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製造打工人？
（原標題：誰在製造打工人？）
《日本第一》和《日本還是第一嗎》，Ezra Vogel
日本人民放風箏迎接奧運，1964年
擁擠瘋狂的東京證券交易所，1987年
“過勞死（Karoshi）”
“小確幸”自然也是一種精彩的活法，臺灣的購買力平價（即PPP）位居四小龍之首，高達5.7萬美元。23800新臺幣（約5500元人民幣）的基本薪酬，加之長期處於低位的通脹水平，使得島內服務業價格非常低廉。大陸游客的各種遊記裡，“臺灣物價低”幾乎是共識。
但如果縱觀整個臺灣經濟，會發現“小確幸”的基礎，實際上是重工業與科技企業打下的基業，能夠給社會持續提供稅收、福利和就業。但隨着臺灣在面板、手機等優勢行業挨個被擊敗，互聯網和新能源等新興行業裡的全面缺位，“小確幸”能夠維持多久，要打一個問號。
早在2010年，臺當局爲了鼓勵大家生育，決定用一百萬新臺幣獎金徵集一條宣傳標語，最終獲獎的是一句“孩子，是我們最好的傳家寶”。大獎得主是當時32歲的臺中市單身女子張芝菁，接受《聯合報》採訪談及獲獎感受，張芝菁說，“我不敢生孩子，怕養不起。”
8年之後，在國務院舉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7”上，郭臺銘居然調轉槍口，痛批大陸的大學生“沒有實幹精神，不願意進工廠、上流水線”。那會兒的富士康正被大陸日益上漲的勞動力成本所困擾。演講結束後，郭董問了在場的工信部部長苗玗一個靈魂問題[28]：
“苗部長，請問有什麼政策可以讓大學生下工廠？”
1997年，亞洲用一場劇烈的危機和灰飛煙滅的財富驗證了克魯格曼的預言，世界銀行適時出版了一份新報告，題爲《東亞奇蹟的反思》。克魯格曼則再度出擊，稱亞洲的增長“主要來自汗水，而非靈感。”
比如韓國：
比如臺灣地區：
戰後百廢待興、經濟高速增長時，全體民衆享受了收入的上升、低廉的資產價格、日新月異的基建和節節高升的國際地位。而每一次的增速換擋，往往都意味着無可避免的資產泡沫、逐漸拉大的貧富差距，和難以提振的生育率。在這種背景下，“打工人”橫空出世。
一代人享受發展的紅利，一代人承受換擋的陣痛。前一代人的汗水換來了奇蹟與財富，後一代人的勤勞卻沒有同等的價值，這也許是“東亞模式”的一種宿命。
1994年，克魯格曼在研究日本經濟時曾誇過中國，稱“中國只要生產率水平達到西方的一部分，就會成爲一個重要的經濟強國”。他樂觀的預計，到2010年，中國的GDP將達到美國的82％。表面上看，中國的千禧一代（1985年～1995年出生的人）將充分受益。
所以所謂的“打工人”，不過是在收入增長難以匹配資產價格漲幅之下，工薪階層的一種無力自嘲罷了。
今年10月，人類學家項飆接受專訪時談及今年的熱門詞彙“內卷”，指出：“現在內卷的一個很重要的機制，就是沒有退出的機制，不允許你退出。”
項飆進一步解釋道：“所謂內卷性，不僅僅是說競爭激烈不激烈的問題，而是說白競爭，明明知道最後的收穫也沒有什麼，大家還是要競爭……如果你退出競爭的話，你有道德壓力”，“因爲整個社會的穩定，整個社會的所謂發達都是靠這種白熱化的競爭維繫起來的。”
一個健康的社會，自然應該鼓勵努力、勤奮、拼搏的品質。但一個包容的社會，是否也應當允許一個人選擇平凡、平庸甚至看起來碌碌無爲的一生？
但這幾乎是不可能的。2003年，西安長安區文科狀元、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生陸步軒擺攤豬肉，引起軒然大波。等到11年後陸步軒靠賣豬肉身價過億了，纔敢回到學校演講，但面對學弟學妹們他還是像在批鬥大會上做檢討：“我給母校丟了臉、抹了黑，我是反面教材。”
15年後，陸步軒的學妹李雪琴迴應網友：“唸了北大，就不能當廢物了嗎？”這似乎讓人看到了反內卷的希望。但坦白講，這種話聽聽就得了，不信你上網查查李雪琴的旗下有多少家公司，或者再看看李雪琴的直播賣貨有多起勁，就知道這種話可以用東北腔來回應：可拉倒吧。
魯迅先生曾將中國歷史分爲“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按照這種角度，以後年輕人應該會被分爲“有資格做廢物的人”和“想做廢物而不得的人”。
對於後者，“打工人”就是我們的宿命，早點想清楚去搬磚，就能早點兒還得清這個月的花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