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留美的富二代們在過着怎樣的生活？
11月，溫哥華，寒冷的星期日清晨。Weymi Cho開着她嶄新的紅色全真皮座椅瑪莎拉蒂GranTurismo來到我的酒店門口。昨晚她只睡了兩個小時：在她價值四百萬的海景公寓樓裡新裝了一臺“卡拉OK”機，和朋友們一邊喝着Veuve Clicquot一邊唱歌。Weymi今年二十歲，身材苗條，有着及腰的長髮和漂亮的大眼睛。身穿一件Dior絲綢女士襯衫的她，似乎有種與生具來的矜持與貴族氣息。時近上午十點，我們動身去逛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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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t Renfrew， 人稱溫哥華版的Barneys，是Weymi週末的尋常去處。“這裡根本沒法和Vegas比，Vegas的東西和服務要比這兒強得多。”她抱怨道。Weymi的英語稍微夾帶着一些亞洲口音，當我提出和她用中文交流的時候，她顯得更加放鬆了。
Weymi說起話來三句不離奢侈品牌的名字——奢侈品，在Weymi的字典裡是一種貨幣般的價值衡量尺度。對於她來說，僱一個月保姆要花上“一雙Roger Vivier緞面瓢鞋”；而到城裡玩一宿要花“半個愛馬仕Birkin包”。“去年三月份我過生日的時候，半個小時就喝出去了兩個Fendi totes。”——大概相當於4000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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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店裡，我和Weymi偶遇到了她之前在溫哥華某時裝學院的同學，現在正在當導購員。提起來中國來到這兒的顧客，她的同學感慨道，“中國人簡直就是把奢侈品店當成菜市場，買件好幾萬的衣服就跟買顆白菜似的。”另一個導購女孩兒湊過來，“他們這麼買東西，不把奢侈品當奢侈品。”
Weymi笑道，“可不是嘛，我現在都不忍直視Chanel了。廣場舞大媽都人手一隻chanel boy。”
在臺灣長大的Weymi，十四歲的時候隨父母移居到了溫哥華，並在這裡進入了一家寄宿學校。她的父母都是大陸人，後來到臺灣做半導體生意，把Weymi和她的妹妹送到了某國際學校上學，就是爲了以後送她們去國外讀書。在上大學之前，Weymi姐妹常常在美國和澳洲度假。“我爸爸想讓我們練好英語。他們的計劃，從始至終就是要把我們送出國。”
出國，是衆多中國新貴們的終極計劃。過去的十年中，中國的富人們迅速席捲紐約、倫敦、洛杉磯等城市，橫掃房地產市場，讓本土人民不禁憂心忡忡。爲什麼溫哥華有如此數目龐大的中國人呢？臨海城市，氣候宜人，簡單而平靜的生活，吸引着中國的新貴們蜂擁而來。他們不但在這裡進行瘋狂的消費和投資，還讓自己的孩子們去在這裡讀書、做生意、社交。
“富二代”，在中國指有錢人的子女
幾千年積貧積弱、戰戰兢兢的歷史，使揮金如土的生活方式與這個國度向來格格不入。去年，中國某位最富有的富二代在微博上曬出一張“炫富”照片，照片中他的寵物狗每隻前腳上戴着一塊金質Apple Watch，瞬間引來網民熱議。很多人吐槽，這些不知道天高地厚、暴殄天物的富二代們，根本不懂得掙錢的辛苦，完全喪失了中國社會所敬奉的勤儉精神。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也曾在講話中強調，要讓企業家們的下一代年輕人意識到，“掙錢不易，粒粒皆辛苦”。政府還特意招收了國內70名富翁的兒女進行“道德情操教育”，以警戒他們要遵守中華傳統美德，勤儉持家，以驕奢淫逸爲恥。
縱然如此，富二代依舊過着他們錦衣玉食的日子。在中國風靡一時的電視劇《百萬新娘之愛無悔》、《冰與火的青春》，講述了富二代們糾葛的愛恨情仇和錯綜複雜的家庭矛盾。而Weymi參與拍攝的網絡雙語節目《公主我最大》，則記錄了一羣白富美奢靡無度、空虛冶豔、勾心鬥角，有如宮鬥劇般光怪陸離的富貴生活。這些白富美擠破頭皮地互相攀比，同時又對他人張揚和奢侈嗤之以鼻。第一季的結尾，來自臺灣的女孩coco因爲背了仿製的hermes、穿了非設計師品牌的衣服被別的女孩羣起而攻之；第二季則拍攝了兩個白富美在洛杉磯看房的經歷。
對“暴發戶”的鄙視和“仇富”心理不是中國特產
然而，這種中國式的仇富卻別有韻致。在偉大的中國特色主義精神薰陶下，一切“財富”都是“新財富“。打倒了老地主階級和富農，也就打倒了舊時的理財經驗。所謂，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難，新一代的有錢人們在巨大的財富面前有些不知所措。我問了幾個《公主我最大》的女孩，作爲富二代，被人嫉妒並且指責是怎樣一種體驗。
“我知道有很多人罵我們，說我們炫富，怎樣怎樣。其實我們也沒炫什麼富，這就是我們的日常生活啊。”Weymi聳聳肩，不屑一顧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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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完了街，我和Weymi一起趕往《公主我最大》第二季最後一集的拍攝地點。這是一家泰式餐廳，爲了拍攝，節目組包下了整個飯店。因爲我們到得比較早，我就開始和節目導演Kevin K。 Li閒聊起來。Kevin是一位資深新聞工作者，來自加拿大一個華人家庭，今年已經37歲了。Kevin說，他想把這套節目做成一個Lifestyles of the Rich and Famous和Real Housewives的混搭。“我覺得，如果我對這些中國富二代的生活很好奇，那其他的加拿大人、美國人也一樣很好奇。”
拍節目並非難事。Kevin在此前拍攝了一個宣傳短片。在這個宣傳短片中，一位朋友的朋友開着一輛蘭博基尼，一邊展示着她各種各樣的包包collection。“我們的短片被一家當地媒體相中之後，大家迅速關注了節目。”Kevin說。“富二代這個詞，當下正是個如火如荼的話題。沒有人不對這個羣體好奇，也沒有人不想說點什麼。”
我們聊得正熱的時候，節目組的嘉賓姑娘們紛杳而至，儼然如一場時裝大秀：Helmut Lang， Alexander McQueen， “玫瑰金”iPhone。。。第一個走進來的是Diana，來自UBC一名23歲的女生，主修經濟學和亞洲研究，曾經在日本、韓國、菲律賓和香港居住過。還有她的朋友Chelsea——嘉賓中唯一一位已婚女生。雖然最近剛剛生了小孩，Chelsea的身形依舊修長嫋娜。她身穿一襲精緻的嫩粉色羽毛娃娃裙，足蹬一雙恨天高的Gucci高跟鞋，活似一隻行走的粉色鴕鳥。緊接着是Ray以及她的男朋友Pam，同樣來自UBC，兩個人也都是富二代。Pam今年26歲，顯然是嘉賓中最成熟、最有經驗的。姑娘們一邊等待節目開拍，一邊緊張地打量着對方的衣着和飾品，絲毫不放過任何一個細節。劍拔弩張的空氣裡，她們卻又勉強維持着假惺惺的友好。
Kevin在這期節目中擔任主持。當Kevin提出讓大家圍坐在圓桌邊的時候，姑娘們顯然有些不高興。“要我們都坐到桌子後面，那我們這些衣服不就白穿了？”Chelsea說，“早知道這樣，我還不如穿睡衣睡褲來呢。”即使如此，Kevin還是堅持讓她們做到桌子後面。“我很理解你們的想法，不過你想想，六雙參差不齊的腿，在鏡頭裡會顯得特別亂。”
節目開拍，大家先是喝香檳、碰杯，然後Kevin問了幾個不痛不癢的問題。
“Diana，你那個‘過一天窮人日子’實驗怎麼樣了？”
“不太好。”
“在洛杉磯找沒找到滿意的房子呢？”
“房子都不錯，可惜位置不行。”
“你們感覺，找一個和自己經濟實力不匹配的男生date是否很有挑戰性呢？” Kevin問姑娘們。
姑娘們沉默了一下。Diana整理了一下劉海，從容地說道，“挺難的。以前我這麼嘗試過，感覺就是。。。。。。。就是很尷尬，很難堪。”
錄製完畢，姑娘們開始閒聊起來。“我最近打算去做一下整容，哎，你們聽沒聽說過，韓國最新發明的一種3D molding整容術？據說是不留傷口那種，只需要帶上一些矯正器之類的就行。”Diana說，這種新整容術可以讓她變成完美的“瓜子臉”——當今中國女生夢寐以求的“女神”臉型。
“對啊對啊，上次跟我爸媽去韓國的時候，我和我妹妹就想去做這個手術，但是他倆沒同意。”Weymi插了一句。
Diana淡淡地說道，“這是高科技，做出來效果特別自然。而且八個月左右就能恢復好了。”
“你們這麼年輕，就要去遭這個罪，何必呢？”我問她們。
Diana睜大了眼睛，又是困惑，又是同情地看着我，“當然是爲了變好看啊。”
最近，中國銀行的一項研究調查表明，中國有60%的有錢人們都打算移居國外；他們或是已經開始着手移民投資、購置房產，或是正在醞釀移民計劃。（注：這裡的“有錢人”定義爲資產高於1000萬人民幣，約等於150萬美金，這在中國是相當大數額財產。）據美國國家房地產協會彙報，中國消費者在美國房地產市場中佔據了不可撼動的比例和地位。
那麼，關鍵的問題來了，爲什麼中國的有錢人要移居外國呢？
有人是爲了躲避空氣污染，有人爲了讓孩子受到高質量的教育。斯坦福社會學教授周學光先生稱，中國的教育體制和環境異常競爭激烈。是否能受到高質量的教育，通常和家裡錢多錢少無關——有的時候，即使你花再多的錢，也不一定能把孩子送到清華北大。而除了上學，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錢留在中國不安全。中國經濟發展緩滯，股市風雲莫測，加上近年來快刀斬亂麻的反腐、“打老虎”，把國內許多以政府官員爲靠山的有錢人嚇得心驚膽顫。
John Osburg， 一位專門研究成都商業人士的人類學家表示，想在中國做好生意，很大程度上要靠找對後臺。所以，近幾年來的反腐攪得富人們草木皆兵：一旦自己在政府的後臺“下了馬”，自己也是泥菩薩過河，弄不好就被沒收財產。“當然，也有人害怕生意對手在背後捅一刀，運用關係把他們拖下水。”有人甚至把登上福布斯財富榜視爲詛咒。Osburg說，這個財富榜上的中國人，每過幾年都會有那麼一兩個被政府“下馬”的。
在溫哥華，Weymi也曾和我提到這種緊張氛圍。“我們家在上海有些政府裡的親戚。額，當然，都是清官，和我講過挺多這樣的事。現在不一樣了，在中國不全是靠關係做生意了。”近幾年，北美迎來了前所未有的華人移民大潮。
在拍攝節目後的派對上，Ray和她的男朋友指向一個男人，對我說，“這個人，他誰都認識。”這個人開一輛阿斯頓馬丁——對於Ray來說，阿斯頓馬丁並不是什麼稀奇東西，因爲她和男朋友每人都準備買一輛。而這位的阿斯頓馬丁，是世界上唯一一輛、James Bond 007幽靈黨同款的阿斯頓馬丁。
這個五十歲的男人名叫Paul Oei， 一頭乾淨利落的銀髮。當我和他介紹自己時，他立馬掏出手機和我照了一張自拍，然後發到了instagram上面——這是他通常的“見面禮”。他緊接着遞給我三張名片：Organic Eco-Centre生態肥料公司的CEO，這家公司也是《公主我最大》的贊助商；“溫哥華中國小姐”選美賽的主席；以及加拿大Manu移民及金融諮詢公司的主席。據他說，在溫哥華移民的富二代們眼裡，他就像一個非官方的領事館大使——想來溫哥華，第一個要找的就是Paul Oei。
在一家窗外停滿了賓利和路虎的中餐館內，我和Oei悠閒地吃着88刀的烤鴨，喝着小陶罐裡香噴噴的蘑菇湯。“這些中國富人一開始來溫哥華的時候，都把這裡當成臨時住所。很多人覺得北美是個無聊的地方。但是過了那麼一兩年，他們的孩子畢業了都會說，我愛加拿大，我不想回去了，這兒簡直就是天堂。”
餐廳的老闆娘胡燕是一個舉止端莊的四十歲女人。來到美國之前，她在西安曾經開過一家餐館，生意非常可觀，收入豐厚。“當時我老公在溫哥華旅遊，幾個朋友非得拽着他去看什麼房子。結果你猜怎麼的，第二天我們倆就簽了合同，把那房子買下來了。”雖然房子花了她家一大筆錢，胡燕並不覺得自己是爲溫哥華經濟“做貢獻”，反而更像買了保險，把自己的財產從前途未卜的中國挪到了加拿大。而胡燕的兒子讓她更加堅定了留在加拿大的決心。她驕傲地對我說，自己的兒子正在洛杉磯參加一個高爾夫錦標賽。她還打算把餐館開到洛杉磯、拉斯維加斯、最後開到紐約。“你知道，美國東北有全世界最好的大學。等以後搬到紐約，我兒子就可以離這些大學更近一些。”
Yan畢業於UCLA，目前在著名建築家Bing Thom的公司任職。在最近的一項調查中，Yan發現，溫哥華有70%的房子是被中國人買下的。而奇怪的是，這些平均價值$305萬的房子的房主們，大多數人都自稱是家庭主婦或者學生。事實上，真正的幕後購買者是這些“家庭主婦”遠在中國賺錢的丈夫們——由於中國市場巨大，錢來得快且容易，而加拿大金融穩定、安全，富人們選擇在中國吸金，然後把財產存進加拿大這個“儲錢罐”裡。
在中國人瘋狂購買的衝擊下，溫哥華的房價在過去的六年裡漲了足足75%，導致很多本地居民買不起房。市長Gregor Robertson不得不用調高稅收的方法控制這種衝擊與不平衡。
很多人都認爲，富二代們長大之後通常都理所應當得繼承父輩的家業。但實際上，一個女孩告訴我，她的父親並不想讓她接手自己辛苦經營的公司。“我爸的意思是，不想讓公司葬送在我手裡。他說，你要是沒有管事的能耐，還不如讓別人來，然後你自己每個月拿點錢得了。”有些父母會給孩子一段“實習期”，以此測試一下他們的商業能力。Weymi’s的爸媽則給了她五十萬美金，用這個錢創辦一箇中英雙語的奢侈品時尚雜誌，賣到各大奢侈品店。“我倒是不指望用這個雜誌賺大錢，”Weymi說，“不過我的朋友都覺得，這個project太適合我了。”同樣，Ray的男朋友打算用父母給他的資金，在溫哥華開一家旋轉壽司店。“我想，每桌上都有個iPad，客人可以在iPad上點餐，還可以玩遊戲。”他說。
參加這場真人秀的姑娘們中，唯有Pam是有工作的。“如果我留在中國，肯定還活在父母的翅膀下，不知道外面的大風大浪。在國外獨自生活的經歷，讓我更能體會到父母爲我的付出。他們爲我犧牲了很多。有一次我讓他們給我轉一萬多刀到我的賬戶裡，等了好久也沒轉過來。我就打電話問我媽媽，她說是銀行processing這邊出了點問題。後來我才從一個親戚那裡知道，我媽媽的生意快要破產了。那是我第一次真真正正體會到，他們爲了不讓我擔心，承受了多少壓力，而我又是多麼不成熟不懂事。”
Pam慢慢地跟我說道，“其實我也根本不適合在中國工作了。我沒有父母那種老成，至少是在國內經商的經驗。西方人都是直來直去的，但是中國人不一樣，要學會周旋、學會言外之意、說話要繞彎子。我在中國簡直就像個外星人。” Pam和她的朋友們一樣，很早來到海外，在兩種文化的夾縫之中生存。她們的父母希望她們可以繼承中國的血統和文化，但是在加拿大生活了數年的她們，再回到故土，已然是“相見不相識”了。
一天晚上，我和Weymi在“小四川”約了晚餐。這一次，她終於穿得隨意了些：素顏，齊膝羊毛大衣，舒服的平底鞋。小四川在Richmond，是一家加拿大華裔開的餐館。和Flushing、Queens很像，小四川彷彿是加拿大華裔們的人間天堂。
我問開着車的Weymi，“比起亞洲來，你是不是更喜歡溫哥華呢？”她先是沒開口，用手指輕輕敲着方向盤，“這樣說，比如我想拐個彎，我直接打上轉向燈，然後旁邊的都會給我讓路。這是正常人的思路吧。在中國呢，我打轉向之後，旁邊沒有一個減速的，全都搶進來，我根本都拐不出去。真是氣死人了。後來我也不打轉向了，乾脆就直接拐。別人都這麼幹，你想守規矩都沒法守。”
“小四川”一點也不小。幾乎所有的顧客都是中國人。Weymi朝一桌吵吵嚷嚷的男生招了招手，回頭悄悄對我說，“在溫哥華這地方，擡頭就能撞見熟人。”點菜過後，Weymi拿出手機，“想不想看我和Justin Trudeau的自拍？”沒等我回答，她就從手機相冊裡翻出了照片。“當時他還不是加拿大總理呢，我就和他照了一張。我挺喜歡Justin的。說實話，加拿大這些政客們我都挺喜歡。只不過西方的政客都太過liberal了，比如在大麻和死刑這些問題上面。”（中國是每年執行死刑數最多的國家）
我們吃着飯，不知不覺就說到了中國和加拿大的社會不平等現象。
“你去過East Hastings嗎？”Weymi問我。
East Hastings，是溫哥華最爲奢靡昂貴的住宅區，毗鄰諸多極受歡迎的夜店、酒吧和天價樓盤。
“在這兒，你看到的是最上層的生活。每個人都過得非常好，至少比在中國好。”她回憶起小時候在上海，曾經看見過農民工們風雨飄搖的鐵皮屋，還有她媽媽的老家，雲南某個破落寒酸的小山村。“小時候我媽總是給我講，這些人有多窮多困難，聽得我毛骨悚然。我的姥姥就是洗衣工出身。但是我媽媽不想像村裡的人一樣，成天七嘴八舌地討論誰家買了只雞，誰家死了只豬。”
字裡行間，我似乎能體會到Weymi內心的恐懼：對貧窮恐懼。“如果我媽媽沒走出那個村子，也許我現在就是個井底之蛙的農村小姑娘。。。。。。你想象得了麼？”
說到這裡，Weymi倒吸了一口氣。（來源：北美留學生日報 原文/《紐約客》JIAYANG FAN 摘譯/日報作者橋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