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與中共百年系列三》五代領導人的性格與時代風格（王信賢）

中共爲歡慶建黨百年，推出一系列慶祝活動，重頭戲爲7月1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的慶祝大會，屆時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將發表談話，各界高度關注。圖爲2017年中國解放軍建軍90週年的閱兵典禮。（新華社）

中國共產黨即將迎來建黨百年，在這曲折發展的道路中，除受外在環境與制度結構的影響外，也絕對和領導人的性格與權力脫離不了關係。從1921年建黨開始，一段時間處於蘇聯所支持的國際派以及本土派間對黨領導權的爭鬥，此時期毛澤東在黨內處於邊緣地位，包括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王明與博古等，甚至周恩來、朱德與張國燾都在一段時間內的領導地位都優於毛。直到1935年遵義與兩河口會議後，毛澤東權力纔開始鞏固，進而在延安時期定於一尊，最終於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提出《關於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掌握了建黨以來的發展詮釋權。

中共1949年的建政當然離不開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後的毛澤東思想，不僅在軍事戰略上指導「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也影響了建政後在外交與經濟短暫的向蘇聯「一邊倒」後，走向獨立自主的道路。然而，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後，中共在外交與內政上開始一波新的震盪，在外交方面，中蘇共領導人在「修正主義」與「教條主義」的言語摩擦，甚至最後在邊境發生幾場小的軍事衝突，特別是1969年的「珍寶島事件」，這也根本改變世界格局，緊接着季辛吉密訪中國、尼克森訪北京，不僅改變美中蘇大三角關係，也順勢帶來美中臺小三角的變化。在內政的經濟方面，中蘇衝突讓短暫執行5年的「蘇聯重工業模式」宣佈終止，取而代之的是毛式「人定勝天」的生產大躍進，進而帶來死傷數千萬的「三年大饑荒」；而在政治方面，一系列的冤假錯案，從「反右鬥爭」、「廬山會議」到十年「文化大革命」，在黨內、社會對毛澤東個人崇拜達到高峰的同時，包括彭德懷、劉少奇與林彪等開國元勳也都在此時期死於非命。從1956至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可說是中國大陸動亂的20年，而此皆與毛個人專斷以及對權力的眷戀有關。

頂着毛澤東「你辦事我放心」與「兩個凡是」上臺的華國鋒，在與鄧小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一切標準」的短暫交鋒後落敗，中共在1978年12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啓了「改革開放」，農村改革與開放沿海經濟特區是此時期重要的標誌，1981年出臺中共第二個歷史決議案─《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黨內取得對毛澤東「三分錯誤七分正確」（三七開）評價的共識後，不僅讓共產黨執政合法性在一連串政治動亂的破壞後獲得修補，也開啓真正屬於鄧小平的時代。其後黨內在意識形態與發展路線的「姓資」與「姓社」爭論後，改革路線也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短暫退卻，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再加速啓動，而這不僅是黨內權力的較量，也是1991年底蘇聯解體所帶給中共的反省。總結鄧小平時期，其主張「幹部四化」（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摸着石頭過河」與「黑貓白貓論」的經改路徑、改革開放與政治緊縮並存的「政左經右」模式，再加上與西方國家改善關係，甚至是「一國兩制」的提出等，均與其「實用主義」思維有關，此一思維亦成爲「鄧小平理論」的核心。

江澤民的接班應該算是歷史的「偶然」，在胡耀邦與趙紫陽相繼遭到「罷黜」，江於天安門事件後從上海市委書記高升至黨的總書記，成爲「第三代集體領導」的核心，其初期算是依附於鄧小平權威的「職能性」領導人，但後也在黨政軍各方面迅速建立屬於自己的「上海幫」，開啓了中共的「技術專家治國」，其任內承襲鄧小平所提出的「韜光養晦」對外政策，完成港澳的迴歸，也在朱鎔基的輔助下進行艱難的的國有企業改革，並於2001年底加入WTO，正式與世界經濟體系接軌，並於任期結束前提出「三個代表」允許民營企業主等入黨，試圖將中共從「階級政黨」轉型爲「全民政黨」。而由於其個性不同於中共領導人固有的拘謹與內斂，近年大陸民衆興起的「膜蛤文化」與「蛤絲」，不僅是對江澤民性格與言行的懷念，也頗有「諷今」的意味。2002年中共「十六大」開啓「第四代領導人」的接班，然而由於胡錦濤溫和的性格，再加上江澤民的掣肘，即便是胡建立了自己「共青團」的人馬，但執政十年的「集體領導」更像是九位常委個人分工的「九龍治水」。整體而言，胡時期更加重視區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均衡」，其所提出的「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即是明證。

對中共政治繼承而言，胡錦濤最大的功績當屬「十八大」時的「裸退」，同時將總書記與中央軍委主席交給習近平，習甚至稱讚此爲崇高品德和高風亮節。相較於胡錦濤的「協調型」，習近平則屬「集權型」的領導風格，在掌權後隨即藉由大力反腐與成立「頂層設計」機構以集中權力，幾乎成爲毛澤東之後權力最爲集中的領導人。其性格也充分展現在其施政與對外關係，除反貪打腐打破中共「刑不上常委」的潛規則與成立諸多委員會、領導小組外，軍事改革、廢除「一胎化」計劃生育以及黨政機構改革等政策的推動，再加上推出「一帶一路」、在東海與南海的強勢作風，甚至是對港、對臺以及美中關係等，均可看到其不爲制度結構與常規所束縛的鮮明性格。其中影響最大的當是2018年「兩會」刪除國家主席任期制，也預示着其在即將到來的「二十大」後將續任總書記，開啓其?三個任期。

中國共產黨在風風雨雨中成立迄今百年，特別是建政後歷經五代領導人，每一代執政過程中均有其時代主題，也因不同領導人的性格而出現曲折與起伏的發展，當習近平提出「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的兩個互不否定後，也意味着歷史不只是歷史，也是現實政治的問題。即將到來的「百年黨慶」，習近平將發表重要的講話，其份量也將會如同前述兩個《歷史決議案》，對權力定於一尊的領導人而言，不僅是歷史詮釋權的取得，也更加確立以自己爲核心之「新時代」的來臨。（作者爲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特聘教授兼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