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友辰／湯景華縱火不判死 最高法院生死裁判困境
▲湯景華縱火燒死6人，經四度判死，日前最高法院依據公約解釋意旨改判無期徒刑。（圖／ET資料照片）
男子湯景華因官司糾紛，進而於2016年3月23日凌晨到翁姓男子三重住處騎樓縱火，導致翁家6人身葬火窟死亡。原本一、二審及更一、更二審的承審法官，均認爲湯男惡性重大至極，四度判處死刑，但日前最高法院以湯男基於「間接故意」犯下殺人罪，依《兩公約》規定不能判死，乃撤銷原判決，並自爲改判無期徒刑定讞（最高法院110年度臺上字第3266號刑事判決）。判決一出，引發輿論譁然，質疑最高法院不該拿《兩公約》當「免死金牌」，選擇無期徒刑爲被告開脫，也有檢察官投書認爲「判死改無期，最高院誤解國際公約？」而學界公法、刑法學者亦有呼應者，孰是孰非，值得推敲深思。
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的一字之差
惟我國《刑法》上的故意，依行爲人之認識與意欲之強弱，於第13條第1項、第2項分爲直接故意（或稱確定故意）與間接故意（或稱不確定故意、未必故意）兩種。前者指行爲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使其發生之決意，進而實行該犯罪決意之行爲；後者指行爲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有發生之可能，因該犯罪事實之發生不違背其本意，乃予容認而任其發生者而言。此乃法律適用因一字之差，而有生死不同的判決結果之故。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兩公約》施行前，最高法院即認爲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兩者的性質、態樣既非相同，其惡性之評價即有輕重分別，自影響於行爲人責任及量刑結果。例如：最高法院94年度臺上字第6934號刑事判決，即以被告殺人並非出於「直接故意」，其惡性與直接故意的殺人行爲仍有不同，而判處無期徒刑可按。
繼之，2009年立法院通過《兩公約施行法》，該施行法第2條賦予《兩公約》具有國內法的效力。其中《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政公約》）第6條第2項規定：「凡未廢除死刑之國家，非犯情節最重大之罪，……不得科處死刑。」實務上並依照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相關解釋，認爲上述條約所稱之「情節最重大之罪」，係指「蓄意殺害並造成生命喪失」之情形，例如：最高法院在103年度臺上字第807號刑事判決（林基雄殺人案）即引用《公政公約》上開規定明確揭示，基於「不確定故意」以縱火方式造成殺人結果，即與「蓄意殺害並造成生命喪失」不符，不得判處死刑。本案歷審法官對此前例應知之甚詳，何故不爲援引適用，頗令人費解。
最高院不得已的免死適法判決
接着，人權事務委員會於2018年通過第36號一般性意見（下稱第36號意見），內容有70點之多，取代1982年的第6號意見及1984年的第14號意見，成爲解釋《公政公約》第6條的重要依據。而根據第36號意見第35段更進一步明確闡述：「『情節最重大之罪』一詞必須作嚴格解讀，僅限於涉及故意殺人的極嚴重罪行。在第6條的架構內，未直接和故意導致死亡的罪行，如謀殺未遂、貪腐及其他經濟和政治罪行、武裝搶劫、海盜行爲、綁架以及毒品和性犯罪儘管具有嚴重性質，但絕不能作爲判處死刑的理由。……」，可說實質限縮死刑規定的適用範圍至爲明確。
由此可知，在湯景華案中，最高法院將最嚴重的罪行限縮於涉及直接故意殺人的犯行，排除間接故意似爲正確結論，符合人權公約意旨及該院所作成的前例。而在量刑上，根據最高法院2021年7月2日新聞稿指出：「綜合審酌上開量刑情狀，湯景華本件罪行在公政公約的拘束下，既不能判處死刑，其罪責最重上限是無期徒刑，而無期徒刑依法執行逾25年，且有悔改實據，始得假釋出獄，依他的情形，如果可以假釋時，已逾75歲年邁的人。本院認爲對於湯景華量處無期徒刑，使他在監獄中長期隔離並施以矯正，即與罪責相當。」本件最高法院不顧可能揹負「恐龍法官」罵名的輿論壓力，仍依據公約解釋意旨撤銷更二審死刑判決，改判無期徒刑，可謂不得已所做適法的抉擇。
湯景華案歷審爭議不斷，除上述死刑量刑外，前此有學者質疑法官輕率認定燒機車即等同於故意殺人，如此連跳三級而論斷故意，恐有違法之虞。對此，最高法院就更一審判決，已於2020年3月4日以109年度臺上字第334號刑事判決指出湯男始終否認有燒燬住宅及殺人的意思，原判決未查證清楚，理由也有不備，故第二次發回高等法院要求釐清行爲人主觀上是否具有殺人的故意，不能僅因爲生命法益受侵害的結果，反推具有殺人故意，亦不能逕以放火直接故意之存在，推論出具有同樣的殺人直接故意，仍須迴歸到縱火及殺人各個構成要件事實獨立去做判斷。若將來本案最高法院判決全文出爐，以其一放火行爲觸犯數罪，有《刑法》第55條想像競合犯適用，從一重論以殺人罪，似可化解縱火即殺人的三級跳質疑。
值得深思明辨的是，目前國內司法實務要判處死刑有兩大關卡，第一就是「教化可能性」，第二就是「兩公約」，申言之，即「精神疾病不能判死」、「未必故意不能判死」，爲死刑設下重重限制。根據筆者觀察，最高法院終審的死刑判決的確有逐年下降趨勢，然而，如此殺人不償命的裁判，不符應報主義的想法，對於侵奪他人生命之人主張寬貸予以免死，顯然不符國民法感情的期待，而相對的該如何安頓被害人家屬的創痛，以避免對立加深？過去曾有立委及學者倡議以不能假釋的無期徒刑取代，然終身監禁形同對受刑人長期精神虐待不人道的酷刑，違反《禁止酷刑公約》的國際規範，也會造成國家資源的耗竭，恐非大家所樂見。
事實上，最高法院法官也是有人性良知高級知識份子，對於兇殘殺人案件應報之心境，應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然法律公約框架如此，執法者也只能依法裁判，而不能脫法裁判，呼應社會大衆「判死」的期待。應反思的是，犯罪被害人的保護，依2017年司改國是會議的決議，應不侷限於給予金錢補償和法律協助，也不應侷限於現行法所定的保護措施而已，而必須是跨部會合作建構一整體性的制度上、精神上與物質上的支持網絡，以提供完整且健全的保護措施，減輕其傷痛，以及減少社會大衆的怨懟不滿，這或許也是解除法官裁判困境的良方，也當是法治國追求公平正義、保護善良的精神能夠永繫於不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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