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司法部和耶魯的鷸蚌相爭 對華裔的影響在哪裡?
近日,美國司法部控告耶魯大學,稱其“在本科錄取過程中,存在基於種族和國家來源的歧視行爲。種族在每年幾百起錄取中起到決定性作用。”
此種控告,和特朗普政府在種族問題上的立場一致,亦即他們不支持照顧少數族裔、有損於白人羣體利益的任何政策。目前我們尚且不知道司法部是否掌握了確鑿的證據,在訴訟中勝出。要知道,耶魯的法學力量十分雄厚。司法部也不乏他們的自己人,搞不好官司打起來,是司法部的耶魯校友律師團,和耶魯自己的法學精英對陣,官司打成了校友會的辯論會。但無論怎樣,此消息是本屆政府歪打正着,罕有的對華人有利的消息。
在僱傭和招生中的“正向行動”(Affirmative Action,或譯種族優惠行動)是歷史上的老問題,但近幾年來頻頻浮現,屢次成爲新聞焦點。這有三個原因:
第一,近些年來美國種族關係緊張,正向行動是和種族緊密掛鉤的,無法不進入人們的視線。但對種族問題來說,正向行動已經成爲撕裂種族的一個問題,而非促成優才主義(meritocracy)的一個答案。
第二,美國近些年人口結構(demographics)大尺度變化,過去的催生優惠政策的土壤,已經不復存在。在大的族羣中,白人人口在下降,西裔人口則增加了很多。“少數族裔”的現實在發生漸變,多數和少數族裔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在我們所在的得克薩斯一獨立學區,西裔人口比例,已經超過了白人。對傳統的白人族羣來說,優惠政策使得他們機遇受到進一步擠壓。
第三,在黨派政治上,民主黨多支持正向行動,而共和黨多反對。對民主黨來說,支持種族優惠,有助於爭取傳統上屬少數族裔的選民。而共和黨反對,也是一回事,是爲了更加穩固反對優惠政策的選民,在結果上,順便也爭取了亞裔選民。很多海外華人在這次選舉中極其支持共和黨,不乏有對優惠政策反感這層考慮。美國的民主黨應重新思考自己在這個議題上的態度,適當割裂,以免讓它繼續造成包袱。時代不同了,不能刻舟求劍。
不管司法部的訴訟勝負與否,未來的訴訟和糾紛都會增加。司法部的訴訟還是罕見,過去有不少針對優惠招生的民間訴訟。例如,白人學生阿比蓋爾·諾埃爾·費舍(Abigail Noel Fisher) 訴訟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的官司,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後原告敗訴。現在情況已經變化,此結果可能會面臨被推翻。在美國國會,已經有足夠的票數,讓特朗普新推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選人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順利上任。如此一來,最高大法院保守派將佔絕對多數。目前人們的關注點主要還是墮胎問題,種族優惠舉措很少有人去提。傳統上保守派是反對這種優惠的。在未來的幾年,無論是特朗普還是拜登上臺,這些優惠舉措在司法體系下,都會面臨挑戰,甚至有可能在美國全境成爲歷史。
那麼,這類訴訟及其後續發展,對美國亞裔社區,以及中國學生來美留學會造成什麼樣的衝擊? 對於斤斤計較於考名校的華人學生(包括中國留學生、海外的亞裔學生)及其家庭來說,這應該是一個引起很大震動的消息。奇怪的是,今年中文媒體對此幾乎沒有報道。畢竟這個2020之秋是個波瀾壯闊的多事之秋,這種事擱在當下,連個漣漪都不會出現。
另外,美國亞裔社區和來自國外的亞洲留學生,在入學時面臨的機遇和障礙都不盡相同。中國學生來美留學,是作爲國際留學生來申請的,和本土生(包括亞裔)走的不是同一個渠道。很多美國大學本土招生和留學生招生,是不同的團隊在負責的。留學生的獎助學金名額很有限,不佔資源,反而是學校收入。同樣資質的學生,作爲留學生申請名校機會可能更大一些。耶魯訴訟對他們不會造成太大影響,對他們造成影響的主要是美國的移民和外交政策。眼下,有些學生(如軍事背景和敏感專業的)根本不要考慮申請美國,申請了能否拿到簽證也難。更進一步說,中美教育交流過去是滔滔江水,而今早已成了涓涓細流,甚至露出河牀了。面臨疫情和中美關係的緊張,去美留學已經不是很多人的選項。今年六月,僅八名留學生獲得赴美留學簽證,而去年同時期,這個數字是34001。 可以說無論訴訟結果如何,對來美國留學影響都不會很大。
影響更大的,應該是美國本土的亞裔學生。若耶魯等學校敗訴,此案將成爲新的判例。此後,至少那種顯性的種族配額,會失去繼續存在的土壤。這種結果,是值得期待和慶賀的。
是否會有隱形的、更難以捕捉的新的考慮,則難以預測。美國高校文化的變更,則非一日之功。目前,美國高校崇尚多元化(diversity)和包容(inclusiveness),甚至將其置於其他一些原則之上。多元與包容這些原則總的來說我非常支持,也覺得應該這樣。但是在執行上,高校管理者和教職工可能過於狹隘地理解多元和包容。
多元和包容,不應該只是按種族點人數,像數豆子那樣對付人,僅作量上的調整,而在課程內容和教學設計上,都毫無變更。例如,他們可以招很多亞裔學生過來,可是你的文學選修課中都沒有一部亞洲作品,全是所謂“死去的白人”的經典,如何體現多元和包容?
另外,美國高校之間排行的暗戰,戰場之一就是“多元化”的指標。包括《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在內的排行,在多元化上的指標上,目前也比較機械,主要是看數量和比例,而不是我上面所說的文化的變更。例如,《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的排行中,有兩項指標是和“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相關的,蓄意要多招拿佩爾助學金(pell grant)的學生,而傳統上拿這種助學金的學生,多屬受惠於種族照顧政策的羣體。這種指標就是指揮棒,鼓勵高校多用優惠思維下的一些因素,去指導自己的招生。僅看數量和比例,當然會造成傳統少數族裔招得越多,越有助於大學的排行。這種排行的遊戲,造就了種族配額這種表面文章的存在和甚至濫。這個未必就是政治問題,而是《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這些機構,過度影響高校決策所致。
也就是說,華裔學生,或許可以藉助法律手段,打敗傷害自己的種族優惠舉措,但是能否克服校園文化裡的隱形不公,則需要未來多年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