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的悲劇──第五縱隊陰謀破壞(二)

趁着戰爭爆發之際,中共組織了大規模羣衆集會支持新政權,並聲討幾個月前毛所提到的敵人十月十日,本是國民黨時代的國慶日,毛在這一天發表指示,要肅清「國民黨的殘餘勢力」、「特務」、「土匪」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在接下來的整整一年裡,大整肅將連同土改一起橫掃全國無人可以逃避。

在毛髮表上述談話後不到三週,北韓軍隊越過「三八線」入侵南韓。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聯合國安理會一致譴責北韓的入侵。幾天後,杜魯門總統對南韓盟友伸出援手,聯合國軍隊在麥克阿瑟將軍的率領下發動反攻,於一九五○年十月一日把北韓軍隊趕回了「三八線」以北──這一天恰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週年。十月十八日,二十萬中國軍隊悄悄進入北韓境內。一週後,他們在中韓邊境地區向聯合國軍隊發動攻擊。

失敗歸罪於敵人

趁着戰爭爆發之際,中共組織了大規模的羣衆集會支持新政權,並聲討幾個月前毛所提到的敵人。十月十日,本是國民黨時代的國慶日,毛在這一天發表指示,要肅清「國民黨的殘餘勢力」、「特務」、「土匪」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在接下來的整整一年裡,大整肅將連同土改一起橫掃全國,無人可以逃避。

時至一九五○年十月,到底還有多少「土匪」和「特務」對共產黨政權構成威脅呢?官方的宣傳媒體不斷髮出警告,聲稱有暗藏的特務和第五縱隊陰謀破壞及顛覆政權。這種臆想從中共政權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存在,新政權的統治者始終活在自己想像出來的陰影裡。長期以來,中共形成了一個傳統,即將所有的失敗都歸罪於敵人──有些敵人是真實存在的,有些則是想像出來的。每次發生往井裡投毒糧倉失火之類的事件,總要怪到潛伏的間諜或地主身上。普通農民只要稍有反抗──這樣的情況時常發生,就會被視爲「反革命分子」。黨在刻意營造一種緊張的氣氛,一方面是爲了警告大家謹言慎行,同時也是爲了製造各種藉口來加強對社會的控制。

不過,在中國南部,倒也確實存在一些威脅新政權安全的因素。例如:湖北、四川和貴州等地就爆發了幾十起武裝反抗政府的羣衆暴動。至一九五○年夏,廣西已有一千四百多名幹部和七百多名士兵遭到圍攻和殺害。在解放後的一個月內,共產黨在廣西曾殲滅十七萬國民黨軍隊,但很快各地就出現了武裝反抗勢力,並不斷有農民加入反抗者的隊伍。在玉林縣,有兩百多名村民參與了武裝叛亂。

在邑寧縣的一個村子,有三分之一的男性逃入森林,加入反政府的游擊隊。幾十年來,共產黨一直對國民黨採取游擊戰術,對其發動突襲和伏擊,攻擊薄弱環節後迅速撤退到農村地區。毛在一九三○年寫道:「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而如今,中共在華南地區卻成了游擊戰術攻擊的對象。

延安窯洞思想改造

延安曾是中國共產革命的中心,如今經常可以見到一車車的遊客,像朝聖者一樣在黃土丘前徘徊。旅遊團的遊客們戴着同樣的帽子,身穿同樣顏色的襯衫,涌入毛澤東當年工作和住過的窯洞。大家懷着崇敬的心情,瞻仰着那間簡陋的臥室牆上刷著白粉,房間裡只有一張牀、一把椅子和一隻臉盆,牆上掛着一幅毛的全家福,照片裡是毛和他的第四任妻子,以及他的一個孩子。窯洞開鑿在土質鬆軟的山坡上,遊客們紛紛在洞外擺出各種姿勢照相。

七十多年前的延安,數萬年輕人來到這裡投奔共產黨,其中有學生、教師、藝術家、作家和記者,他們都對國民黨感到失望,並渴望將自己的生命奉獻給革命事業。經過長途跋涉後,許多人到達延安時倍感興奮,遠遠地看到延安的標誌性建築,禁不住會熱淚盈眶,還有人站卡車車斗裡歡呼,放聲高唱〈國際歌〉和蘇聯的〈祖國進行曲〉。這些充滿理想主義的年輕人,主張自由、平等、民主和其他自由主義價值觀-這些觀念在辛亥革命後的中國得到了廣泛傳播

然而,他們很快就感到失望了。他們發現延安並非一個平等的社會,而是存在着嚴格的等級制度。每個單位都有三個不同的食堂,只有高級幹部才能享用最好的食物。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從糧食、糖、食用油、肉和水果的供應到醫療保健,乃至獲取資訊的管道等,全都取決於一個人在黨的等級系統中的地位高低,甚至不同等級的人使用的菸葉信紙的品質也不相同。處於較低等級者很少得到醫療服務,而高級領導們則配有私人醫生,並可把子女送去莫斯科。全黨的最高領袖就是毛澤東,他坐着延安唯一一輛汽車到處跑,住所寬敞,而且爲了提高舒適度,還特地裝上了暖氣

一九四二年二月,毛號召延安的年輕人批判「教條主義」及其奉行者──也就是他的對手王明和其他從蘇聯回國的領導人。很快地,這場批判運動就失去了控制。有些批評者脫離了毛的本意,轉而對延安的現狀表示不滿。例如:有一位名叫王實味的作家,當時在《解放日報》工作。他寫了一篇散文,指責「大人物」們高高在上,「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而生病的人卻「喝不到一口麪湯」。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