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派三叔爭議”折射公衆參與共享考古成果的需求
三星堆遺址考古，可謂這兩天最火話題。在出土各類重要文物的同時，“南派三叔爭議”隨之成爲熱議話題——涇渭分明的考古和盜墓，豈可混爲一談？
作爲職業小說家，南派三叔的《盜墓筆記》系列是其代表作。當他在某媒體直播三星堆遺址發掘中作爲嘉賓出現時，頓時在網絡引發巨大爭議，不少網友認爲“考古發現採訪考古專家就好了，連線一個寫盜墓小說的是什麼意思？”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直接在其朋友圈表達了強烈不滿，“把考古，與考古和文物保護的天敵——盜墓混爲一談，把考古成果的宣傳與胡編亂造地寫盜墓小說的人混爲一談，這是最讓考古學家憤怒和不可接受的。”
考古在大衆眼中一直有一層神秘面紗。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常懷穎表示，大衆之所以對考古工作十分好奇，大部分是因爲野外發掘，以及對古代世界的天然好奇，使得公衆總是對考古工作充滿猜想。
事實上，在考古發掘之前要先進行詳細調查與勘探，確定發掘區域，然後就在現場佈置探方，這是野外考古發掘的基本工作方式，在考古工地劃分一個個整齊的“小方格”，所有發掘的墓葬、房址都會在平面與不同深度的層面，在探方中得到座標定位，所以可以把探方視作三維空間的“網格座標系統”。
來到發掘這一步的時候，其實日常考古發掘都是按照田野操作規範進行的，不會隨時有激動人心的驚喜，更多是用手鏟在平面刮、刮、刮，觀察各類跡象變化。這個過程十分枯燥，既是肉體的折磨，也經常因爲毫無進展或者難以判斷田野跡象的關係，而在探方中呈現“猶如困獸”的煩躁。但一旦釐清遺存間的邏輯關係，再以精細操作處理後，往往會神清氣爽。
在發掘的同時，需要隨時進行編號。不但要對發現的灰坑、房址、墓葬、溝、牆等各類遺蹟編號，還要對出土的各類遺物編號。沒有編號的遺蹟和遺物即使再精美再重要，也失去了歸屬，科學研究價值大大降低。甚至於，每一片破碎的陶片都要進行一一編號。
與發掘、編號同時進行的，還有繪圖和照相。照相是爲了第一時間保留髮現的原初狀態。繪圖則是將不易觀察到的遺蹟現場、遺物實物和細節，以圖像化的方式進行紀錄，公佈給研究者和公衆。
正是得益於這樣一步步嚴謹的流程，考古工作才能盡最大可能保留最多歷史信息。而盜墓，怎可類比？
爭議背後折射民衆參與共享考古成果的需求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中國考古學會公共考古指導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劉國祥表達了對三星堆考古直播後的思考與建議。他坦言，三星堆考古直播，引起了巨大社會反響。但直播過後，該如何繼續滿足民衆對三星堆考古的知識需求，這確實需要預案。
他建議，在杜絕任何形式的考古娛樂化以及非專業戲說的同時，可以有序向公衆和媒體開放三星堆考古發掘現場，填補直播後留下的公衆巨大的心理需求空間；同時，抓緊籌建三星堆遺址博物館新館，在充分保證考古發掘、保護和研究各項工作科學完成的基礎上，儘早向公衆開放。
光明日報高級記者李韻負責文博報道20餘年，見證了考古傳播的發展變化。她坦言：在很長一段時間，考古人一心只做自己的學問，而忽略了他們原本應該承擔的向公衆講述歷史、告訴公衆“我們從何而來”的社會責任。雖然盜墓小說中充斥各種胡思亂想，缺乏基本考古常識，但它們彌補了人們對考古知識的渴望，迎合了人們對考古工作的各種想象，因而它的風靡也就順理成章了。
“可喜的是，隨着時代發展，越來越多的考古人認識到考古必須面向公衆、面向社會，越來越多的考古人開始投身至公共考古事業，一些高校比如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就有了專門的公共考古方向。學者們開始用寫通俗易懂的小文、開設公衆號、拍攝小視頻等公衆喜聞樂見的方式傳播考古知識。各考古機構、博物館也在採用開放考古工地、模擬考古等方式向公衆介紹傳播考古知識。”她說。
王巍也指出，考古發掘研究確實需要很專業的知識、很嚴格的程序，但考古發掘和研究成果的共享，以及對遺址的保護，需要全體民衆的參與和支持。“就像一輛公共汽車，大家都在車上，公共考古不能只是學者對公衆說教，而要強調全體民衆參與和共享考古成果。”(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