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康橋

（文接B8版）甚了了。糟糕的教育、庸俗的社會環境，扼殺了人們的好奇心、想像力、邏輯感，還把錯誤的觀念與事實塞滿了我們的頭腦。以至於我們這一代人中最傑出的頭腦，就是那些最成功地拒絕正規教育的人。

僅僅感慨我們自身的「野蠻」嗎？它不過是另一種自憐，而且可能變成一種責任推卸--是社會與時代環境使然，個人無能爲力。在海外中國學生的社羣中，兩種極端看法一直並存着。大多數人庸庸碌碌，埋頭於自己的小世界，而另一小部分人則以譴責自己的國家與時代爲樂，一副憤憤然的樣子。但他們的情緒也多少像是魯迅在多年前批評的對象：「不平還是改造的引線，但必須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會，改造世界，萬不可單是不平。」

我懷疑自己也曾陷入了同樣的「憤憤然」的境地。在那些古老學院中穿梭時，多少像是波蘭詩人米沃什走在巴黎街頭的感慨：「走過笛卡爾街，我朝塞納河走去，這是一個年輕的野蠻人在旅行，他因身處世界的中心而惶恐。」

我忘記了一個國家的轉變是漫長而無序的，眼前令我不悅的現象，可能在這場巨大的轉變中難以避免。更重要的是，我把自己的無力感轉嫁給社會環境。譴責別人，比改變自己的無能要容易得多。

我需要更有耐心也更富創造力地面對這一切。在龐德感慨美國的野蠻，米沃什在巴黎感到惶恐時，他們都在爲世界增添新的內容。傳統與文明固然美妙，但它不僅滋養人，也可能是巨大的束縛。傳統的「野蠻」或許粗鄙，卻也可能蘊涵着新的可能性。

在《經驗與貧乏》中，華特．班雅明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一代歐洲人是傳統中斷的一代人、經驗貧乏的一代人。但正是在貧乏中，可能誕生一種新的創造力。他們只爲那些有現代感的人寫作……而不爲那些在對文藝復興或洛可哥的熱望中耗費自己生命的人，而在這種外在及內在的貧乏環境中，可能產生真正的事物。

現代主義那眼花繚亂的創新，甚至共產主義實驗，是班雅明眼中的「真正的事物」，什麼是我這一代中國人的「真正的事物」？

中國的巨大轉變，是對人類社會種種既有理論、思想的檢驗與挑戰，也提供了眼花撩亂的情感與故事。如何運用自己的頭腦與眼睛，來觀察、理解、描述這一切，則變成一項艱鉅、迷人的工作。它也是整個人類價值系統中的重要環節。

很多時刻，我們高估自己的獨特性，完全忽視了人類經驗的普遍性；但另一些時候，我們又缺乏智力上的自尊，不免低估自身實踐的重要性，認定自己所熱烈探討的一切，那些十九世紀的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早已取得共識。

在這兩種傾向背後，都是僵化的世界觀，似乎某種觀念一經確立，就不再改變。每一代人、每一個人，都必須以自己的方式重新理解整個世界、人類的全部遺產，併爲其中增添新的元素。沒有什麼制度與思想是恆定不變的，它必須被不斷檢驗與挑戰。或許對自由、民主、平等等概念，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約翰．彌爾與柏克已經講述得足夠多，但在不同地區、不同時代，人們都會以不同方式重新理解這些概念，拓寬它們的維度。每一代人都要同時擁抱世界遺產和建立智力上的自尊。世界歷史是個持續更新的過程。

而對我個人或者很多有類似經驗的人來說，加入這一激動人心的過程的前提是，我們真的能確立「個人精神」。每個人都要用自己的方式來發現世界，承擔對應的責任，付出相應的代價，接受源自內心的喜悅與挫敗。

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這種「個人精神」從未真正覺醒，它總是屈服於人際的網路、羣體的壓力、社會的標準、民族的命運、國家的危難……「個人精神」的失敗經常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它可能是一種全然無私的奉獻精神，爲了整體的利益而壓制自我，也可能是一種高度的自私，除去現實利益，什麼也不關心。前者放棄了個人判斷，把選擇的困境、道德與智力上的風險交給了集體意志，後者則選擇把自我中的一部分關閉起來，拒絕和世界發生真實的關係，更恐懼這種關係可能帶來的不確定性。它們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恐懼獨自面對世界，必須隱藏在某種面具之下。在這樣的狀況下，我們怎麼可能真正理解我們生活的世界？

或許，當我最終能建立起這種「個人精神」時，我的第二股風也就悄然地吹來了。（本文摘選自《一個遊蕩者的世界》，許知遠着，八旗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