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欽／法官接受招待 嚴重性只有懲戒問題？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長石木欽遭廉政署調查，於擔任最高法院庭長、高等法院院長期間，涉及關說與接受案件當事人招待等，致有違法官倫理之嫌，因此他自行請辭。（圖／記者季相儒攝）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長石木欽遭廉政署調查，於擔任最高法院庭長、高等法院院長期間，涉及關說與接受案件當事人招待等，致有違法官倫理之嫌，因此他自行請辭，司法院也將召開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此事引起輿論譁然，重創司法威信，石木欽若真犯下此等情事，嚴重性應不只有懲戒問題。
公務員收賄，若因而違背職務，依《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就算未因此違背職務，依該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仍可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且得併科6000萬元以下罰金。至於公務員所收受者，除金錢或財物外，也包括足以滿足個人需要或慾望的不正當利益，如債務免除、接受招待、股票內線等。因此審理案件的法官若接受當事人的招待，即便未收受錢財，也可能涉及此等貪污重罪。
只是貪瀆案件除證據不易找尋外，於犯罪成立上還得經過對價性的判斷。對價性與否，司法實務總以利益種類、數量、時間、關係等綜合考量，以致處於極模糊的狀態，易流於因人而異的恣意判斷。
如以法官接受當事人招待來說，或有收受不正當利益之嫌，若未查有進一步的金流來往，再加以訴訟標的金額龐大，致使區區招待不成比例下，要說有對價性，實有很高的難度。
▲目前具有最終懲戒權的職務法庭，其組成全爲法官，在面對過去曾是職務法庭審判長的當事人，到底會給予重懲或是重舉輕放，正可作爲檢驗司法改革成效的試金石。（示意圖／視覺中國）
另外，近幾年最具爭議的即是職務行爲的範圍，要採實質影響力說，抑或是法定職權說之爭。如於法院院長接受私人利益來對具體個案關說之場合，雖其本身對案件無審判權，但若採實質影響力說，仍可以院長對法官的行政監督權而可對個案進行影響，致具有貪污對價性。只是到底要到如何程度的干涉纔算有實質影響，既有證據蒐集的困難，也會碰觸罪刑明確性原則的紅線。
反之，若採嚴格的法定職權說，則在其無具體案件審判權下，就非屬職務行爲，而不會有受賄罪的問題，致落入《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即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且得併科3000萬元以下罰金的圖利罪。只是圖利罪除刑罰較輕外，也不罰未遂，所以若檢方難以證明審理法官是因院長干涉而受迫爲判決，則此等行爲就屬於圖利未遂的不罰行爲。
雖然，我國《貪污治罪條例》的刑罰極重，但礙於刑事司法，既必須講求證據，更得嚴守罪刑法定下，類似法官接受不當招待的行爲，有很大的機率無法以刑罰論處，僅能以《法官法》做行政懲戒。只是目前具有最終懲戒權的職務法庭，其組成全爲法官，在面對過去曾是職務法庭審判長的當事人，到底會給予重懲或是重舉輕放，正可作爲檢驗司法改革成效的試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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