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康：外資銀行可能配合美國長臂管轄而犧牲中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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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康（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
賈康
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是隨中國改革開放的蓬勃發展在面向世界“走出去”過程中，總體而言由商品輸出、勞務輸出和技術輸出而升級表現的資本輸出。在當前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美貿易摩擦和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全球範圍內投資環境有所惡化、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風險攀升的情況下，打造國內循環爲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發展新格局，成爲必然選擇。雙循環中，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是應對國內外複雜環境，推進中國經濟社會進一步在現代化路徑上發展的要義，其中就包括中國企業更爲積極地“走出去”，進入國際市場，參與海外投資。而在這個過程中，與國際金融機構合作，拓展、開展相關業務是必不可少的內容和環節。與此呼應，近些年間，我國金融業也相應加快了對外開放步伐。
但是，近些年隨着中國企業出海發生的一些與風險相關的問題，值得引起我們充分重視。
比如，華爲公司是在中國企業“走出去”過程中以大量海外投資形成同行業居第一位的業務規模、成爲爲數不多的中國衝到世界領先位置的企業，但在美國方面採取全面打壓遏制中國方略後，孟晚舟案不期而至，其影響已超越司法層面，引發全球關注。而從該案公開的證據和媒體披露的信息看，孟晚舟被捕前後，有諸多風險點，對中國出海企業而言具有很強的警示意義。
一是美國佈局時間之久。風險管控體系不完善，預警敏感性弱，這就使我國企業在面對金融風險時處於被動狀態。只有建立更加完善的風險管控體系，才能加強金融風險的控制和管理。
二是美國調查觸角之廣。據媒體公開報道，2012年底匯豐銀行因自身違規行爲與美國司法部簽署延期協議，2013年，美國司法部連同聯邦調查局指定美國一家金融調查公司進駐匯豐。據匯豐銀行前行政總裁透露：“銀行中隨時有200到400位美國監控人員，他們可以查看銀行所有訊息”。而匯豐的主要客戶在中國，在美國進駐期間，除了華爲，是否還有中國政府機關和其他企業的信息處於美國監控之下？針對美國通過外資銀行等第三方機構間接監控中國企業而找中國方面的麻煩，甚至構陷罪名，我們需給予足夠警惕。
三是外資銀行可能配合美國長臂管轄而犧牲中國企業。孟晚舟案中的關鍵證據來自匯豐這家華爲出海過程中合作多年的著名外資銀行。據英國《金融時報》披露，匯豐銀行由於自己的問題被美國司法部盯上後，爲逃脫處罰，同意在其他案件中“配合”美國司法部的調查，華爲公司成爲這種“配合交易”下的受害者。另據中國媒體報道，2013年，匯豐一名高管主動請孟晚舟赴港，現場談話錄音，事後又專門要走華爲用於證明自身並無不合規情況的PPT等文件，轉手交給了美國供其挑刺，且在沒有任何說明的情況下，結束了與華爲的合作關係。匯豐辯稱其不可能抗拒美國司法部的要求和調查，這固然反映了其一些苦衷，但也意味着關鍵時刻，外資銀行迫於美國“長臂管轄”，隨時可能以犧牲中國客戶來換取自身利益的保全。
在開放發展的“雙循環”下，經濟金融安全關乎命脈。今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必須更爲注重安全，現實表明，隨着中國企業走出去和金融開放，必須加快金融監管國際化進程，堅守底線防範金融風險，全力保障金融和企業的安全。
顯然中國方面在提升企業（特別是深度介入全球化的企業）的風險意識，引導他們選擇安全的金融合作夥伴的同時，還需要在外資金融引進過程中，建立有效的防範、預警和監管機制，避免“引狼入室”。我們作爲研究者的重要責任之一，是運用專業知識，研究探索與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相關的風險防範的方方面面，特別是可感受到的若干突出問題。
比如，中美貿易摩擦、科技摩擦、外交摩擦必然會直接、間接地導致一些金融風險因素，對其發生的誘發條件與傳導機制，需作詳細、深入的分析，並建立金融風險信息中心和數據庫，對潛在金融風險進行預檢和預警，從而提高防範風險的能力。
又比如，中國的管理部門，已有《不可靠實體清單規定》於今年9月公佈。據環球時報報道，匯豐可能成爲列入不可靠實體清單的首個外企，這使投資者對匯豐銀行是否有可能在其主要業務地中國內地與中國香港繼續發展持有懷疑態度。2020年10月13日，彭博社、《南華早報》等均報道，中國財政部於本週發佈指令，10餘家機構被選爲本次60億美元主權債券的承銷商及賬簿管理人，而作爲香港最大的貨幣發行銀行，匯豐銀行並沒有出現在承銷商名單中，這也是中國政府2017年恢復發行美元主權債券後的首次。對此信息，我們作爲研究者的解讀，是中國方面對企業金融風險的防範，合乎邏輯地已經包括對於故意泄露重要金融信息、嚴重損害中國利益的外資金融機構的反制和某種形式的處罰。這作爲一種風險防控機制如何進一步健全，也值得深化認識與研討。
諸如此類的許多問題，會涉及經濟、法律、政治、社會不同角度的專業化分析與深度考察。在考慮風險防範的同時，我們的思維導向，卻並不應當走向極端化的“閉關鎖國”；在有必要強調面對百年未有大變局呈現的複雜嚴峻形勢、因而有必要更多依靠內循環爲主體的同時，我們卻要對於內、外循環相互促進的必要性與必然性，保持充分而深刻的認識，以理性的認識框架把握中國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打造現代化經濟體系，與在世界上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過程的有機聯繫，繼續推進中國現代化的和平發展與和平崛起。
（本文整理自賈康在“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金融風險防範” 專題研討會致辭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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