予我更多的時間去思考我的未來該向哪個方向前進”。
比之虛無縹緲的作家夢，他的選擇顯然更能讓父母儘早挺直多年被生活壓彎的腰。
四任班長，從出生而言，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二本院校的起點，也許讓他們默默無聞，但沒有人否認，無數個體的努力，正悄悄改變羣體的命運，並事實上推動社會更爲穩固的站立。
儘管跨越了23年的光景，我2006年第一次當班主任的062111班學生的命運，和我1995年大學畢業的班級——岳陽大學9202班同學的整體命運，並沒有太大的差距。
畢業20多年後，我的大學同學都在幹什麼呢？以2005年參加畢業十週年聚會的36人爲例，其中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就職的有29人，佔到八成，在國營企業的有6人，在外資企業的有1人。有意思的是，除了4位同學在工作中發生變故，存在二次就業外，80%的同學一直在湖南本地同一單位或同一系統工作，這種狀況，充分顯示了高校在沒有市場化以前的就業特點：在國家包分配的前提下，個人和國家及單位的粘連非常緊密，儘管人才流動性相對較差，但人才的穩定性極強，個體對單位的情感認同深厚。
我2006年第一次當062111班主任，班上52名同學，全部在廣東就業。有意思的是，畢業時，班上沒有一人選擇考研。整體而言，他們對自己的就業狀況較爲滿意，並不需要通過文憑的提升去改變生存狀況。
儘管從整體而言，因爲畢業趕上了房價低廉、經濟環境較好的階段，大部分人獲得了較好安頓，但不得不承認，僅僅8年時光，從同一間教室出發，同學之間的分化已經開始。分野的關鍵要素是房子。
楊勝軒畢業後的境況，和畢業後在廣東買了6套房的同學構成了鮮明對比。
勝軒是班上少有的廣州籍學生之一。勝軒家就在芳村鶴洞橋附近，“反正親人的各種生活，就圍繞這個鶴洞橋”，這是他對家的一種直觀理解。媽媽從自行車廠下崗後，爸爸也從藥材公司下崗。勝軒尚小，父母就在附近的菜市場開了冰鮮檔口。父母工作非常辛苦，他念小學時，天還沒亮，媽媽就得踩着自行車去黃沙拿貨，要忙到晚上六七點才能回來，每次收工，則會將很多又髒又腥的新鮮魷魚帶回家，仔細洗乾淨後以便第二天售賣。
父母開冰鮮檔後，十幾平方米的居住空間，越發捉襟見肘，廣州潮溼的天氣，不允許他們將賣剩的冰鮮放置室內，爲了找到合適的空間存放當天無法賣完的冰鮮，父親向原來的單位求助，終於得以允許使用不遠處單位空餘的平房。
到初二時，小平房面臨拆遷。在失去臨時住宅之後，他們一家依然沒有離開鶴洞橋附近。在勝軒的腦海中，始終無法更改白鶴洞地鐵曾經是19路車總站的印象。芳村的記憶，滲透進了他的童年、少年，以及整個成長史，廣州城市的變遷，同樣在芳村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對勝軒而言，屬於他個人生命史的片段，除了時尚、便捷的地鐵取代低矮的平房， 除了老舊的公交車站的消失，更爲深刻的感知，來自家庭內部的裂變，父母下崗、房屋拆遷，這些大時代的宏大詞彙，通過一桶桶冰鮮和父母的抗爭，成爲他成長過程中更爲真實的碎片。
很長時間，勝軒一家租住在白鶴洞邊。後來，他們從親戚那兒東拼西湊了幾萬元，在白鶴洞旁邊，買了一套60多平方米的二手房。這是父母在生存鋼絲上，依賴房價低廉稍縱即逝的機會，顫顫巍巍作出的大膽、英明決定。
2006年，勝軒考上了廣東F學院。“在大學前，我沒有電腦，沒有手機，我出生在工薪階層家庭，沒有培訓班，沒有夏令營，我上課時，非常專注，導致我沒有興趣愛好。我的狀況代表了60%-70%學生的狀況”。在我當班主任的2006級中文班中，勝軒是12個男生中最安靜的一個，也是最省心的一個，他帶着廠區孩子的溫厚、本分，從來沒有多說過一句話。父母雙方的下崗經歷，以及父母下崗後爲了生存所遭遇的艱辛，在他的性格中打下了很深的烙印。父母被單位和過往歲月拋棄所致的失敗感，在勝軒畢業8年後，我以一個旁觀者的視角，一個班主任的身份，從他的職業經歷中，分毫不差地丈量出來。
勝軒畢業時，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他曾應聘過一些單位，諸如糧油集團、地產廣告公司，“都不是一些好的選擇”。一個遠房的姐夫將他帶進了一家網絡公司，說網絡公司，其實是一家規模很小的淘寶網店， “又要做圖片，又要做運營，還要打包發貨”，夾在兩頭受氣，幹了4年，到離職時，月薪僅2000多元。
直到一家街道辦招聘，他才下定決心辭職。他以網格員身份考進的街道辦，屬於臨時聘請。勝軒的首要目標，就是擺脫臨時聘用的身份，通過考試獲得民政專職的崗位，“考了幾次，每次筆試都過了，面試過不去”。
畢業8年，他的存款不到1萬元。
勝軒的目標，是考公務員， “報了很多，可能有十幾次，競爭非常激烈”。勝軒坦言“很絕望”。他記得有一次考廣州市文化局的一個單位，200多人競爭一個名額。“事業單位年齡的截止期限是35歲，35歲之前，我每年都會參加考試”。
勝軒考公的經歷，讓我突然明白一個事實，在校的大學生爲什麼會將考公視爲比考大學更爲重要的事情。對他們而言，公務員考試相比別的選擇，意味着相對公平的競爭。那些順利考上公務員的學生，往往比自主擇業的孩子，內心更爲寧靜。對普通家庭的大學生而言，公務員不見得是最好的職業選擇，卻是最能告慰父母的艱辛付出、最能兌現一紙文憑價值的途徑。更重要的是，這條路能否走通，往往成爲判定這個羣體是否存在上升空間的隱秘標尺。不能否認，中國基層單位的面目，正由這個羣體決定，二本院校學生的歸宿，與此構成了隱秘呼應。
我知道，在各種職業的裂口中，考公的可能，也算得上時代悄然給他們撕開的一道光，只不過，這道光，暫時還沒有照到勝軒身上。
他35歲的考公年齡線馬上臨近，他戀愛多年的女友，因無法接受和未來公公、婆婆擠在一套60多平方米的舊房裡，不得不黯然分手。“現實擺在眼前，看看廣州的房價，憑現在的工資，我根本買不起獨立的房子”。
芳村鶴洞橋附近，坑口的稻田早已消失，他媽媽工作過的自行車廠，爺爺和爸爸工作過的藥材公司，早已改頭換面。珠江上穿梭的船隻，汽笛依舊洪亮，廣州古老又新鮮。
勝軒的遭遇，讓我留意到，家庭收入的匱乏像一條無形的絞索，就算他們千辛萬苦獲得了大學文憑，但在畢業以後的社會搏鬥中，每到緊要關頭面臨選擇時，這根無形的絞索，就會暗中絆住他們，阻礙他們探出腦袋，去看更遠的世界。勝軒的多次抉擇，以及抉擇中的小心翼翼，與其說來自個性，不如說，來自背後家庭在自身命運中的顯影。
我在分析班上學生的職業構成時，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幾乎所有進入機關、事業單位或金融機構的學生，都害怕複雜的人際關係，害怕拼命喝酒的應酬，害怕工作業績不取決於個人努力，而是由背景的大小、關係的深淺決定。對出生農村，尤其父母是農民的孩子而言，這種人際交往，更讓他們無所適從。但對經商家庭出生的學生而言，並沒有這方面的障礙。
我得承認，儘管從就業結果而言，我的大學同學和我的學生兩者之間的差距並不明顯，但若從更爲細部的肌理進入，諸如培養目標、培養形式、就業觀念等維度，就可以發現兩者之間的巨大差異。
毫無疑問，我的大學時代和學生的大學時代，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教育圖景。不能否認，我的大學時光，依舊瀰漫着計劃經濟時期理想主義的餘暉，而對062111班及他的同代人而言，展現在他們面前的大學時光，則更多充斥着市場經濟帶來的功利、現實、競爭和機遇。
作爲精英教育和大衆教育兩個階段的親歷者，我能明顯感到中國大學教育目標的變化。我的大學時代，教育目標指向的是爲集體（祖國或社會）培養“人才”，而到我的學生，卻變成了培養成爲找到工作的就業主體，用溫鐵軍老師的話說，就是“把人變成資本化的一個要素”。
伴隨培養目標變化的，是身份指認的區別，我的大學時代，哪怕只是一箇中專生、專科生，也被視爲“天之驕子”，對農村的孩子而言，考上大學常常視爲“跳龍門”，並被國家從人事關係上認定爲“幹部”，而對062111班的學生而言，進入廣東F學院這樣的二本院校，並不能給他們帶來太多精神上的榮耀感，從進入校門開始，還沒來得及感受高中老師曾描繪的美妙大學時光，就被輔導員告知就業的壓力，他們畢業時，更多人拿到的只是一份“勞務派遣”，可以說，剛剛卸下高考的重負，就繃緊了找工作的弦，整個大學過程，不過教育產業化後被學校鍛造爲專業“流水線”上的一個規整產品。
對我大學的9202班而言，無論出身如何，同窗的就業質量相差無幾，但對062111班學生而言，個體出路和家庭情況往往相關，學生的命運，某種程度上，由成長背景決定。
在追蹤062111班學生去向時，我猛然發現，在迎接新生第一次和他們見面時，憑直覺留下的幾種初見印象，竟然從整體上印證了他們畢業的基本流向。
我的學生和我大學的同學相比，確實更認同商業的準則，也更擁有做生意的勇氣。很多時候，我甚至就是他們的第一個目標客戶，我辦公室永遠擦不完的皮鞋油、吃不完的茶葉、紅棗，還有絲綢被，洗髮水，都來自學生的推銷，我的日常消費中，一些護膚品、小首飾、正式一點的包，都來自學生的供貨。這種全新的師生關係，完全顛覆了我以往的認知，在我的大學期間，我不會因爲拿紙蛇捉弄老師導致課堂騷亂而羞愧，但難以接受爲了獲取利潤和差價，將商品推銷給師長的行爲。這種差異以及面對市場經濟的不同態度，毫無疑問，顯示了時代在我和學生身上打下的不同烙印。
他們，如一個個固定的錨點，成爲我對社會，最方便的觀測。
他們，以一個個真實的生命，成爲我對時代，最真切的感知。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