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力 | 阿來：建立不同文化的對話關係，是文學的重要使命

作爲一位獲得茅盾文學獎的藏族作家，阿來對西藏這片土地有什麼不一樣的認知？在他看來，從不同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角度說，文學的使命究竟是什麼？

在由本站新聞和毛鋪聯合打造的泛文化IP節目《毛鋪和文化錄·中國和力》第一季第三期的錄製現場，茅盾文學獎獲得者、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委員阿來繼續與知名主持人楊瀾對話，講述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以及對不同民族文化間對話的期待。

全世界有許多人把西藏看作心靈的淨土，但是在阿來眼裡，這種憧憬並不真實，甚至有些變味，他希望更多人能夠了解和接受真實的西藏。

阿來認爲，文學有責任去承擔一份“去魅”的工作，還原現實本身。畢竟，我們不應因爲心中的一片綠洲而拒絕西藏的發展，人們心中的西藏和現代社會文明中的西藏不應是涇渭分明針鋒相對的，而應該是在“和而不同”中和諧共生的。

這種“和”的精神正在中國全面開花，毛鋪作爲“和”文化的倡導者，在產品層面，是清、濃、醬三香融合，含多種活性成分，蕎香優雅，和而不同；體現在精神層面，是“和文化”，是兼容幷蓄、中庸和諧，蘊含着包容向上、守正創新的文化價值。

另一方面，“和”的精神也體現在不同民族文化的碰撞交融之中。在阿來眼中，權力、性和金錢的三角關係，就構成了貫穿不同文明和歷史的基本密碼，所區別的，也只是這三者在不同戲碼、不同現實中的孰輕孰重而已。

而作家的一個很重要的使命，就是面對不同的人、民族、國家，寫出國家民族之上人類的共同性。從這個角度講，中國文化以中國文學爲載體走向世界，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之“和”，仍然有一條漫長的路要走。

勁牌毛鋪酒，從品牌到產品，一直推廣和踐行這樣的“和”文化，堅持“和而不同，匠心毛鋪”的品牌價值主張。旗下毛鋪紫蕎酒，就是將傳統的濃、清、醬三種香型原酒融合，在科學配比與特殊工藝的調和中，形成具有獨特香氣的蕎香香型白酒，入喉綿順淨爽，齒間餘韻悠長。

人與自然如何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文學如何在不同文化之間建立對話關係？站在世界文學的背景下，中國文學如何做到自信開放、順勢而爲？阿來在和楊瀾的對話中對這些問題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以下是《中國和力》與作家阿來的部分採訪實錄：

1， 人與自然之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楊瀾：我看到有一個描述很有意思，您對於各種植物，還做過非常詳細的學習，甚至一定程度的研究，能不能說一說您對於行走，對於自然之間的關係，您想從中找到的是什麼？

阿來：確實是一個做文學的人，必須跟這個土地建立一種非常親密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能夠感應的關係，它的岩石，它的河流，它的峽谷，它的風，流淌的風，裡頭的人羣，森林草木……我們對自然環境，絕大部分中國人，到今天幾乎還是一無所知的，我們不認識一棵樹，我們不認識一棵草，不認識一塊岩石，我們也不知道它們怎麼稱呼，它們都是有名字的，它們在它們的科學世界裡都有系統的認知。我們去爬一個山，揹着包，揹着帳篷，吭哧吭哧爬上去又下來，路邊經過的一切，我們幾乎沒有興趣。有一次我說有一個詞真好“驢友”，我們是一羣驢，吭哧吭哧到目標，只是到目標，過程當中所觸及的那些東西，我們毫無興趣。

楊瀾：我們的眼睛和心靈還是被包裹了很多東西。

阿來：《妙法蓮華經》裡頭說，世界上的生命一雲所雨，一朵雲下下來的雨滋潤的，一雨所育（潤），同一場雨孕育的，長出各種各樣生命形態，但是我們只有我們自己，人，沒有動物，沒有植物，沒有微生物……我想我要開始認識這些東西，突然發現一個新的世界，回去就買相機，學習攝影，幹什麼？拍植物，現在累計了幾萬張照片了，我再出去遊歷，也做人文方面的調查，也做別的調查，但是多了一件事情，而且我的行程就豐富了，我說現在我再爬山，我不是驢友了，你們吭哧到山頂的目標，我沿途有流連，有觀察。

楊瀾：有一次您跟莫言一起出去，他都驚到了您對植物的瞭解。

阿來：我們倆去倫敦，完了之後說旅行一下，他說你到哪兒，我說我去北邊，去蘇格蘭，他說爲什麼，我說看植物，他說植物？他說好，一路他就考我，刁難我，他不相信。

楊瀾：蘇格蘭的森林非常有魅力。

阿來：對，而且因爲蘇格蘭還有一個，在愛丁堡有兩個世界非常著名的，有他們過去英國皇室建立的植物園，而且很多植物是從中國移植過去的，我是要去做那個考察。

楊瀾：您的文字當中無論是《塵埃落定》的開頭，還是《雲中記》，都發現有一個自然的存在，而且這個自然是有神性的，就是人世間的起落塵埃都落定的時候，它還在那裡，還按照它的節奏在不斷的延展。

阿來：我們中國人，有些時候如果說我們中國文化有什麼欠缺的話，我們不是用科學的，比如你看我們中國大部分的當代文學，我們糾纏的是人跟人的關係，我們不關心我們跟另外的大自然環境的關係，雖然今天環境問題已經成爲一個非常嚴酷的問題，我們喝不上乾淨的水，自然當中，我們呼吸不到乾淨的新鮮空氣，生命最基本依存的兩個最基本的東西我們都不能保證。

楊瀾：（新冠肺炎）疫情也再次回到我們到底和自然是怎麼相處的問題上。

阿來：我是願意在我的作品當中多體現這種東西，做文學的人也很耐煩，有一篇文章專門去數《塵埃落定》當中到底寫了多少種植物，說寫了五六十種，而且他們又到計算機上去檢索，說到底他是編的還是真的瞭解，編出一種植物名字來，還說是不是生長在那個地方，說都是對的。

楊瀾：人們對於西藏的這一片山水文化，是充滿了遐想和嚮往的，到那邊去旅行，包括就那邊的一些故事、人物來進行寫作的人，也是越來越多的，您卻說中間有兩個趨向，一種是盲目的浪漫化、神化，另一種可能是妖魔化，您怎麼來看待所謂的外邊的人對於西藏的這些主題的刻畫？

阿來：我曾經寫過一篇小文章，這篇文章題目就叫《西藏是個形容詞》，本來我們說北京，說天津，說四川，說西藏，都是名詞，但是獨有西藏，我們加入的想象太多，我們並不願意認識西藏本身是什麼，因爲現在全世界的人，希望有一個我們生活的反面，全世界找，肯尼亞都是野牛，沒有人，也沒有教士，最後突然發現，找來找去，還剩下一個西藏，那種地理，以宗教符號爲主的文化，剛好符合了大家這樣一個想象。

楊瀾：或者也是一種心理的需求。

阿來：心理需求，他根本不管西藏是什麼，總之把它認爲是我們這個文明社會的一個反面，假如我們是物質的，它就是精神的，假如我們是複雜的，它就是簡單的。

本來他去拉薩，滿街四川火鍋，還是拿着手機打電話，看不見，他只看見寺院裡有人傳經，就有一個選擇性的看不見，但是我覺得文學有些時候我們有一個詞叫做“去魅”，做一點去魅的工作。我們要做一點還原現實本身的工作，其實在藏區會造成一些不好的東西，慢慢也有些人識字，也有人讀書，他們知道原來喜歡我們是這樣的，當地人就開始扮演這種角色，他們非常願意自動的扮演這種角色，當然今天文明社會是願意向前進的，原來我們落後，我們封閉，原來他們欣賞的，他願意當個活化石，其實對當地的發展，當地文明程度的提高，當地社會的文明，其實是沒有什麼好處。

2，異質文化之和：文學的使命，是要建立不同文化的對話關係

楊瀾：在您《塵埃落定》小說當中，比如這裡邊有一個書記官的形象，很容易讓我們看到中國歷史上的史官，他站在一個良知和知識的角度，勇敢的預言他所看到的世界和未來，甚至要爲此付出代價，比如被剝奪話語權，把舌頭割掉，過程當中您也在談一些比較普世的主題，比如權利的貪念、殘酷和知識者的良知和命運等等，像這樣一些話題，在您的作品當中，也有過不斷的一些呈現。

阿來：我覺得有個三角關係，權利、性、金錢，永遠對任何民族，任何文化，不管他說他的文化有多少差異，他的歷史有多少特殊，最後形成三個基本的密碼。我們要寫作，尤其是我們寫作一些地方性的民族性的題材，我們特別願意尋找那種跟人家不一樣的地方，差異性。美國有一個女性主義批評家蘇珊·桑塔格，把這個叫“奇觀化”。但是我們今天寫作要警惕這件事情，因爲文學最根本的使命，藝術最根本的使命，還是要建立起不同人羣之間，不同文化之間的對話關係，是爲了使大家彼此瞭解。

楊瀾：並不只是爲了獵奇。

阿來：（不是要）讓大家覺得我們區分如此之大。我後來認識一個美國教授，他說好的文學就是能寫出人，又能寫出民族、國家，但是同時又有一個超越，寫出國家跟民族之上的人類，所以我覺得文學就是要用這麼三個層面去觀察，這個時候我覺得跟大家取得共同性了 。

楊瀾：因爲您是用漢語在創作的，所以您的民族的身份和對另外一種非母語語言的掌握，還是會被人們津津樂道拿到做比較，您怎麼看待這種語言上的差異？

阿來：這個語言差異是肯定有的，但是漢語或者有些時候更願意把它叫中文，它的強大，就是它的包容性。我們都是上小學纔開始學中文，而且第一次學，全是四川老師，四川話，不是川普，就是四川話，再過多少年，我上師範學校以後，又開始學普通話，所以現在纔講點川普，等於學了兩次，但是過程有一個好處，你又明白了漢語方言，它有一種特殊的表現，又學了普通話，跟書面更靠近，又有它的特殊的魅力，有些事本來是個劣勢，不是母語，但有些事未必是劣勢。

楊瀾：你能發現它新的東西。

阿來：因爲我有另外一個語言做參照，它的長，它的短，它的韻味，它的那些特殊的表現力，對我來講是很新鮮的，因爲我那個語言沒有，當然裡頭也有一些這個語言裡頭沒有我的語言裡頭有，我就想，相當於做一個翻譯工作，轉運的工作，今天有一個礦泉水說我們只是搬運工，我也是語言搬運工。

楊瀾：有創意的搬運工。

阿來：必須水乳交融的，天衣無縫的，不是生搬硬套。

楊瀾：您怎麼看待自己的民族性和跨民族跨語言的一種融合？這也是一種和而不同。

阿來：放在全球化背景來講，將來越來越多的人會同時精通幾種語言，而且都可能很精通，我們之前已經有很多學者，人家五六種、六七種，我們還是兩種，不光是我們，在國際上也是出現很多非母語，最後甚至已經有人拿獎了，比如印度裔的奈保爾，他的父母一代從印度移民到美洲，講西班牙語的地方，他從美洲講西班牙語的地方移民到英國，用英文寫作，得諾貝爾獎。現在英國有一個很著名的英國作家，是日裔，石黑一雄，他很多書也翻譯到中國來，這種情形會越來越多，肯定是一個國際潮流。

楊瀾：這也是一種語言、文學、藝術、文化的和而不同。

阿來：對，可能在世界範圍內早就在發生，而在中國我們總是，當然現在已經發展很好，跟世界很多先進地區比，我們還是個後發展國家，但是今天我們已經來到了這樣一個局面裡頭，我覺得將來我們會越來越多的面臨這種情況。其實文化上比經濟領域的全球化還早，至少五四運動就是伸開雙臂迎接新的文化，科學也好，新的政策觀念也好，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講，我是不設限的，我不會因爲我有某個族別，某個國別，因而把這種東西無限放大，成爲抵擋一些東西，抗拒一些新東西的理由。

3，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之和：自信開放，順勢而爲

楊瀾：能不能舉一個例子，在您形成自己的人生理想的關鍵時刻，有哪些書，哪些人對你的影響巨深的？

阿來：我年輕喜歡兩個外國詩人，一個是美國的惠特曼，一個是拉丁美洲的聶魯達。

楊瀾：智利的聶魯達。

阿來：我在小地方長大，尤其我們生長的年代，出門都不方便，出門要開證明的，那個時候我們沒有身份證，所以我們生活空間是非常侷促跟狹小的，惠特曼雖然很窮困，也是鄉村教師，今天失業，明天失業，小報的編輯記者，但是他就靠這個不斷打工，在美國土地上漫遊，他的《草葉集》，從第一次出版只有幾首詩，他一生就在寫這一本書，最後他去世的時候，他書寫了最豐富、最寬廣的美國，變成了300多首，將近400首詩的龐大詩集，既是寫美國，也是寫他一生的遊歷。聶魯達也一樣，出生在智利，年輕時候爲了愛情寫作，然後開始關注社會現實，然後遊歷過世界上很多國家，當然主要是在拉丁美洲的土地上行走。

楊瀾：這些詩人對你年輕時候很大影響在於你發現語言有這麼大的世界能量。

阿來：而且這些人是坐言起行的，他們想到了就會行動，但是中國人，一個是我們的文化性格，可能坐言比較多，坐言起行少。第二個，那個時代也不太允許這樣的情況，相對我們今天這種開放、自由，是逐漸逐漸發展來的，那個時候就非常希望，原來文學可以把人帶到這樣一種寬廣的世界裡頭。

楊瀾：《塵埃落定》也被翻譯成20多國語言，中國的文學，中國的文學家，近些年也得到國際社會更多的關注，像莫言先生也得了諾貝爾獎，在整體上來說，世界的文學界話語權還是主要在西方的手裡邊，你怎麼看待這樣一個狀態？

阿來：分兩步來看，第一，英語在世界上確實有一種霸權，我記得有一年我們在澳大利亞，在悉尼大學參加一個文學活動，有人說，世界文學就是英語文學。

楊瀾：她這樣公開說嗎？

阿來：對，而且他們這麼多年來，確實某種程度上，英語不光在文學文化，甚至在整個世界政治，有一個幾乎是壓倒性的優勢，要慢慢改變這種優勢，恐怕這是一個很漫長的時間。

第二個，這些年我們中國提文化走出去，但是我是比較平靜看待這件事情，當然自然而然的走出去就走出去了，所以我的作品也算中國作家當中被翻譯比較多的，但是我不強求，因爲我覺得我們也有自信，中文這個語言，十多億人，中國本土就十多億人，海外至少還散佈了幾千萬人，在使用這個語言，可以，而不必要過於向另外的語言輸出，自低身份，強迫一定要得到人家另外語種，甚至很小語種的承認，要保持我們自己足夠的正當的開放性，而過於強調那種走出去，過於着急。

楊瀾：有的時候過於着急，過於去給別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其實反而會有一種回推的力量。

阿來：對，反而引起一種反彈。

楊瀾：其實也是要順勢而爲的。

《毛鋪和文化錄·中國和力》是本站新聞與毛鋪共同打造高端泛文化類訪談節目，由知名主持人楊瀾主持，對話文化、財經、科技、健康、教育等領域12位行業翹楚，一起探尋中國和文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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