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建保護能從巴黎聖母院火災中得到怎樣警示
來自泰晤士報的概念渲染圖
法國設計師Mathieu?Lehanneur的設計捕捉大火一刻，將災難化爲美麗。
意大利建築師MassAimiliano和Doriana?Fuksas的設計包含水晶製成的現代屋頂和尖頂。
俄羅斯建築師Alexader?Nerovnya的設計將全玻璃屋頂與更傳統的尖頂結構相結合。
AJ6工作室設計了主要由彩繪玻璃製成的屋頂及塔尖，讓其成爲巴黎新的夜景標誌。
斯洛伐克的建築師Vizumatelier的輕質塔頂加光束設計。
塞浦路斯Kiss The Architect工作室建議混合拱門和球體的造型重建尖頂。
“時間和人使這些卓絕的藝術遭受了什麼樣的摧殘，關於這一切，關於古老的高盧歷史，關於整個哥特式藝術，現在還有什麼存留給我們？”雨果在《巴黎聖母院》中這句充滿哀慟的發問，從19世紀一直迴響到了今天。4月15日黃昏，巴黎聖母院在熊熊烈火中，塔尖轟然倒下，法國民衆在塞納河岸駐足觀望，目睹這悲傷的一幕，他們或站或跪，有的人表情凝重，有的人吟唱祈禱。
巴黎聖母院，這座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哥特式教堂的代表作，因爲雨果著作，建築與時空文脈的聯繫深深植入每一個讀者的記憶裡，早已是全世界人心目中無法替代的文化象徵。如今火災已經過去半個多月，隨着法國總統馬克龍表示將在五年內完成巴黎聖母院的重建工作，向全世界建築師開放方案競賽，古建築重建的話題再次回到公衆視野中。在遺憾和期盼中，世人也不禁反問，巴黎聖母院未來將何去何從？它將走上一條怎樣的重建道路？南都記者朱蓉婷
在痛心的同時，值得慶幸的是，科技的力量正在“重塑”因災難消失的建築。就在幾個月前，遠在南半球的巴西國家博物館在大火中，近九成藏品毀於一旦，隨後，巴西國博就和中國騰訊達成合作，建立巴西國博線上數字博物館，以及根據數字資料重新制作文物的複製品等工作。
同樣，數字化資料也將在未來重建巴黎聖母院中發揮重要作用。2015年，由安德魯·塔隆教授(A ndrew T allon，1969- 2018)和他的團隊使用安裝在三腳架上的Leica ScanStationC10激光器，記錄了巴黎聖母院超過10億點的結構數據，他留下的高分辨率數據將大大縮短重建時間，是復原塔尖的關鍵依據。
大火中倒塌的塔尖，被視爲巴黎聖母院的點睛之筆，是教徒們心目中離上帝最近的地方。但是，始建於1163年的巴黎聖母院最初並沒有高聳的塔尖，後來法國建築師維奧萊·勒·杜克領導的修復工程才新添加了塔尖，用了近500噸橡木和250噸鉛做成，大部分來自一棵12世紀的橡樹。此次法國政府打算翻新屋頂，其中最關鍵的工程就是重建這座塔尖。
建築修繕的不同視角
儘管如此，法國保守派人士仍然爲可能出現的創新風格而爭論不休，右翼政客喬丹·巴德拉說：“讓我們停止這種瘋狂的行爲，我們需要完全尊重法國的傳統。”“現代的藝術讓我懷念過去的藝術”。另外，對階層矛盾敏感的黃背心運動的遊行者，則提出：“窮人比聖母院更需要錢”。
在過去，傳統建築增添現代風格引發爭議也並非第一次，盧浮宮門前的玻璃金字塔也許是最著名的例子。而在首都巴黎以南400多公里的里昂市，由法國建築師讓·努韋勒設計的里昂歌劇院，以古典主義和現代主義結合的建築風格，在今天已成爲里昂市的文化地標。歌劇院始建於文藝復興時期，經過多次的改建整修，頂部的玻璃半球屋頂則在1993年建成，像這樣的創造性重建總是存在爭議。
每當此時，人們就會想起那個著名的“忒修斯之船”的悖論———如果船上的木頭被一條條逐漸替換，直到所有的木頭都不是原來的木頭，那這艘船還是原來的那艘船嗎？假如用玻璃和鋼鐵，取代12世紀的橡樹木材去建造新的塔尖，聖母院還會是原來的聖母院嗎？
討論的分歧在於我們對文物核心價值的判定。建築史上，與之相關的爭論從未停止，以維奧萊·勒·杜克爲代表的法國派，支持風格化修復，不必刻板遵循原貌；與之相對，約翰·拉斯金爲代表的英國派，則提出了最小介入概念，甚至反對修復，認爲儘量延長古建築的壽命纔是最好的保護。他們都對後世的修繕理念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中國，文物修繕理念也受《威尼斯憲章》(又名《保護和恢復古蹟和遺址國際憲章》)的影響，其中的“最小干預、保存文物建築原有部分”等內容，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認爲是文物保護的基本原則。
“但是，關鍵是找不到原材料，很多材料真的就是用一次少一次。”古建築民間學者譚利勝畢業於中山大學，他六年來爲尋訪古建築走南闖北，四處旅行，走遍國內十幾個省份的文保單位，也近距離接觸過不少復建案例，一次敦煌之旅開啓了他更深的研究和思考。
在他看來，敦煌莫高窟是世界文物保護的典範，不僅是因爲這裡集合了文保所需要解決的問題類型，更在數字化等理念探索上走在世界前沿。比如，敦煌的加固工程在設計思路上，採用的是“可逆性加固”，即在不動原材料的情況下，減少外部影響，加固牆即使拆了，原材料也完全不被改變。而中國木構古建界的第一大國寶，南禪寺，就是被“不可逆地”破壞性修復過了。在那個文物修復理念落後的年代裡，不少文物建築都逃避不了被“破壞性修復”的命運。
而另一方面，2015年6月，歷時8年的全國石質文物保護一號工程———大足石刻千手觀音造像搶救性保護工程竣工，這是個在技術上非常成功的復建工程，在古建圈和文保界卻飽受爭議。這讓他開始思考，文物修繕中“原真性”的困擾。
“今天我們以現代科學技術，探知古代建築的色彩組成和原料，實際上沒有任何問題。但是，有沒有可能把文物迴歸到原來的色彩呢？顯而易見，不可能。即使現在科學技術手段再先進，文物終究不會是真正歷史上的那件東西。”
因此，在一些人看來重建是另一種保護，否則，歷經數百年風雨飄搖，這些古建築終將荒廢、破敗，例如日本，古建每隔20年就要全拆重建一次。與之相反，不修不建也是一種方式，圓明園、古羅馬廢墟都以建築殘狀存留。可見，不同的文物建築承載着不同的核心價值，也就誕生了關於文物建築修繕的不同視角，難以用一個模式簡單套用。
“不管是何種方式，都很難說好還是不好，蘊含了人類歷史記憶的東西，人類還是願意讓它一直存在下去的，不論這種存在是以重建的方式，或者修復的方式。”譚利勝對記者說，“目前我們這方面的觀點還不可能完全放開。像日本那樣20年推倒重建一次，我們中國也有技術做到，但在很多人的觀念裡，不可能同意。以佛光寺來說，不是我們不作爲，也不是我們沒這個能力去修，而是我們實在是太想讓它多一天，保留它作爲唐代建築應有的姿態，和它活在這世間的最後一絲尊嚴，哪怕這種維持是生命越來越衰弱爲代價的。”
今天，擺在巴黎聖母院面前的同樣是這三種可能，一是不修，保留殘缺部分；二是恢復原貌，即修復；三是創新性修復，甚至重建。選擇何種方案，對於建築系、藝術系、普通人來說，答案可能不盡相同。
浴火之後，方能新生。更何況，在巴黎聖母院近900年的修修補補之中，她早已不是最初的樣貌。在三島由紀夫的小說虛構中，溝口毀滅了堅固的金閣寺，使金閣虛幻的美得以永存。這一把火，既是毀滅之火，也是再生之火。小說實現了物的毀滅與美的留存，而在現實中，人類的任何努力都不能改變，物質存在有壽終而盡的一天。
今天，法國將對聖母院的修復採用什麼態度和方案，未來的巴黎聖母院何去何從，不僅對建築師、文化學者來說是一個考驗，更重要的是，它涉及到今天我們如何面對歷史。“最偉大的建築大多是社會的產物而不是個人的產物，它們是一種岩層，每個時代的浪潮都給它們增添沖積土，每一代人都在這座紀念性建築上鋪上他們自己的一層土。”雨果在他的小說裡已經爲我們作出解答。
訪談
呂舟：“重建”要慎提
南都：你如何看待創造性重建？
呂舟：首先，重建這個詞要謹慎使用，如果重建以後這個建築完全沒有老的構件，這個對象和以前那個已經沒有物質上的聯繫，這種情況已經沒有文物價值了，只是一個仿造品，但是，我們保留下原材料的文物修復是有文物價值的，比如說，一個火災燒壞後，還剩下老的構件和材料，那麼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把這些老構件，老材料保存下來，通過技術手段恢復到火災前的面貌，這個和重建完全是兩個事情。我們一定要把幾個概念講明白，不然談不清楚。
南都：3D掃描等技術運用，將在此次巴黎聖母院重建中起到重要作用，國內的文物建築這方面的數字化程度如何？
呂舟：我們國內在這方面運用得很充分，大部分重要建築都做了不止一次這樣的工作，我們有很豐富的數據，但是問題也存在，比如說，是不是可以有一個國家的統一的數據平臺，能夠讓所有的數字技術成果有一個開放的，兼容性很好的數據，目前來看是沒有的，基本還是四散在不同的單位和機構當中，沒有形成一個很好的平臺。
其他的難點還包括比如工藝技術不理想，修繕理念不同，對保護對象的不同理解，最大的問題也許是隻看到文物價值的一方面，追求片面的東西。
南都：近年來，文保的最新趨勢是什麼？未來會朝什麼樣的方向發展？
呂舟：現在這兩年整個社會對文保的關注度不斷地在提高，保護工作也不光是原來的專業機構在做，社會各個層面，普通民衆大家都在關心，從國家高層的角度這些年一直在強調對文化的傳承和保護，讓遺產能夠活起來，社會關注度提高了，那麼怎樣把社會的力量更好地用在保護當中，真正讓這一些相對來說比較冷門，沒有那麼高關注度的文保對象，也得到保護，可能是我們未來一段時期要考慮的。可能這些建築，在一個特定鄉村環境中，構成了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或是一個地方文化的象徵，如何讓這些建築真正地在未來的城鄉建設發展過程當中，幫助我們改變現在大家都在批評的城市趨同化、地方文化逐漸淡化的問題，值得我們去思考。通過文化遺產保護，我們希望解決的問題是保留一種有地方特色、文化多樣性和中國文化特徵的文化傳承發展。
(呂舟，清華大學國家遺產中心主任及建築學院教授、中國古蹟遺址保護協會副主席)
中國古建更“怕火” 保護意識不能鬆
在我們爲巴黎聖母院和巴西國博感到惋惜的同時，不免讓人想到脆弱的中國衆多文物古建，它們多爲木式建築，因此更易招致火災。這些年，因火災消失的古建築並不在少數，根據國家文物局統計，2009年至2014年間，全國文物古建築就發生火災1343起，僅2017年就發生文物火災事故17起，其中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6起。
歷史上，廣州古建築和歷史街區也經歷過無數火災。1822年11月1日晚，位於十三行街區附近的一家餅店着火，蔓延到整個十三行夷館，火災持續七晝夜之久，商館燒燬殆盡，損失財物巨大，見證中國一關通商的“十三行”自此漸漸消亡；廣州城內19世紀世界首富伍秉鑑的伍家花園，更在民國初期因遭遇火災，現在僅剩下一個小姐樓和古井，令人唏噓。
廣州長堤先施公司是一棟雄偉壯觀的近代建築，也於1976年6月因一場大火毀於一旦，僅剩下兩幢附樓，靜立於珠江邊上；位於海珠區的百年茶樓成珠樓，它的雞仔餅曾經名揚天下，但在1985年卻毀於一場大火，成珠樓從此不存。
近年來，隨着文化保護意識的逐漸覺醒，民間力量越來越多地介入到古建築保護中。廣州民間文物保護協會會長劉偉倫，多年來穿街走巷，爲廣州老建築做了詳細的圖片、視頻、口述史資料收集。他對記者說，廣州不少老建築都是磚木結構，最能代表廣州特色的東山洋樓、西關趟櫳屋、騎樓屋尤甚。
“老宅的電線質量、負荷能力和用火情況，有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電業部門有沒有對老宅做定期安全普查？廟宇等燒香場地有沒有工作人員指引監督？”每當提起古建消失的憾事，劉偉倫都十分心痛。
當文物建築經火災破壞後，該如何修復、重建？廣州大學建築系教授湯國華，同時也是嶺南古建築研究專家，他介紹了自己經歷過的兩個失火建築修復案例。
上世紀90年代末，沙面一棟原基督教傳教士住宅，因居民除夕晚上在牀上吸菸燒着蚊帳引起火災。撲滅後經勘測，木構件全毀，磚牆被高溫火燒後強度下降，已不能再用，最後決定正立面和西立面牆體保留原物展示但不再承重，其他全拆卸按原貌重建，從原磚木結構改爲鋼筋混疑土結構。這棟建築從此從沙面文物建築名單消失，變成了今天的星巴克咖啡店。
去年，花都八角廟在廟內燒紙錢後沒有徹底熄滅火星，晚上死灰復燃引起火災，因發現較早，及時撲滅，只燒了前右角的屋頂，樑架沒有過火，幸好角柱爲耐燃硬木，只傷表皮，可繼續使用，被燒桁桷換新，修復瓦面，這處文物就保存了下來。
兩個案例的區別就在於原結構的損傷程度。湯國華表示，文物建築經火災破壞後，一定要仔細勘查，確定原結構能否再用，然後再來論證是否重建，如何重建。
在中國的古建築修復重建過程中，數字化的科技手段同樣扮演了重要角色。湯國華表示，文物建築修復或局部重建都必須有依據，確保文物的真實性，現代的三維數字掃描技術可以充當詳細準確測繪的角色。但是，建築的某些細部還需要像樑思成先生開創的這種人工精準測繪。至於勘察損壞狀況和病因分析，目前主要還靠專門的經驗，如中醫治病，要望聞問切，必要時也要藉助現代科技儀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