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越宏／人權無奈、法律愈修愈錯亂 限制住居、限制出境順序搞顛倒
▲限制出境新法將於年底施行，新法將「交付護照」規定在免除羈押後的限制住居手段內。如果要求被告「交付護照」不就等同限制其出境。（圖／視覺中國CFP）
司法機關爲了「辦案」方便，常常「不經意」的就在侵犯人權。行使多年的「羈押」手段，終於在今年通過修法，企圖改變這種毛病（有被限制出境長達十多年且救濟無門者），並將在年底開始實施。但是檢視其具體內容，依舊可以看到「換湯不換藥」的老毛病！
立委面對這種老毛病的繼續，且也有法界人士注意到這個現象，一致認爲，應該再接再厲，把法律規定修的更爲完善。
根據司法院及法務部的修法意旨，認爲這次修法是將「限制住居」和「出境出海」做出明確「分割」，並劃出不同判斷與作業手法。也就是以往的作法，是將兩者混爲一談，法官一聲令下就可以將被告「限制住居」，同時也可以混着「限制出境出海」。
至於，到底是「限制住居」就夠了？還是要「限制出境出海」才行？
這個中間的差異，屬於完全沒有法律規定的「模糊地帶」，也是屬於法官的「自由」判斷空間，隨法官主觀認定。法官如果認爲應該「限制住居」，就下達限制住居的命令；如果法官認爲應該限制出境，那就「限制出境」。完全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全都屬於法官自由判斷空間。
而且最可怕的是，沒有「期間」限制。任何審級的法官一下裁定之後，就永遠有效，不管官司走到第幾審，前面的裁定依舊存在，不會因爲更換審級，就必須重新裁定，一次限制（出境），就永久有效！簡直和以前「一張監聽票」就可以吃（聽）到飽，有異曲同工之妙。
最慘的事，莫過於曾有可憐被告，一被限制出境，竟然長達十多年，沒有法官願意承擔責任，撤銷前面的限制出境裁定。
新的修法則是有了期限，且將「限制住居」與「限制出境」做出分割，並劃出「8種」不同的裁量判斷手法，分別是：「定時報到」、「禁制騷擾證人」、「不相干活動之禁止」、「電子腳鐐」、「不得離開住所」、「交付護照」、「不得處分財產」、「其他適當處分」。
但是，法界人士指出，這8種手段之中，有不少是和「限制出境順序錯亂」且模糊灰色空間太大，修法並未讓人權得到更爲明確的保障，甚至讓法官的裁量空間之灰色地帶擴大而已。舉例而言，「交付護照」和「限制出境」根本沒有兩樣，但是，新法卻將它規定在「免除羈押」之後的「限制住居」之手段內。事實上，這原本就是同一件事。
「限制出境」和「交付護照」根本就是同一種強制處分效果，都是對人民「憲法上」所賦予「出國旅行之自由」以強制處分予以剝奪。但是，「新法」將它規定成「限制住居」的一種手段，事實上，它並不是限制住居，而是「剝奪出國旅行」的權力，是在限制出境了。
須知，「限制住居」與「限制出境」是不同的「執行概念」與「憲法權力」，是不應該隨便加以混淆。有法律學者指出，如果要求被告「交付護照」，其實是等同作成「限制出境」的禁制了。
因此，在有關人民權利的限制上，應該是有完整的規定，也就是要有了「限制出境的處分」後，才能進而「要求交付護照」，不能沒有限制出境之處分，就要求交付護照。
有法律學者取笑，司法機關作成這種修法，很像戒嚴時期警察取締違規車輛時，遇到駕駛人沒證件可查扣，就會「動手」將車牌強制拆下，由警方加以保管。這兩者簡直都是一樣的落伍和荒謬之概念與作爲。
「拔車牌」和「交付護照」都是戒嚴時代留下的落伍概念，與欠缺法治思維的作法。官員進行強制處分時，愈是嚴謹，愈能提升國家社會的法治概念，「限制出境」和「交付護照」，就是一種很好的對比案例。沒有限制出境的處分，就不應該要求交付護照，就像警察不該「動手拔車牌」是一樣的道理。
其實，不只是「交付護照」應有「限制出境」之處分，另外如「不得離開一定區域」、「定期報到」等等，也是混淆了「限制出境」與「限制住居」的邏輯思維順序。
照理，應該是有了「限制出境」之後，爲了怕這「第一道限制（出境）」的管控力道不足，想要施加更強的管控力道來確保被告行蹤，然後，才又採取「第二道措施」，諸如：定期報到、限制一定處所、電子腳鐐等等。而不是直接就將「第二道」加強管控手段，拿來當「第一道」手段率先採取，這是「人權剝奪」與「法令禁制」的邏輯順序之嚴重錯亂。
法律愈修，應該愈精緻，愈能分辨出強制處分的必須順序，也能確保社會秩序與人權概念，這是法治社會修法應有的基本立場。（本文轉載自《法治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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