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話》國共錯失五次和解時機──崩潰年代之18（蔣世安）

1949年10月1日中共主席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時報系檔案照片）

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爲蔣介石、毛澤東最後之決戰，是蔣氏失去大陸政權的直接原因。但此三大戰役並非孤立事件，蔣氏之敗，與毛氏之勝，是果而不是因。明其因果關係，須從全盤考量。套用自古以來成敗得失之常例，不外天時、地利、人和三大要素。

天時即時機，蔣在有利時機而不能利用之。例如1946年5月東北四平街之戰，擊敗林彪共軍，進據長春後，因馬歇爾之勸阻，未能乘勝追擊，致遺後患。負責指揮四平街戰役的白崇禧將軍，始終引以爲憾。而毛則相反，1948年9月濟南戰役後，乘勝追擊，接連發動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不使國方有喘息之時機。

毛在劣勢時期，則能爭取時間，例如四平街戰役之敗，指示林彪：「爭取時間，休整補充，恢復元氣，再行作戰。」周恩來即利用馬歇爾對蔣施加壓力，爭取到23天的休戰時間，只是談而不和。蔣之目的，則是以戰逼和，雖然戰勝，並未達到和之目的，故勝亦非勝也。

戰爭時間的拖延，對國方最爲不利，王世傑於1945年11月初向蔣建言：「我國（如）於對日戰爭結束以後，續有一個5年至10年戰爭，則一切建國之業，勢將無期擱置，前途不堪設想。」實際上，從1946年打到1947年的兩年戰爭，即支持不住了。

1946年11月周恩來回到延安後，對蔣氏在時間上的評估，認爲蔣之一切計劃，均以半年爲期。半年後，即無打算。蔣對長期作戰計劃，亦無任何把握。美式彈藥，只夠半年。兵員補充，困難更多。財政上，宋子文實在拿不出錢。周氏這個評估，至爲正確。半年以後，即是1947年的下半年，即是挫折頻仍的現象。

至於國共和解之時機，曾有5次：一爲重慶會談，是和解最佳時機；二爲蔣之先安關內再圖關外之際，俄及中共均有和解之意願；三爲政治協商決議之實施，國共雙方均有明確之承諾；四爲四平街戰役前，中立長春，和解非無可能；五爲屆至1946年6月的談判，周恩來認爲「已解決了問題百分之90」。觀其6月27日所提之方案，並非不可接受。以上5次時機，未能適時掌握，而致失之，其後雖欲求之，則不可得矣。

就地利言，共方戰略，以廣大鄉村包圍國方有限空間的城市。大肆破壞交通，陷國軍於分割孤立據點，便於各個擊破。東北國方最後剩下長春、瀋陽、錦州3個孤立據點。華北剩下北平、天津、張家口3個孤立據點。華東剩下青島、徐州孤點。交通隔絕，除港口外，進退不得，困守捱打，終被殲滅。茲舉兩例如下：

例一，爲東北撤退問題，1948年1月，衛立煌接任東北勦總總司令後，以糧彈兩缺，運輸補給困難。蔣於2月間，決定將東北國軍主力撤至錦州集中，以保存此僅有之兵力。即手書令衛立煌實施，但衛以瀋陽以南已經解凍，爲濫泥季節，道路田野，均沒膝難行，大軍行動，異常困難，蔣只得放棄此一撤退計劃。

而林彪之共軍，不因解凍問題而進攻不已。至3月中，國軍在東北地區之長春、瀋陽、錦州，乃益陷於孤危中矣。

例二，淮海、平津戰役之前，蔣介石於1948年11月4日晚召集會議，商討戰守問題，國防部長何應欽報告國防部傍晚會議，議定三計，供蔣裁決。其中鹹主上計，撤青島與徐州，聯合攻擊陳毅股，中計撤海州以助徐戰，下計放棄平津，西撤與南下。會中華北勦總總司令傅作義問參謀次長劉斐意見，劉謂如能以天津作根據，南下過黃河，與徐州、青島合擊陳毅，亦爲勝圖。

蔣問徐永昌意見，徐以爲敵人作戰，不需後路，我則無此素養，必須保有可恃的後路，官兵心情方安。至由津指揮，固爲勝着；但敵今時交通，實較我爲便利，如爲黃河所限，又有大敵據守，後路未見固也。這是說地利不如共軍，雖有勝圖，亦難實施也。蔣氏亦以黃河阻礙太大，決令傅固守華北。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但此辦法最慘，結果全軍覆沒。

就人和言，中共的統戰機構，即爲專做人和的工作。毛澤東、周恩來，皆爲統戰的高手。統計重慶會談期間，毛氏自1945年8月28日至10月7日，在重慶會晤的人士，除國民黨的要人不計外，民主人士約60人次之多，其中著名者有張瀾、宋慶齡、柳亞子、沈鈞儒、侯外廬、黃炎培、章伯鈞等。張瀾爲民主同盟主席，毛尊之爲朱德的老師，以拉攏關係。張亦向毛「交心」，要毛不要相信蔣介石。重慶會談中，中共提出三大原則中的政治民主化、黨派平等合作（後改合法），均爲拉攏民主人士，人和的工作也。

張學良與蔣中正。（中時報系檔案照片）

周恩來的人和工作，最爲傑出。西安事變時，曾把蔣的親信張學良統戰過去。國共和戰時期，國方的雜牌高級將領如孫良誠、張克俠等，都曾請周派人去做他們的工作。更爲重要的，周在1947年2月1日中共政治局會議上作了國民黨統治區人民運動的報告，首次把這一運動，特別是學生運動，稱作「第二戰場」，同「第一戰場」人民解放戰爭相配合。其所造成全國性的澎湃洶涌之學潮，對國方之威脅，不下於軍事攻勢之嚴重。蔣記其所感雲：

共匪在我後方各大城市，發動其各階層宣傳之威脅攻勢，一面擾亂社會秩序，由大學而中學、而工廠，運動全國罷課、罷工、罷市，企圖前後方響應，推翻政府，奪取政權。而一般自由知識分子之校長、教授，皆由中立而附和共匪之可能。

蔣之失人和、失人心。以1948年8月金圓券發行後之貶值，最爲嚴重。如蔣所記：

自金圓券發行以來，中下級人民，皆以其金銀外幣依法兌換，以示愛國與擁護政府之真誠。不意竟於數月間，軍事節節失敗，經濟每況愈下，物資枯竭，物價飛騰，金圓因之貶值。人民怨聲載道，而政府之信用全失矣。……尤以一般知識階級，與立法、監察委員，及公教人員等，現爲生計所迫，又爲匪謠所惑，遂使失敗主義，瀰漫於全國。其情況實爲以前所未有也。

《徐永昌日記》亦記：「街道隨便詈總統（蔣）夫婦，警察付以同情之笑。」「一般人民聞蔣先生出國，多有放炮竹以志欣慶者。」一向親蔣之徐永昌，認爲人心已失，蔣應「罪已下野」。

張羣向蔣反映，說國民黨幹部及立法委員中對蔣有不滿之表示，且聞已有200餘人簽名，要求蔣下野之消息。蔣曰：「若輩之意，欲使餘心灰氣餒。翩然引去，以遂其對匪求和之願望。可慨也夫！」

所以華中勦總總司令白崇禧要蔣下野之電，說「默察近日民心離散，士氣消沉，遂使軍事失利」等情，亦事實也。

總之，戰後國共之戰，無論天時、地利、人和，國方皆不具備，尤其淮海戰役，最爲顯著，其敗固然也，非偶然也。

【本系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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