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玉振：中國國家治理的民族性、時代性與世界性

摘 要:一個國家治理模式的形成，往往是歷史演進的結果。古代中國的大一統格局下的制度演進，現代中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國家建構，以及改革開放以來的市場經濟及相關的制度安排，三者環環遞進、環環疊加，使當代中國國家治理模式具有中國特色。其中，大一統格局是古代中國國家治理的基本出發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現代國家治理的核心和有力保證，對外開放、市場經濟及相關制度安排是中國與世界產生連接與交流的基礎。

國家治理模式的形成，往往是歷史演進的結果，歷時性的分析因此成爲理解國家治理的重要維度。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當代中國國家治理模式是三大不同因素疊加的結果，這三大因素分別是古代中國大一統格局下的制度演進，現代中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國家建構，改革開放以來的市場經濟以及相關制度安排。認識三大因素的疊加效應及因此形成的基本結構，是理解當代中國國家治理模式的關鍵。

古代中國：大一統格局下的制度演進

一個國家的治理模式，往往是基於國家所面對的核心挑戰而形成的。核心挑戰不同，決定了國家治理中不同目標的相對優先性不同。加州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著名華裔史學家王國斌先生在比較中西國家發展的不同時曾說：“歐洲從未喪失其多國體系，而中國則未能真正經歷過永久的分裂。”如果說歐洲國家的國家治理是圍繞着國家間的衝突而展開的，那麼古代中國的國家治理則是圍繞着王朝的興衰而展開的。

在古代中國以整體性爲特徵的背景下，中國文明很早便表現出大一統的基本走向。需要說明的是，古代中國歷史上並非沒有外部的衝突，歐洲歷史上也並非沒有國內的戰爭，然而從總體上來說，在一個以分裂與衝突爲特徵的秩序中，歐洲國家在國家治理上所面臨的核心挑戰，是衝突與競爭中的生存問題；在一個以整體性爲特徵的格局中，古代中國的國家治理，主要是圍繞着內部秩序的崩潰與重建而展開的。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古代中國形成了以天下體系爲背景、以王朝國家爲主體、以王朝興衰爲主題、以內部的穩定與整合爲重心的國家治理模式。

這種以大一統爲特徵的國家治理模式，適應了當時相對封閉的世界格局，爲農耕文明維持基本的和平與秩序提供了保障，使得歷代王朝可以在生產力和發展水平相對有限的情況下，集中起巨大的社會剩餘，從而在農耕時代創造出領先於世界的文明成果。總的來說，這是一種符合中華文明兩千年來生存與發展的深層邏輯的體系。從秦漢到明清，古代中國國家治理模式演進的過程，很大程度上就是這套體系不斷完善的過程。筆者認爲，直到今天，大一統的理念依然對中國國家治理模式起到一定影響。

但從另一面來說，古代中國的國家治理模式，也必然存在歷史侷限性。在一定程度上，我們可以把以王朝國家爲主體的這種國家治理模式看成是一個壟斷體系。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下，取得天下權力的王朝家族作爲壟斷者，心滿意足地享受着壟斷帶來的福利，維持着壟斷的局面，並警惕地監視着各種可能挑戰壟斷、引起變動的力量。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秩序中，這種治理模式是有效的。但是，一旦捲入以競爭與衝突爲特徵的格局中，這種治理模式的弱點就暴露無遺。

現代中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國家建構

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西方列強通過暴力手段，強行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並使當時的中國被迫進入了以西方爲主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體系之中。面對外部力量的衝擊，以王朝認同爲特徵的古代中國必須轉型爲以民族認同爲特徵的現代國家，否則國家治理就無從談起。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都可以被看作是爲實現這一目標持續努力的過程。但是，這些構建現代民族國家的努力，最終都以失敗告終。如何在一盤散沙的中國社會中構建現代民族國家，實現救亡圖存，成爲當時中國所面臨的最大挑戰。

俄國革命的勝利，讓苦苦尋求救國之路的愛國之士看到了希望，找到了一種新的構建民族國家的模式，即先由政治精英組建強有力的政黨，然後再以政黨爲國家的基礎和骨架，聯同人民羣衆完成構建民族國家的任務。這種先建黨、後建國的模式一經提出，便爲仁人志士所認同，此後中國現代國家治理的基本面貌由此形成。在當時中國的諸多政黨中，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更爲徹底，對中國社會問題思考更爲深刻，凝聚力、組織力和社會動員力也更爲強大的中國共產黨，便挑起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重任，走出了一條以人民羣衆爲中心的民族復興之路，將國家的構建過程變成了一場偉大的羣衆性政治運動。

在探索如何建立新中國、建立一個什麼樣的新中國的過程中，共產黨發揮了關鍵性作用，並取得了最終勝利。美國學者弗蘭茲·舒曼曾指出：“中國共產黨通過革命性鬥爭登上權力地位，創造了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在過去的十幾年裡，無論偉大的人物，還是平庸之輩，都在用組織化了的政治權力達到不同的目的，演出人類的戲劇。他們在重建一個偉大的國家，約束着她的人民，改善着人民的生活，打下了增長的基礎。中國猶如一棟由不同的磚石砌成的大樓，她被糅合在一起，站立着，而把她糅合在一起的就是意識形態和組織。”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無論是從政治學還是從社會學角度來說，這都是理解中國國家建構的基本線索。中國共產黨爲新中國的構建和國家治理模式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不管是組織上、意識形態上還是國家發展與治理模式的選擇上，都是如此。

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及相關的制度安排

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中國共產黨治理國家面臨的一個新課題，就是迅速恢復經濟發展，而現代國家的經濟發展不可能完全依靠政治動員。換言之，現代國家的經濟發展，離不開市場的力量。

經過新中國成立後近三十年的艱難探索，中共中央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作出了改革開放的決定。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的過程，其實就是一步步引入、培育和確立市場經濟及相關的制度安排在中國國家治理尤其是經濟發展中的地位的過程。時至今日，經過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及相關的制度安排，無論是從法律上還是從實踐上來說，都已經成爲中國國家治理體系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並在國家治理中起着越來越關鍵的作用。很大程度上，這也是出現中國式經濟奇蹟的重要原因。將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及相關制度安排納入到當代中國的國家治理體系中，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在國家治理理念上的開放與進取。

古代中國的大一統格局下的制度演進，現代中國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國家建構，改革開放以來的市場經濟及相關的制度安排，三者在歷時性上是導環環遞進的關係，反映了歷代國人根據環境與時代的變化與時俱進、生生不息且極富創造力的不懈探索與追求。在共時性上，則是三環疊加的關係，也因此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當代中國國家治理模式。

在以上的模式中，大一統格局對中國國家治理模式產生的是深層次的影響，古代中國曆朝的合法政府都天然地將大一統格局作爲國家治理的基本出發點。時至今日，實現國家的最終統一、粉碎內外勢力分裂國家的企圖，同樣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標誌之一，所以這在當今中國國家治理模式中毫無疑問依然具有神聖而不可挑戰的地位。中間一環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國家治理的核心和有力保證，已經成爲當前中國國家治理模式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之一。最外環改革開放以來的市場經濟及相關的制度安排，使得中國與世界有了連接與交流的基礎，爲中國融入世界，世界走進中國提供了重要保障。可以說，當代中國的國家治理模式，既是民族的，又是時代的，更是世界性的國家治理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

（刊於《國家治理》週刊2021年5月第3期，原標題爲《中國國家治理的民族性、時代性與世界性》，有修改）

宮玉振

■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管理學教授、BiMBA商學院副院長、EMBA項目學術主任。宮玉振教授主要的研究領域爲大國國家發展戰略、不確定環境下的領導力與競爭戰略、戰略文化與戰略行爲、中國文化中的領導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