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的悲劇──第五縱隊陰謀破壞（二）
趁着戰爭爆發之際，中共組織了大規模羣衆集會支持新政權，並聲討幾個月前毛所提到的敵人。十月十日，本是國民黨時代的國慶日，毛在這一天發表指示，要肅清「國民黨的殘餘勢力」、「特務」、「土匪」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在接下來的整整一年裡，大整肅將連同土改一起橫掃全國，無人可以逃避。
在毛髮表上述談話後不到三週，北韓軍隊越過「三八線」入侵南韓。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聯合國安理會一致譴責北韓的入侵。幾天後，杜魯門總統對南韓盟友伸出援手，聯合國軍隊在麥克阿瑟將軍的率領下發動反攻，於一九五○年十月一日把北韓軍隊趕回了「三八線」以北──這一天恰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週年。十月十八日，二十萬中國軍隊悄悄進入北韓境內。一週後，他們在中韓邊境地區向聯合國軍隊發動攻擊。
失敗歸罪於敵人
趁着戰爭爆發之際，中共組織了大規模的羣衆集會支持新政權，並聲討幾個月前毛所提到的敵人。十月十日，本是國民黨時代的國慶日，毛在這一天發表指示，要肅清「國民黨的殘餘勢力」、「特務」、「土匪」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在接下來的整整一年裡，大整肅將連同土改一起橫掃全國，無人可以逃避。
時至一九五○年十月，到底還有多少「土匪」和「特務」對共產黨政權構成威脅呢？官方的宣傳媒體不斷髮出警告，聲稱有暗藏的特務和第五縱隊陰謀破壞及顛覆政權。這種臆想從中共政權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存在，新政權的統治者始終活在自己想像出來的陰影裡。長期以來，中共形成了一個傳統，即將所有的失敗都歸罪於敵人──有些敵人是真實存在的，有些則是想像出來的。每次發生往井裡投毒或糧倉失火之類的事件，總要怪到潛伏的間諜或地主身上。普通農民只要稍有反抗──這樣的情況時常發生，就會被視爲「反革命分子」。黨在刻意營造一種緊張的氣氛，一方面是爲了警告大家謹言慎行，同時也是爲了製造各種藉口來加強對社會的控制。
不過，在中國南部，倒也確實存在一些威脅新政權安全的因素。例如：湖北、四川和貴州等地就爆發了幾十起武裝反抗政府的羣衆暴動。至一九五○年夏，廣西已有一千四百多名幹部和七百多名士兵遭到圍攻和殺害。在解放後的一個月內，共產黨在廣西曾殲滅十七萬國民黨軍隊，但很快各地就出現了武裝反抗勢力，並不斷有農民加入反抗者的隊伍。在玉林縣，有兩百多名村民參與了武裝叛亂。
在邑寧縣的一個村子，有三分之一的男性逃入森林，加入反政府的游擊隊。幾十年來，共產黨一直對國民黨採取游擊戰術，對其發動突襲和伏擊，攻擊薄弱環節後迅速撤退到農村地區。毛在一九三○年寫道：「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而如今，中共在華南地區卻成了游擊戰術攻擊的對象。
延安曾是中國共產革命的中心，如今經常可以見到一車車的遊客，像朝聖者一樣在黃土丘前徘徊。旅遊團的遊客們戴着同樣的帽子，身穿同樣顏色的襯衫，涌入毛澤東當年工作和住過的窯洞。大家懷着崇敬的心情，瞻仰着那間簡陋的臥室：牆上刷著白粉，房間裡只有一張牀、一把椅子和一隻臉盆，牆上掛着一幅毛的全家福，照片裡是毛和他的第四任妻子，以及他的一個孩子。窯洞開鑿在土質鬆軟的山坡上，遊客們紛紛在洞外擺出各種姿勢照相。
七十多年前的延安，數萬年輕人來到這裡投奔共產黨，其中有學生、教師、藝術家、作家和記者，他們都對國民黨感到失望，並渴望將自己的生命奉獻給革命事業。經過長途跋涉後，許多人到達延安時倍感興奮，遠遠地看到延安的標誌性建築，禁不住會熱淚盈眶，還有人站在卡車的車斗裡歡呼，放聲高唱〈國際歌〉和蘇聯的〈祖國進行曲〉。這些充滿理想主義的年輕人，主張自由、平等、民主和其他自由主義的價值觀-這些觀念在辛亥革命後的中國得到了廣泛傳播。
然而，他們很快就感到失望了。他們發現延安並非一個平等的社會，而是存在着嚴格的等級制度。每個單位都有三個不同的食堂，只有高級幹部才能享用最好的食物。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從糧食、糖、食用油、肉和水果的供應到醫療保健，乃至獲取資訊的管道等，全都取決於一個人在黨的等級系統中的地位高低，甚至不同等級的人使用的菸葉和信紙的品質也不相同。處於較低等級者很少得到醫療服務，而高級領導們則配有私人醫生，並可把子女送去莫斯科。全黨的最高領袖就是毛澤東，他坐着延安唯一一輛汽車到處跑，住所寬敞，而且爲了提高舒適度，還特地裝上了暖氣。
一九四二年二月，毛號召延安的年輕人批判「教條主義」及其奉行者──也就是他的對手王明和其他從蘇聯回國的領導人。很快地，這場批判運動就失去了控制。有些批評者脫離了毛的本意，轉而對延安的現狀表示不滿。例如：有一位名叫王實味的作家，當時在《解放日報》工作。他寫了一篇散文，指責「大人物」們高高在上，「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而生病的人卻「喝不到一口麪湯」。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