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臨時工」現象－－從延安城管打人說開去
這幾日，延安城管打人、粗暴執法的視頻在網上爆光，一時激起了公憤，有關部門情急之下，急忙解釋說：「打人的都是臨時工」。於是臨時工又被推到前臺。「臨時工」出事，已不鮮見。筆者無意對「臨時工」制度說三道四，因爲罵的人已經很多，再說難免重複。在此筆者只想從歷史的角度，談談「臨時工」現象給政府自身造成的危害。
▼大陸的城管。(圖／取自中新網，非本文的延安城管。)
針對臨時工現象，筆者隨便上網一查發現政府裡的臨時工違法亂紀，胡作非爲的事情時有發生。什麼法院的臨時工酒後駕車撞人、深圳的黑社會當起城管等等，很多政府醜聞中，都有臨時工的身影，臨時工已經廣泛的參與到機關的日常事務中。隨手翻開史料，參考一下塵封的歷史，越發覺得事情不哪麼簡單，政府聘請臨時工歷史悠久，作用不容小視。
一、臨時工的前身－－胥吏
清代的官場中，臨時工曾經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以縣一級單位爲例，清代的縣官是一縣之長，貴爲皇帝的全權代表，享受「公務員」編制。一般情況下，縣令身邊還有幾個「公務員」編制的助手如「典史」「巡檢」之類。清代的縣衙機構龐大，有「三班七房」之說，僅憑這幾個人無法維持縣衙運作，於是大量的「臨時工」被招了進來，這些人被稱爲胥吏，也稱「賤役」。
這些人屬於縣衙自行招募，不在國家行政體制內，沒有「公務員」編制。後來這種體制的問題日益顯現，於是清政府改由通過考試的方式招募，合格者發放「執照」，並由國家支付「工食錢」，一年10兩左右。算是給了胥吏們一個「事業編制」，納入到國家體制內。但這種有「事業編制」的「經制吏」數量非常少，每個縣只有10餘個編制，「三班七房」－－平均，每個部門也就一個編制。所以，清代的縣政府裡，縣長，典史算是「公務員」，縣政府下屬各「局」的「局座」，能搞個「事業編制」，其他的人就只能做「白吏」、「白役」也就是臨時工了。
清代的胥吏有個特點，就是多爲本地人充任。於是很多胥吏長期供職，甚至子承父業。胥吏的存在對清代基層政治生態影響極大。因爲清代的縣官數年一換，而這些「臨時工」卻多年不換，他們十分熟悉日常業務。他們專業化的工作支撐了政府的日常運轉，但其消及作用也十分巨大。胥吏被僱傭原本是爲了彌補體制內官僚人手缺乏和能力不足的問題，但隨着越來越多的政府業務由「胥吏」來承擔，導致體制內的官僚執政能力越來越弱。胥吏「位不高但權極重」，所謂「科條令甲，文書冊籍，吏皆掌之」，以至於縣太爺也不得不每事必諮詢之，凡事都聽胥吏指使。
臨時工承擔政府工作，本質上是一種政府權力的外包。政府因體制內官員及辦事機構執政能力不足，不得不將部分政府權力外包給臨時工。而這種外包的結果是更加削弱了政府的執政能力，從而引發了更大一輪的權力外包。隨着原有體制內人員執政能力的日益弱化，權力外包之風不可避免的蔓延到軍隊，於是「湘軍」便應運而生。
清代的國防軍主要由「綠營」和「八旗」構成，除了正規軍隊外，各地還有數量不同的「鄉勇」「民團」用於維持地方秩序。隨着時間的推移，「八旗」「綠營」戰鬥力日益衰弱，到了乾隆閱兵時已經到了「射箭，箭虛發；馳馬，人墮地」的程度。
隨着太平天國的爆發，「八旗」「綠營」百戰百敗，作爲國家的正規軍，基本失去戰鬥力。於是清政府開始尋求軍事權力的外包。就是把國家擁有的組建武裝與動用武力的權力，外包給私人，於是一支替政府軍打仗的「臨時軍」-「湘軍」就此誕生。「湘軍」不僅挽救了大清朝，更取「八旗」「綠營」而代之，成爲了體制內的正規部隊。而「八旗」則退出了歷史，「綠營」則在民國初年，被改編成了類似員警的地方衛戍部隊，歷史活生生的上演了一出乾坤大挪移。
實際上，不論是「湘淮軍閥」還是後來的「北洋軍閥」，軍閥割據是政府兵權外包的後遺症。所以，「軍閥」堪稱最有權勢的臨時工，也是臨時工的最高境界。
政府聘請臨時工的歷史非常悠久。體制內的力量無法滿足政府機構日常業務需求時，實現權力外包，尋求體制外的幫助便成爲政府機關一種通行的做法。使用臨時工可以降低政府的行政成本，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彌補體制內力量的不足。原本請點臨時工做做衛生和勤務，節省政府機關寶貴的人力物力似也無可厚非，但如果讓臨時工廣泛參與政府機關的日常業務，特別是讓臨時工承擔政府部門的核心業務則需慎重對待。因爲這種情況的出現不僅反映了現行政府行政體制無法滿足社會的需求，更是體制內工作團隊執政能力弱化的徵兆。
●作者劉佳，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周晶晶，北京朝陽外國語學校。本文爲網友投稿，言論不代表《ETtoday新聞雲》立場。ET論壇歡迎更多參與，投稿請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