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傳真－校準高教資源 縮小學用落差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人才優勢決定社會與經濟發展成就，是全球政府與現代化組織奉行的鐵律。人才培養與人力資源的長期發展，不是高教機構可以獨力完成，有賴國家政策有效規劃與引導執行。

新加坡的經濟成就有目共睹，政府效能更是我國效法的模範。新加坡與臺灣皆有區域戰略地理優勢，但是新加玻政府在資源少、腹地小、人口少的現實環境下，以原馬來西亞一州，在 1965年遭國會全票驅逐「被迫」獨立。五十年的時間，一個悲情小島變成舉足輕重的經濟大國，新加坡的人力發展政策，必有可供借鏡之處。

新加坡現任教育部長同時兼任財政部第二部長，兩位次長分別兼任「人力部」、「社會及家庭發展部」政務次長。從組織的精巧安排而言，已可斷定新加坡教育部扮演現代組織「人資部門」的角色，可有效整合經費、勞動力發展與社會福利資源，照顧到國家人才整體需求。

我國高等教育，以「高教、技職」，「公立、私立」大學爲體系，每年1,000億元新臺幣經費分配爲工具，將國家人才培育區隔爲四種系統，而勞動力發展則被編排在勞動部的「職業訓練體系」。從體制上來看，私立大學領取40％補助，服務60％繳交兩倍以上學雜費，佔多數的私校學生。在「少子化」趨勢下，雖然國家高教經費仍逐年上升，但若無法適時引進有競爭力的企業參與訓練，高教行政主管與教師無法轉念從「士大夫」進化爲「好教練」，多年來企業界深感新進人員學用落差嚴重，也就不意外了。

大學普及化不是錯誤政策，英、美、日等先進國家早已走向大學普及化，這是國際趨勢，很難走回頭路。況且因爲升格大學，在每次改制過程中，學校都得加強學校師資及軟硬體，提升教學品質，任何人多讀四年書，不可能毫無收穫。從制度上增加全國性的訓練系統，讓高教機構間相互競爭，也不是壞事。

大學普及化後，辦學目標應隨着改變，不可能所有學校都有能力培養研究菁英。學校若定位爲「教學型大學」，出身「名校」的教授們就應該拋棄菁英思想，不以入學分數高低區限學生，反而應多學習產業應用新知，因材施教，引導學生適性發展，這纔是教育的本質。

臺灣相較過去，既然已讓原本沒機會讀大學的人走進大學，就應該更致力於教學品質，讓學生因爲讀大學而改變人生。傳統式的「產、官、學」壁壘分明早已不合時宜，臺積電等大型企業主管掌握的技術資源與國際影響力，會比中央部會的高級官員低嗎？政府掌握政策與補助的分配權力，也負擔產業興衰的最終責任。與其絞盡腦汁希望大學減量退場，不如思考引入產業活力，公私協力，活化過去低效率使用的高教資源。畢竟二十年下來，國家至少也投入至少一兆元以上到高教系統，與其另闢蹊徑，不如多一點巧思整合資源，縮短學用落差，我們有機會再度開創世界級的務實教育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