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後，他們轉身成了簽證官
*本文系本站看客欄目出品。
“你可以試試大使館的移民部門，那裡應該適合你。”勞森伯格先生對我說——彼時我剛辦完上份工作的離職手續，上司勞森伯格請我吃飯，還給我出謀劃策。
他是法國猶太人，曾任巴黎地區法官，後被派駐法國駐華使館任參贊。
“你是法學專業，做簽證官可以實踐法律，”他對我說，“需要我的推薦信嗎？”
恰逢某國駐華使館移民部招聘，我帶着簡歷和推薦信去應聘，很快就收到了筆試邀請。
使館區內很安靜，建築被鐵絲網包圍，面試那天，我被保衛攔住：“你不能上臺階，下去，保持距離。”我懵了，明明是公共人行道，爲什麼不能走？他不依不饒，我只好照做。
“你來應聘的吧？過安檢！”保衛語氣很嚴肅，這成了我對使館的最初印象——神秘森嚴，拒人於千里之外。
直到我戴上工作證、正式成爲一名使館員工後，他的態度才180度大轉彎，和呵斥我下臺階時判若兩人。
每天一大早，使館外就排起了隊，形形色色，都是來辦簽證的人。隊伍兩端，一邊是不苟言笑的武警，另一邊則是趁機做生意的商販，有人賣礦泉水零食，有人做移民中介，還有“代理排隊”的黃牛。
使館內是另一番景象。人們膚色各異，講着不同的語言，有的打扮精緻，有的不拘小節，有在哺乳室餵奶的辦公室母親，也有在院子裡遛娃的外交官，氛圍輕鬆，和外面焦急等待的申請者們形成對比。
爲了儘快上手，我很快就鑽研起業務來。表面上看，簽證官的工作和法官一樣，都是審判並決定一個人的命運，工作流程也和我在法院實習時差不多。但深入進去，我才發現其中的區別：
首先，法院開庭聽證、公開審理，移民局卻不“開庭”，對外保密，在公正性和公共監督方面大打折扣；其次，法院杜絕重複訴訟，有兩審、再審、申訴、檢察院抗訴等救濟渠道，而移民案的救濟渠道卻很窄，拒籤後，申請人只能再交一次申請費，重新申請，或者在目標國首都總部通過律師申訴，過程十分漫長；再者，《移民法》本身就不健全，充滿歧義，概念模糊。
這就爲簽證的審覈埋下了隱患。
“你看我們的同事，幾乎都曾經是移民”
“歡迎你加入我們，這將是一份快樂的工作。你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都可以問我。”工作第一天，簽證官法比安熱情地歡迎我。他祖籍阿根廷，喜歡吃中國菜，我們經常一起吃午飯，漸漸地就熟絡了起來。
移民部門有近百名員工，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有意思的是，大多數簽證官還都曾經是移民。有天吃飯時，我請教法比安：“爲什麼簽證官往往自己就是移民呢？你看我們的同事，幾乎都曾經是移民，移民局青睞錄用移民做簽證官嗎？”
“這是個好問題，你觀察得很細緻。”法比安說，“我不敢對移民局的用人標準下結論，但可以講講我自己。作爲移民，我想說我不僅喜歡，而且適合這份職業。”
工作午餐，法比安學習適應中國菜。
移居X國前，法比安是阿根廷一家大型德國企業的人力資源高管。千禧年後，阿根廷經濟下滑，企業不景氣，他萌生了移民海外的念頭。
爲了移民，從小講西班牙語的法比安苦練了幾年英語，直到現在，他的口音仍然帶有濃重的西班牙味。因爲親身經歷過，他特別理解移民的難處，同時也非常清楚，什麼樣的人適合移民，什麼樣的人不適合：“移民必須有好心態，能接受生活的巨大變化，並且有潛力去不斷迎接新環境的挑戰。以前我在阿根廷是中產，移民後，我要從低處做起，這是必須承受的。”
費盡心思來到X國，法比安卻找不到HR高管的工作——這行要求非常熟悉本地勞動力市場，還要有良好的人脈關係，他人生地不熟，甚至連人力資源的基層職位都夠不着，最後只好從行政、文員做起，收入不高，根本不夠養活一家人。困窘歸困窘，那段時間在底層摸爬滾打，法比安有機會接觸到各色人等，這倒是爲他日後考入移民局奠定了基礎。
我參加使館的業務交流會。
“我以前是職業HR，看過無數簡歷，煉就了火眼金睛，這是我的優勢。”法比安自豪地說。
有次，我懷疑申請者的資料造假，便拿着案子和他討論。一看到材料，法比安立即指出了問題所在：“這個人整過容！他本來長得不是這樣。”他指着申請人的照片說，還給我分析了她的鼻樑骨結構、五官比例等問題。
“我會首先看人的長相，這是我當HR時的職業習慣，”法比安笑着說，“相由心生，錯不了。”
不僅如此，這段個人經歷還深深影響了法比安對案件的判斷。
一次，幾個簽證官對一件案子有爭議。申請人本科碩士讀的是不同專業，從事的職業也和專業不沾邊，還經常跳槽，在很多公司和行業都待過。有簽證官認爲，職業路徑混亂，可能意味着這人朝三暮四，不太穩定，出國後也許會動心思，不想回來。
但法比安卻對這位申請人十分欣賞，認爲他經歷豐富，能駕馭不同專業和領域，有開拓者精神，是有用之才。最終，他的意見被採納，這位幸運的申請者通過了審覈。
使館的消防演習，很多移民官曾是移民。
文化背景和個人經歷不同，註定了不同簽證官對案子的審覈標準有很大出入。這種情況，也發生在加斯帕身上。
加斯帕是移民部兩位非洲裔簽證官之一。1970年，他出生在非洲多哥——聯合國公佈的最不發達國家之一，1999年成功移民X國，考入移民局，成了一名簽證官。
至於如何從多哥奮鬥到發達國家，加斯帕從來不講。我只知道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留在多哥生活，而他走出了非洲，成了發達國家中產，還擔任外派中國的外交官，獲得豐厚的外派補貼。如今，他的妻子在美國生活，兒子就讀於廣州一所昂貴的美國學校，放學後回到廣州珠江新城的高級公寓裡，和父親一起享受外交禮遇。
這是一個階層跳躍的勵志故事。加斯帕對自己的工作頗感自豪，同時又保持着同理心，尤其是對那些和他境遇相似的當事人。
供外交官家長閱讀的親子雜誌裡，國際學校廣告展示的“精英教育”形象。
有段時間，我接到很多委內瑞拉籍公民的移民案。和中國申請人不同，他們提交的身份、教育、財產資料很難在中國查證，我一時無從下手，便向更爲資深的加斯帕請教。
他對這種來自“落後國家”的案子頗有見解：“委內瑞拉遭遇了經濟危機，國家瀕臨破產，很多國民都開始另尋出路。這些人一定在墨西哥申請過吧？”我一覈對，還真是被他說中了，當事人都有墨西哥旅行史，墨西哥作爲全球最大的移民輸出國之一，X國移民局在當地設有大型服務點，這裡是拉美地區的移民樞紐。
後來我又請教過其他簽證官，發現沒有人比加斯帕瞭解得更清楚。我不禁聯想，他究竟是怎麼從非洲“突圍”的？難道也是經過墨西哥？這是他的秘密。
作爲名副其實的“非洲通”，加斯帕對廣州的非洲黑人羣體也有獨到的見解。
廣州小北一帶聚集了很多非洲人，不少人謀劃着從中國向歐美移民。“申請者大多數是居住在廣州的尼日利亞人。”加斯帕發現了規律，“尼日利亞被稱爲‘非洲的中國’，人口最多，最喜歡出國移民，世界各地的非洲人中，絕對有尼日利亞人。”
雖然都來自非洲，加斯帕卻不願和他們混爲一談。已經出走20多年的他，不喜歡被當作非洲人看待。每當遇到非洲申請人的案子，他都看得很仔細，不知內心會有怎樣的掙扎。他願意給這些人一個機會，讓他們變成下一個自己嗎？
結果是，大部分非洲申請者還是被拒簽了。
薛定諤的“自由裁量權”
如今想來，無論是法比安對冒險者的青睞，還是加斯帕對拉美、非洲移民的見解，本質上都是他們作爲簽證官的“自由裁量權”。
在司法領域，即使有嚴格的法律，法官的個人認知和喜好仍能左右案子的審判結果。而擁有“自由裁量權”的簽證官，自由度往往比法官更大——簽證審批是“獨任制”，一人決定，全權負責，除非特別審查，否則其他簽證官無權推翻對同一申請的決定。
也就是說，對個案的判斷，高度依賴簽證官的個人理解。如果同一申請由不同的簽證官受理，結果很可能截然相反——有時，甚至會改變申請人的一生。
北京三里屯東5街上的外國大使館標識。圖源：Sipa
我的同事卡洛琳就遇到過這樣的時刻。
在一次審覈中，她通過研究資料的相關性，推斷出申請者是國際人口販賣集團的人質。
“即使事情過去十多年了，我仍然忘不了。”卡洛琳說。
她當時負責給移民批居留證，某天，接到一位希臘女性移民的舉報，說有個男人是移民黑戶，在做販賣人口的勾當，請求卡洛琳批捕他，把他關在移民看守所裡，千萬別放出來。“因爲男人已經知道她舉報了自己的事，一旦被放出來，女人很可能會被他殺死”。
那個男人此前已經拿到了合法居留的資格，“我懷疑他是蛇頭，但他堅決否認”。卡洛琳審訊了他一整夜，但還是找不到證據，“雖然那希臘女人說他有殺人傾向，可我沒有證據斷定他會殺人”。
疑罪從無是法律規定，作爲移民官，如果僅僅懷疑對方有殺人傾向就將他拘留，這是犯法的。卡洛琳沒辦法，只能放他走。說到這，她哽咽了起來。
《2018年全球全球被發現的人口販運受害者總數呈上升趨勢。資料來源：UNODC
就在放走男人的次日下午，壞消息傳來——那男人真的把希臘女人殺死了。報案人是女人的妹妹，她憤怒地指着卡洛琳的鼻子罵：“就是因爲你，姐姐被蛇頭殺死了，她昨天已經說過，如果把那男人放出來，她會被殺掉，可你居然把他放了，你在殺人！”
說到這裡，卡洛琳的眼睛泛起了淚光。我能感受到她對希臘女人的愧疚，但即使發生這樣的惡性事件，她也不會被追責，因爲她只是在執行移民法。
“從此我的良心受到深深的震撼，非常內疚，發誓決不讓悲劇重演。綁架與人口販賣，永遠是世界上最卑劣的事。在我發現申請者可能是人口販賣受害者時，就一定阻止，即使只是合理懷疑。”卡洛琳語氣堅定。從此之後，她拒簽了一系列涉嫌人口販賣的申請，阻止了一場又一場潛在悲劇。
當然，這些申請可能並非人口販賣，而是卡洛琳的過度想象罷了。
北京美國大使館前，排隊簽證的人們。圖源：東方IC（圖文無關）
在移民申請中，移民局掌握着100%的權力，申請者可以說是毫無議價權，唯一的辦法，就是討好（satisfy）簽證官——在材料上動動手腳，擡高收入，僞造學歷和履歷，讓簽證官相信他們無意留在國外。
簽證官被賦予如此大的自由裁量權，卻很少有“枉法裁判”的追責，歸根結底，在於那套漏洞百出的《移民法》——這套由目標國自己制定的國內法，卻能跨越國境進行涉外管轄，以本國國情爲出發點管轄外國人，本身就不太科學。
有一次，中國簽證助理對一份申請做背景調查。申請者自稱是保健品行業響噹噹的“大佬”，還提供了很多自己路演的照片和廣告。助理上網一搜，卻發現他的名字赫然出現在某百科詞條裡，相關搜索詞條全是“某某賣假藥”、“某某是騙子”、“某某是被執行人”……
經過信用查證和電話訪談後，助理確定他是一家皮包公司的老總，招搖撞騙上了信用黑名單，申請外國簽證是想卷錢跑路，“黑”在外國不走。
助理向歐裔簽證官解釋了風險，可對方卻不以爲然，反而批示了簽證——在他的理解中，這位申請者很有經濟實力，可以爲本國帶來投資。就這樣，中國的違法者成了外國的“經濟推動者”。
類似的，還有非法傳銷團伙順利獲得簽證的例子。在外國簽證官看來，中國的非法傳銷團伙不僅不違法，還有助經濟發展。因爲傳銷在國外是合法的，外國簽證官不瞭解中國國情，以爲全世界都如此。
上班路上
“別像簽證官一樣工作，不要像他們一樣，變成流水線上的一環，變成機器。”我的同事大衛說，“要像簽證官一樣思考。”
大衛是猶太人，2013年加入使館移民部。他認爲簽證官需要更多思考，才能做好高難度的判斷：“我們是在拿一套根據一國國情制定出的不切實際的移民法，去對文化差異巨大的外國人進行判斷，然後爲目標國挑選出最有利的來訪者和潛在公民。”
來華一年，大衛遍讀了英文版“四書五經”和中國哲學經典。據他觀察，很多簽證官對中國社會的理解非常片面，以爲所有中國人都像國外“唐人街”裡的華人一樣——只知道賺錢、對社會毫不關心。“簽證官們應該在中國到處旅遊，走遍大江南北，去看看這個國家的人。你會發現，不是每個來申請簽證的中國人都那麼嚮往外國，也未必都想留下。現在中國發展得很好，外國更需要他們的到來，而不是他們需要來外國。”大衛說。
相比於那些看誰都像偷渡客的同事們，簽發簽證時，他的態度要開放得多。
市場經濟講求“用數字說話”，近年，這種思維也蔓延到了移民局。2018年，部門主管開始統計全年的申請總數和簽證費收入，就連每個簽證官的平均工作量也納入了考覈——這直接關係到員工能否升職加薪，領導能否晉升。
除了審覈簽證，每天下班前，我要填表彙報當天的工作內容和完成的數字，細緻到每小時。領導還專門安排了人手，每週每月做數據統計報表。大家對此議論紛紛，覺得這根本就是多此一舉，自找麻煩。
審批數量和速度都在考覈指標裡，唯獨沒有質量要求。因此，申請者花了大價錢準備的申請資料，在簽證官面前不過是幾十秒一閃而過，因爲簽證官需要速度——用最快速度，做出一個對自己最有效的決定，這是最明智的選擇。
舉辦投資貿易宣講會，是提高簽證申請量和吸引移民的辦法。
爲了創造業績，我的部門領導也開始給自己增加工作量，時不時就來辦公室轉悠，默默監視員工的一舉一動，要是發現員工不在工位上，便開始暗暗計算對方離開的時間。
有次，一位同事從洗手間回來，被領導叫去問話，要他解釋“爲什麼上廁所需要20分鐘”。大家覺得這種管理方式荒謬至極，開始怨聲載道起來。但儘管如此，面對公派海外的優厚待遇，能抵禦誘惑的人寥寥無幾。
壓力與誘惑之下，有人動起了和核心業務不相干的心思。從2016年開始，每回部門舉行節日聯歡會，同事費爾南多總是費盡心思坐在首席參贊身邊，想着多陪幾個笑臉。工作日休息間歇，我常常見到他一個人在辦公樓外抽悶煙，鬱鬱寡歡。一聊才知道，原來他的職位即將被裁撤，他很可能被召回總部，離開中國。
萬聖節前夕，使館區的外國超市門口賣起了南瓜。
在移民局體制裡，升職和公派海外，是評判一個人業務能力的標準。在本國的移民局工作，充其量只是個領固定工資的普通工薪族。公派海外，不僅能獲得外派、住房和子女教育補貼，還能享受外交禮遇，生活質量提高一大截。
衆所周知，中國是很容易出業績的地方，這裡申請量大，KPI好達成，因此更容易升職，是移民官爭相想來的國家。費爾南多原本是個工作認真的簽證官，但因爲沒討得大領導的歡心，如今正面臨着即將離開中國的尷尬。
“你以爲我喜歡討好領導嗎？如果不討好，我就不能留下來，就不能認真去看那些申請了。我很想給中國的申請人提供專業的審覈，幫助他們實現願望，但如果我連這個職位都保不住，一切就無從談起。”費爾南多說。
後來，他還是離開了中國。
使館經常舉辦酒會和社交活動，簽證官的工作表面很光鮮。
近年申請總量下降，簽證官的收入也隨之下滑，不再是大家眼中的高收入“金領”了。
2004年，簽證官伊麗諾加入了移民部，至今工作了16年。“2008年之前，我每天都打出租上班。可現在這份工資只夠我擠地鐵”。
過去中國經濟落後，外國的錢拿到中國消費就很寬裕；中國勞動力也便宜，外國使領館用很低的工資，就能吸引到中國高水平人才。但如今情況不同了，越來越多行業願意提供更優厚的待遇。面對這個變化，使領館卻無動於衷。
2017年，使館貼出一則招聘廣告，想給大使招一名御用廚師，要求“中英文流利，精通中西菜餚，且要有10年以上五星級酒店行政總廚的工作經驗”——我不禁汗顏，縱觀當時北上廣深的五星酒店，行政總廚的年薪在70萬上下，相較之下，使館開出的14500元月薪實在少得可憐。
眼看着其他行業工資不斷增長，而移民局的工資依舊是十幾年前的水平，伊麗諾覺得，這份工作唯一的好處，可能只有“穩定”了。
使館區緊挨着奢侈品購物中心，每日經過這樣的櫥窗，卻消費不起。
這種“穩定”也並不絕對，這年頭，使館也在裁員。
2012年，移民部就裁掉了一批員工。“當時大家當然很惶恐了。”伊麗諾說，“可後來證明，裁員不見得是壞事。被裁的人都拿到了一筆經濟補償款，有人用幾十萬的裁員補償款去創業，和人合夥開了一家國際教育幼兒園，收入比在使館時還好。”
簽證申請量下滑，加上人工智能終有一日會取代人力，越來越多的人未雨綢繆，主動選擇離開。
在中國當了5年簽證官後，33歲的查理·樑遞了辭職信，去了一家投資公司當經理。他覺得這份工作收入少，除了做一輩子簽證，沒別的出路，不早點跳槽，以後怕是沒機會了。
華裔簽證官比爾·劉也辭職去了上海發展，和合夥人開了公司，徹底轉行。在使館爲他舉辦的歡送會上，他爲自己終於離開這個地方感到高興。
位於北京使館區的公寓
話雖如此，依舊有人不斷闖入這座“圍城”。華裔簽證官陳柯幼年隨父母移民海外，考入當地名校，攻讀生命科學專業，收入本可以是現在的好幾倍，可他還是選擇了使館的工作。
“在國外孤零零的，沒歸屬感。我想穩定下來、成家立業。”考入X國駐華使館後，他馬不停蹄地相親、買房、結婚、生娃，繼續審覈那些像他父母當年一樣，渴望出國的中國人。
有人則和陳柯相反，從中國折騰到國外，但做的還是一樣的工作。
在使館工作多年後，李念帶着太太兒子辦理了移民，如今正蝸居在國外的出租屋裡。他讀傳媒專業出身，原本打算在國外大展宏圖，但傳媒是非常依賴語言文化環境和人脈的行業，李念找不到相關的工作，只能退而求其次，去當地移民局繼續當簽證官。
“爲了兒子，我只能這麼將就一下了。”李念說，“移民第一代往往是犧牲品，我這樣做，是爲了讓兒子以後可以少奮鬥大半輩子。”
2017年，我從北京使館調任至廣州領事館，5年裡接手了數萬件移民案，把移民法領域該學的、想學的，都認真實踐了一遍。新的發現越來越少，剩下的只有重複。我意識到，再繼續下去，就真成了大衛口中的“流水線零件”了。
這份工作經歷固然獨特，但還有更多的領域值得我去努力。2020年，逢着疫情，我也辭去了工作，開啓了新的旅程。
*文中人物均爲化名
參考資料 -----------------------------
[1] Global Report on Trafficking in Persons 2018，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封面圖 Sipa | 圖/文 羅拉神 | 編輯 簡曉君
更多內容請關注公衆號：pic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