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話》臺灣爭學國語的狂潮──未酬邦國中興之18（朱偉嶽）

右爲籃球國手陳祖烈（圖／中時檔案照）

臺灣在經歷51年日本統治後，日語及日文的使用已非常普及，當時臺灣的普遍現象是，30歲以上的知識份子，能懂漢文並會寫的人數，百人之中可以僅有1或2位，30歲以下就更少了。到20歲以下的，往往連河洛話都說不完全，還不如說日本話來得流利。這是日本人要亡其國必先亡其史，亦必亡其語的成績吧！

當民34年（1945）8月日本戰敗消息傳到臺灣，其時臺灣的「國語」是日本話，國語一夕之間要由日本話轉變爲北京話（當時國民政府的國語），這對臺灣百姓們生活上的衝擊絕不會太小。但臺灣同胞在對祖國的憧憬下，民衆想盡辦法要學北京話並不離奇。

據當年報章的形容，如《民報》說：戰後初期的興奮、高興情緒，非筆墨所能形容；大家自動自發的不再使用日文，禁講日語，並廢寢忘食的認真學習國文，因此進步得特別快速。《新生報》形容，在政府指派的接收人員尚未抵臺的這一段時間，城市裡已瀰漫着學習國語的熱潮。當時中央社特派員葉明勳說，初到臺灣時；街頭巷尾到處掛滿了補習國語的招牌，熱情地詰屈聱牙學說國語。《公論報》則說臺灣光復之初，600萬同胞爭學國語的狂潮，簡直比「搶購」、「擠兌」還熱烈；有關國語的書，只要出來就有人買，並且絕對能暢銷；教國語的人，只要你敢教就有人跟你學，並且絕對受歡迎。

這種熱烈的情緒，到抗戰勝利之後一年即民35年（1946）時仍普遍存在，不僅公教人員、學生如此，商店裡的店員，工廠的工人，以及僕役下女們，都在學國語。加之《國語日報》出版了，陪育國語師資的國語實驗小學成立了，難怪我民38年（1949）8月抵達臺灣時，臺灣的光復纔不過4年光景，會驚奇於國語竟可臺灣全境通行，了無語言上的障礙。較之其時由梅州到汕頭，要說潮州話（也是河洛話，但很多音調和閩南腔不同），到廣州或香港要說廣東話，真不是一個水準呢。

我民77年（1988）回到大陸探親及旅遊，大陸的廣袤與開放，曾走遍不少省分，我覺得臺灣國語（普通話）推行的普及度及發音的標準度，或可稱兩岸三地的第一名；那被罵無能到不行的國民政府，應該給一個贊吧！

我到臺灣時，完全不會說國語，僅會四縣腔的客家話。我後來在臺中市立一中上高一時，花了幾個月的時間，才逐漸學會聽和說國語。以後我進入海軍軍官學校，曾發奮圖強一下，參加全校的國語演講比賽和國語辯論比賽，想不到，都得了冠軍，算是對得起光復時臺灣先進老鄉們的國語學習狂潮吧。

慢車走了約4個小時，我們到了臺中。其時，先父朱浩懷已辭去臺中市政府工作，改任在臺北市的臺灣省政府社會處秘書。都是秘書，爲什麼要換單位工作？唯一的原因是，臺中市政府分配不到眷舍，而省社會處可分配到一小間約8坪大的房間，浩公乃選擇在省政府社會處。

我們到達臺中以後，浩公已洽妥一位鍾姓警官，鍾先生早幾年就從蕉嶺縣轉到臺中參與接收警局工作，分配到一戶警官眷舍。而這位鍾姓警官，浩公在蕉嶺縣任職時，就是縣警局的一員；他鄉遇故知，我們到臺中，就安排在鍾警官眷舍中落腳，在他的眷舍中打尖了兩個禮拜。

鍾警官的眷舍，是標準的日式房子，有玄關，室內是塌塌米，房間內都有拉門式的大壁櫥，順利裝下我們7大件行李；屋前還有個不小的院子，花木扶疏。是我們第一次看到日式房子，晚上就躺在塌塌米上睡覺。唯一不方便是入門要脫鞋，後來慢慢隨俗，習慣了，也覺得室內更清潔些。

其時的臺中市，也有不少撤退來臺工作人員的子弟要升學，那時只有初中部的臺中市立一中校長徐瑛，也是浩公掌蕉嶺縣政時做過蕉嶺中學校長的鄉親，亦已渡海來臺重操舊業，做了臺中市立一中校長。浩公等乃建議在臺中市立一中內增設高中部，經洽妥市府後，立即招生開辦。我正好要上高中，乃報名參加，據聞英文及數學都零分，亦蒙錄取。

市立一中高一僅有一班，約有40多位同學，大多爲逃難到臺的外省籍學生，本省籍者倒是極少數。我不會說國語，只能豎起耳朵聽外省同學交談中慢慢揣摩學習，大約到學期結束前，對國語已逐步能心領神會起來。這半年給我最大的幫助是，除學會國語外，三角和幾何都是從頭開始，我也認真聽講學習，奠定了一些數理的基礎；英文也漸漸入門了。

那時我班上有一位同學叫陳祖烈，他是陳果夫（名祖燾）、陳立夫（名祖燕）的幼弟，學業倒平平，但比我高，體育課時的籃球，但看他一人表演。他後來成爲籃球國手，他參加的中華民國國家籃球隊，曾得到民國48年（1959）世界籃球錦標賽第4的成績，好像是至今爲止的最高名次。是年參賽者有13個籃球強國如美國、蘇聯、巴西、加拿大、菲律賓等，參賽球員皆爲各國的籃球高手，但陳祖烈卻是那年世界籃球錦標賽所有球員中，以每場平均進球20.1分而位居第一名的球員；陳家的昆仲們，可非一般！

（作者爲前中科院第二所資深研究員）

【未完待續，朱偉嶽專欄每週日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