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第一網紅城市，誰也搶不過它
大上海，還是小上海？這是個問題。
上海灘固然很大。它是中國人口最多、經濟規模最大的城市。光是一條五光十色的大馬路（今南京路），就串起了十里洋場的繁花似錦和半部中國近代史的風雲激盪。自開埠以來，上海就像是一顆越來越大的恆星，引力越來越強，人們如畢飛宇在《上海往事》裡說的那樣永遠做着上海夢，好不容易上岸進城了，“卻反而掉進了大海”。
外灘繁華的夜色，彷彿渲染出這座城市的底色。（圖/unsplash）
上海也很“小”。被稱爲“上海女兒”的作家程乃珊說，“小”是大上海的精度，上海人的日常閒話就喜歡說“小樂惠”“小弄弄”“小悠悠”，有事沒事“搓搓小麻將”“抿抿小老酒”，一輩子追求“小洋房”“小汽車”“小花園”“小公寓”“小房子”，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上海有一檔很火的裝修節目就叫《室雅何須大》。
綠樹掩映的小洋房。（圖/unsplash）
要給上海下一個定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似乎怎麼說都行，似乎怎麼說都不夠。
上海是中國當下city walk潮流的源頭。差不多一百年前，上海大馬路就有了通冷氣、裝電動扶梯的百貨商場，它平等地對所有市民開放，即使愛湊熱鬧的小市民們每天都來“白相”（玩），只逛不買，這些商場也無任歡迎。於是，city walk就成爲了上海這座城市的文化。程乃珊說得到位，這是跟中國人傳統的休閒完全不一樣的愛好，茶館聽戲、琴棋書畫都是在封閉場所裡進行的，而上海人蕩馬路是全開放式的。
上海的街道上，人來人往。（圖/unsplash）
上海也是一個會過日子的城市。許多人還記得前兩年做核酸的時候，有些上海人會穿得整整齊齊、得得體體下樓排隊，一點都不馬虎。那是上海灘“老克勒”們留下來的派頭，衣服永遠要妥帖。老克勒木心最懂此道：“一套新裝，要經‘立’、‘行’、‘坐’三式的校驗，立着好看，走起來不好看——勿靈。立也好走也好，坐下來不好看——勿靈。立行坐三式俱佳，也不肯連穿兩天。‘衣靠着，也靠掛’，穿而不掛，樣子要廢掉，掛而不穿，樣子要死掉。”
如此這般的講究，也是因爲上海乃中國最早出現職業羣體的城市。中國第一批銀行經理，第一批電話接線生，第一批百貨商店售貨員，第一批速記員，第一批護士……都出現在上海，他們是中國最早過上城市化生活的人。
一家家生活方式類店鋪涌現在上海街頭，以更年輕的方式延續着這份對生活的在意。（圖/unsplash）
但上海並非只有耽於享受的個人生活，它的城市精神正如它的地理位置，不南不北，不偏不倚，自有其調和南北而自成一體的“上海範兒”。1911年的南北議和，在上海；1919年北洋政府與護法軍政府的和平談判，還是在上海。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大陸最具活力的文化批評流派，不在南，不在北，恰恰也在上海。
現在呢？這二十多年來，一直有論者認爲，上海文化似乎有些落寞了。“五十年河東河西，誰來再給京派、海派重新梳梳辮子?離開上海時，我滿腦子晃動着形形色色的上海人：懷舊的、通達的、憂憤的、精明的、高傲的、怪異的……什麼時候上海再出一個張愛玲呢？”1993年，一位北京作家到訪上海後，感到頗爲失望。
歷史學者、華東師範大學教授許紀霖在上海出生和成長，從1980年代開始便留心上海文化。本世紀初，他也曾痛心地指出，上海文化只剩下一種文化，就是“小資文化”。小資文化的形式極多，最核心的特點是“非日常”，與一般平民的生活沒什麼關係，只是爲了製造身份區隔。
加入世貿組織以後，上海成爲了世紀初全球化浪潮的最大受益者之一，獲得了很大的發展。然而，在許紀霖看來，那時的上海文化是萎縮了的：“這幾年上海是發展了，成爲全中國、全世界異域文化展覽的碼頭，但上海自家的文化在哪裡呢？”
上海靜安寺。（圖/圖蟲創意）
文學上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作家屈指可數；作爲曾經引領中國電影的重鎮，已經很久沒有一部拿得出手的作品了；戲劇上也乏善可陳，越來越膚淺和商業化。對比上海文化的黃金時代，上海人許紀霖不能不感到失落：“要知道，過去的上海，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公認的全國文學、電影、話劇中心啊！”
也許歷史總會有輪迴，當我們再次來到一個二三十年代，上海文化似乎正在進入一個新的黃金時代。許紀霖認爲，這幾年文化中心的C位重新回到了黃浦江邊，“孔雀東南飛，許多科技、人文、創意和藝術精英從北方南下，駐窩在張江、前灘、徐匯濱江、蘇州河畔”。這幾年上海引人注目的city walk、咖啡浪潮、學術酒吧、動漫展、大型演唱會、話劇表演、脫口秀、藝術展和電影節，或許就是這一文化復興進程的第一批結果。
在年輕人口中，這座城市更常以“魔都”的代稱出現，它有一種令人着迷的魔幻氣質。（圖/unsplash）
這個新的上海文化與人們口口相傳的那個老上海，有什麼因緣？作爲第三代上海人，他印象中的上海發生了什麼變化？這一代年輕人會給這座城市帶來什麼樣的可能性？帶着這些疑惑，我們在上海採訪了許紀霖。以下是他的回答。
許紀霖，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紫江學者，多年來從事20世紀中國思想史和知識分子研究，以及上海的城市文化研究。
從紹興到上海，
一個典型的上海移民家庭
《新週刊》：我們從杜亞泉先生說起，你的家族是隨着他來到上海。他與許家是什麼關係？
許紀霖：我是上海第三代移民，原來老家在浙江紹興，爺爺那輩來了上海。杜亞泉是我奶奶的伯父，現在來看，關係似乎很遠，但那時候我們說一個大家族，親族之間的關係是很近的。
在清末民初的時候，杜亞泉已經是很有名的文化人，辦過學校，辦過報館，1904年進入商務印書館，後來主持商務編譯所理化部，還兼任過著名的《東方雜誌》的主編。他在商務印書館組織編譯了很多博物、理化、算學等科學類的圖書，可以說是近代自然科學最早的啓蒙者之一。
杜亞泉在上海紮根之後，就把我們全家都帶出來了。我們是一個典型的紹興家族，我爺爺往上歷代都是做師爺的，我奶奶那邊家族也出了很多文人。那時候中國人很注重家族、同鄉關係，一個人出來了往往把一家子都帶出來，所以當時理化部有很多紹興人，國文部大部分是常州人。杜亞泉的堂弟杜就田是我的曾外祖父，當時也在商務印書館的《婦女雜誌》做主編。
紹興。（圖/圖蟲創意）
我外婆的父親叫錢桐，上海本地士族，錢鏐的後代。他當時跟着同盟會的鈕永建一起鬧過革命。入民國以後，錢桐做到中將，是武人也是文人，畫得一手很好的扇面畫，擔任過國民政府內政部古物陳列所主任，後來1930年代故宮博物院創立，他負責守備處。錢桐有個兒子叫錢端壯，著名的數學家，侄子錢端升則是中國政治學的泰斗。
所以，我身上的淵源挺典型，一邊是上海移民的後代，一邊是上海士族的後代。
《新週刊》：所以你成長在一個很典型的上海移民家族裡，報館和出版系統的知識分子也是近代上海很重要的知識階層。你小時候家裡的氛圍是怎麼樣的？
許紀霖：過去我會覺得，我的成功是自己努力的結果，但現在到了這個年齡，我越來越發現家族裡的文化基因是很重要的，你的很多東西都可以在祖輩那裡找到一些源頭。
我雖然是學者，但我個人是比較敏銳的，對時代的變化和各種新鮮事物，我都很關注，所以我骨子裡有一種新聞人的基因。我大學畢業後差點就進了報社，當時新民晚報點名要我，如果不是學校挽留，我可能就像杜亞泉一樣去做媒體了。
不過，杜亞泉其實更像一個思想家，他用思想家的思維來搞雜誌、做書，才能對那個時代的變化有敏銳的認識，提供極強的分析力。現在快100年過去了，回過頭去看，他做的很多事情還是能夠啓發我們這個時代。
在這樣一個文化家庭裡，長輩們都比較開明，大人小孩會一起看報紙、談新聞，幾個表哥表姐都是讀書種子，家裡讀書的氛圍非常濃厚。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我在很小的時候就接受了這些薰陶，無意識地接受了家族的文化遺產。
《新週刊》：你小時候住在山陰路，在整個上海來說，那裡是什麼樣的地方？
許紀霖：我從出生到三十歲，都生活在山陰路。這裡以前是公共租界，虹口區，今天的魯迅公園附近，當時是日本人的地盤，整個街區都有一些東洋文化的痕跡。我們家在大陸新村，當時這裡住了不少紹興人，家裡保姆也是紹興的，從小我媽做上海菜，保姆做紹興菜。
上海山陰路的老式公寓樓。（圖/圖蟲創意）
值得一提的是，大陸新村9號是魯迅住過的地方。我們家住3號，所以我一直開玩笑說，我是魯迅的鄰居。魯迅就是紹興人，所以我覺得自己從小就受到魯迅的影響。20世紀80年代我開始寫文章的時候，很多人以爲我是60歲的老頭，看到本人後嚇一跳，實際上當時我模仿的就是魯迅的文風。
我現在更願意稱自己是紹興人，其次纔是上海人。上海本來就是一個移民迭代累積的城市，大部分所謂的上海人，祖先其實都不是上海的，這才構成了上海的獨特風格，非常多元，絕不單一。
《繁花》比《愛情神話》更接地氣
《新週刊》：你從什麼時候開始意識到，上海是一個很不一樣的城市？
許紀霖：在上海，你經常會感覺不到這座城市的特點，可能太習慣了。但是在很小的時候，我們就隱約感受到上海人是比較高傲的，比如我那時候到閔行的外婆家——那時候閔行還不算上海，他們就會說“上海小客人”來啦，簡直是集萬千寵愛於一身。我們去外地親戚家，他們也都是當大客人來招待。當時我就覺得“上海人”的確有點不一樣，很容易讓人養成“高人一等”的意識。
後來很多人說上海人看不起“鄉下人”，實際上那不是指真的農村，只要是不夠現代、不夠開放的地方，在上海人看來都是一樣的，哪怕是其他大城市。
《新週刊》：那麼老上海人眼中的“上海”，在什麼範圍內？
許紀霖：在內環裡。小時候我從內環到閔行的外婆家去，要去徐家彙轉車，到了徐家彙，就到了上海城市的盡頭了。過了徐家彙，那邊的人也認爲自己那裡不是上海，把進內環叫去上海。甚至說，今天的徐家彙，以及我們採訪所在的中山公園附近，還有西北角的五角場，這些內環的邊緣地區那時候已經算是鄉下了。
上海徐家彙夜景。（圖/圖蟲創意）
不過，今天的“上海”概念已經擴大了。浦東陸家嘴就不用說了，你們新週刊所在的虹橋開發區，現在已經擴到青浦了，那麼繁華，肯定是上海。所以，上海是一個內涵基本不變、外延在不斷擴張的城市，它在文化和地理意義上還在繼續生長。
當然，對一些上海人來說，他們還是認爲只有內環裡的上海是真正的上海，特別是浦西，浦東那邊都不能算是上海。
《新週刊》：你說“上海最大的特點就是沒特點”。那麼我們如何理解上海的文化？
許紀霖：這句話有一個語境。中國好多地方都有鮮明的特色，因爲它的文化、族羣相對單一，所以特色就很明顯。而上海是紐約式的城市，它是一個海納百川的地方，內在文化非常豐富多元，你很難用一句話、一個字來描述。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上海的特點就是沒特點，它有着全球化都市的共性，它和紐約、巴黎、倫敦、東京一樣，都是同一個層面的城市，裡邊各種地域文化、各色人等匯聚一堂，哪一個點都不足以概括全部。
上海開埠以後，最早的一個外來文化是新教文化和天主教文化。新教文化給上海帶來了敬業精神、企業精神和契約精神，天主教的拉丁文化則帶來了浪漫主義的藝術和生活態度，兩者構成了一種看起來衝突但實際上已經調和的關係。香港和上海有一點像，但香港的新教文化比較強，相對單調一些。而上海除了新教文化和天主教文化，還有猶太人文化、東洋文化、俄國文化等外來文化，要豐富很多。
另一方面，上海的本土文化也不是單一的。最根本的是江南文化，上海本來就是江南的一部分，以前是江蘇省松江上海縣。江南文化由許多個大同小異的地域文化組成，但它裡邊有兩個傳統：一個是理性傳統，重視教育，會做生意，和新教文化是呼應的；一個是蘇州評彈、紹興越劇等文化藝術，愛談才子佳人，追求浪漫和享受，又和天主教文化對上了。同時，上海還有很強的福建文化、廣東文化、安徽文化等，來自中國各地的移民使得上海文化極其混雜而豐富。除了傳統文化，上海的紅色文化也很深厚，我家所在的虹口區過去就是左翼人士活動的地方。
上海徐家彙天主教堂。（圖/圖蟲創意）
上海文化有一種內聚性，它能夠把所有這些文化融合起來，形成海派文化，絕不散裝。其他一線城市也有各地移民，但是東北人、河南人、山西人等可能只是各住在一個地方，彼此缺少交流，也沒有怎麼融入到城市文化當中去。上海則很少有某一個地段集中居住單一族羣的，通常都是八方移民雜居，但大家公開場合的生活方式卻是很上海的。比如很多人在公共場合上只說普通話，他們並不希望別人知道自己是哪裡人，他們希望迅速被這個城市承認和接納。
當然，我們沒必要美化上海。過去的閘北區（已併入靜安區）和楊浦區，民國的時候都是沙場，是窮人和工人居住的地方。這座城市還有霓虹燈照不到的角落。
《新週刊》：今年王家衛導演的電視劇《繁花》是以1990年代的上海爲背景的。作爲上海人，你認爲裡邊的上海是否還原了那個時代的氣氛？
許紀霖：我和很多老上海人都喜歡《繁花》，但我的一些新上海人朋友似乎不太喜歡，他們覺得《繁花》裡的人老是嘰嘰喳喳，特別是進賢路那些小女人怎麼這麼庸俗，《愛情神話》纔是他們眼中的上海。這個現象很有意思，新上海人大多數是中產白領和金領，不是弄堂裡面成長起來的，他們可能都沒怎麼接觸過上海的小吃，所以對上海的傳統是比較隔膜的。他們想像中的上海，可能就是梧桐區的上海。
真正的上海，既有《愛情神話》的小資文藝範兒，也有《繁花》的小市民生活，後者可能更接地氣。《繁花》的原作者金宇澄是老上海，他非常瞭解上海的弄堂生活和市民生活，所以他寫出來的東西更加能夠讓上海人有同感。
電視劇《繁花》劇照。（圖/豆瓣）
市民生活是上海非常重要的東西。市民和公民不同，公民會爲一些宏大理想、抽象理念去抗爭，市民想過好自己的小日子，他們關心的是自己的利益，日常生活講究契約精神，對公共利益可能沒有公民那麼在意，但他們不能接受自己的私人生活權利被侵犯。這就是市民階層，你不能說這是庸俗，如果每個人都能在意自己的私人權利，這個社會就有正義感了。
一座來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新週刊》：胡歌今年在一次活動上說，上海人的生活方式有一個關鍵詞叫“適宜”，如何理解？
許紀霖：上海人說的“適宜”，是一種身心舒暢的感覺。用現在的話來說，“適宜”是一種“情緒價值”，它更加註重自我感受，不是別人說好就是好。你告訴我某個東西多好，我得身臨其境去感受一下，我的感官和心情如果覺得舒服，這就叫“適宜”。
《新週刊》：上海人對生活品質的追求，再艱難的時候也沒有放棄過。你曾經提到一個細節，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物資短缺，糧票很寶貴，唯獨上海人會用半兩糧票去換一根油條。
許紀霖：上海人的確注重生活。我一直開玩笑說，上海是一座來了就不想走的城市，特別是對女性來說，上海的生活非常方便和適宜。我有不少朋友的太太都是北京人，一開始老覺得北京多好，不想來上海，結果來了兩年，不願意走了，再回北京去也住不慣了。因爲上海是一個在生活上對人非常友善的地方，就像廣州，上海還更洋氣一些。
如果你想要一個安穩的、 有秩序的生活環境，上海無疑是最佳的選擇。這座城市有一種自覺的文明氛圍，自覺排隊，自覺讓座，說話小聲點，別打擾到別人。在公共場所講話大嗓門，會受到側目，還會被人提醒。
在社交平臺上出圈的上海綠化帶。（圖/圖蟲創意）
《新週刊》：但是上海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經常遭到一種批評，認爲它缺乏創新的動力，也許是太注重生活享受了。
許紀霖：以前確實是缺乏創新，這十年來有一些提高。中國的獨角獸企業分佈，北京最多，上海次之，再往下就斷層式下降了，所以上海的創新產業其實不弱的。再進一步的話，我認爲上海要吸引更多民企進來，民企才能提供真正的創新動力。
以前上海人最高的理想就是做一個高級經理人，對做老闆沒什麼興趣。所以上海的本土企業很少能做成阿里巴巴、騰訊、字節跳動那樣的獨角獸，現在拼多多很厲害，但它也不是巨頭。上海人的創新，不一定做強，不一定做大，但一定要做好。所以上海人很善於做細分領域，比如攜程、小紅書、B站等，都是在上海出來的。企業不一定都要做成帝國，帝國就要打仗，上海這樣也挺好。別指望上海變成硅谷，硅谷讓深圳去做就可以了，上海就做紐約。
《新週刊》：創新因素變多，是由什麼帶來的？
許紀霖：我想還是上海的內在品質發生了變化，它變得越來越精緻。今天上海的商場、咖啡館、餐廳、酒吧都越來越精緻化，越來越注重文化品質。而這種變化是因爲高度競爭，企業和商店必須要有獨特性、有腔調，才能在上海站住腳。
以藝術產業爲例，今天中國的藝術中心已經不在北京，轉到上海了。北京的798已經衰落了，現在上海黃浦江的徐匯濱江地區，沿岸十幾二十家美術館，已經成了名副其實的藝術中心。包括上海的電影和戲劇，這些年的影響力都越來越大。
上海徐匯濱江西岸藝術中心。（圖/視覺中國）
這些變化是兩批人推動的。一批是白領，他們的趣味和品位在提升，主導着這個城市的文化品牌；另一批是年輕人，上海的年輕人非常具有創造力和表現力，B站在上海誕生不是沒有道理的。而且現在引領上海文化的年輕人，比100年前那一代人更加年輕、更加草根。以前還是學術精英爲主。現在的90後和00後，他們身上有一種我不太熟悉的東西，那是代表着未來的、生機勃勃的氣息。
有人可能會說二次元文化很小衆，但是這些小衆文化，恰恰是現在上海文化最有活力的一部分。因爲它們不需要太多的文化資本，年輕人就是展現自己的個性，追求跟世界同步的愛好，就夠了。他們不再像上一代年輕人那樣追求名牌，更願意以一種特立獨行的方式來展現自己的個性。所以現在上海最時尚的不是LV這些大牌，而是小衆品牌，越有文化品位和設計感，越受年輕人的喜愛。
《新週刊》：現在最能體驗上海生活和上海文化的地點是哪裡？
許紀霖：武康路之類的就不說了。
第一個是多倫路，在山陰路魯迅公園附近，一條三四百米長的小街，當年魯迅、丁玲、郭沫若等一大批文化人都住在這裡，有十幾座洋房故居，包括白崇禧公館、湯恩伯公館、孔祥熙公館等，還有石庫門，都很值得一看。
多倫路上的老建築——孔公館。（圖/圖蟲創意）
第二是一些小而美的創意區，通常都有很多美食和藝術場所。比如陝康裡，陝西路和西康路交界處的一個地方。這裡有座錫克教堂，太平天國時期有一支英國洋槍隊駐紮於此，後來做了公共租界巡捕房。衡山路一帶也可以走走，不要只盯着武康大樓，周邊隨便走走都有故事。
第三是我現在居住的中山公園附近，有一條不亞於武康路的網紅街叫愚園路，每年聖誕節這裡都是人山人海的。因爲這裡很洋氣，有很多洋房，一大批名人故居，汪公館就在這兒。現在整條街開發成了一個很有品位的地方，沿街都是有情調的咖啡館、酒吧、首飾店等。
愚園路。（圖/視覺中國）
所以說，上海是最值得city walk的城市，隨便走走就很有味道。
作者 蕭奉
編輯 曾寶氣
校對 遇見
運營 嘻嘻
排版 夏菁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