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納百川》遏制取代接觸 歐美對中戰略的錯誤轉變（韓和元）
七大工業國集團（G7）峰會落幕，會後發表的公報多處針對中國。（圖/美聯社資料照）
自尼克松政府而始到歐巴馬政府爲止，雖然美國的歷屆政府在不同的時段，所持的對華戰略有着這樣或那樣的差異。但有一點似乎是明確的，那就是美國政府對華戰略的出發點，都是基於接觸（engagement）。該戰略的內涵，是旨在於通過接觸，實現「參與與擴展」的目的，從而將中國大陸納入其主導的國際秩序體系，以此來擴展西方意識形態與政治經濟體制。爲此，美國前助理國務卿坎貝爾對這一戰略的的評論是：「華盛頓方面相信自己的實力，可塑造中國的發展軌跡」。
從接觸engagement到遏制containment——歐美對華戰略的一種轉變
但近年來整個西方顯然有意顛覆這一戰略，試圖由原來的接觸轉變爲遏制（containment）的跡象愈來愈明顯。隨着近年來中國大陸在經濟領域的發展，尤其是其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日益增強，不獨美國對華不信任日益加劇，就是歐洲，這種聲音也愈來愈強烈。隨着中國大陸政府在世界政治影響力的日益增長，歐美都傾向於認爲，西方的自由民主價值觀及利益遭遇了重大挑戰。也就是說，西方世界不僅對中國大陸藉助市場經濟卻沒走向西方民主制度感到失望，而且對中國大陸的國際影響力日益警覺，在他們看來崛起的中國大陸更像是一個挑戰者。
過於心急的西方
對於西方世界對華態度的這種根本轉變的根本原因，筆者不得而知。如果其根源正如他們所說的，是基於「中國藉助市場經濟卻並沒有走向西方民主制度」而感到失望。那麼，筆者認爲，歐美世界還是太過於心急了。
1、經濟的發展程度直接決定人民的政治參與度——來自李普塞特、亨廷頓的觀察。
亨廷頓曾在他那本著名的《第三波》裡已經做過回答，他說：「在窮國，民主化是不可能實現的」。事實上，就這一問題，學界已經做過廣泛的討論了。德國著名社會學家，政治學家，經濟學家，哲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就曾表達過近似觀點，他說：輪廓清楚的現代民主只可能出現於資本主義工業化國家。
爲了驗證韋伯的這一假設，李普塞特使用了各種顯示經濟發展的指數，如財富、工業化水平、城市化水平與教育普及程度，並計算出當時歐洲大陸，包括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講英語的非歐洲大陸國家，以及拉丁美洲的民主較多或民主較少的那些國家的平均值。
通過這些廣泛的信息數據，所做的全面統計檢驗對比，其結果顯示爲：民主程度越高的國家，其財富、工業化水平、城市化程度及教育水平的平均數就越高。反之，民主程度越低的國家，無論是財富、還是工業化水平，或是城市化程度，抑或是教育水平，其平均數都會越低。正是基於這樣的觀察，李普塞特指出以財富、工業化程度、城市化水平和教育程度爲指標的經濟發展程度，形成了一個與民主相關聯的主要因素。在他看來，經濟的發展程度直接決定人民的政治參與度。
李普塞特所觀察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1955年這10年間的世界經濟與民主情況，那麼他的觀點在以後的時間維度裡，是否依然能夠站得住腳呢？博倫和羅伯特.傑克曼（Robert W. Jackman）於1985年共同完成的一項研究，對於這一問題給予了肯定的回答。在一項針對20世紀60年代世界經濟與民主關係的研究中，他們也發現，「經濟發展的水平對政治民主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在這篇題爲《六十年代政治民主的經濟與非經濟決定因素》(Economicand Non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Political Democracy in the 1960s)的論文裡，他們進一步指出「人均國民收入（GNI）也是一個最主要的解釋性變項。」
他們的這一觀點和研究方法得到了美國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的繼承和響應，並在他們的基礎上，亨廷頓將一國經濟程度的指標，從李普塞特的財富、工業化、城市化和受教育程度四項指標簡化爲人均國民收入（GNI）一項。在他看來與人均國民收入（GNI）的高低相對應的就是民主程度的高低。他以世界銀行所公佈的各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爲標準予以分類，先後對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世界經濟與民主情況予以了考察，結果如下：
針對於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與民主的關係的研究，亨廷頓用來測度經濟發展水平的主要指標是，利用世界銀行於1978年發佈的《世界發展報告1978年》裡所提供的世界各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美元計價），和以此爲標準所做的收入層次分類——既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大於3000美元的國家和地區定性爲「高收入國」，將人均生產總值介於1000-3000美元的國家定性爲「中高等收入國」，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介於250-1000美元的國家定性爲「中低等收入國」，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低於250美元的國家定性爲「貧窮國」。
通過統計分析發現，符合「高收入國」這一條件的國家（和地區）數量爲23個。其中，民主國家有18個、非民主國家爲2個，介於二者之間的民主化的、自由化的國家數量爲3。也就是說民主國家在這一經濟發展層次的佔比近80%。符合「貧窮國」這一條件的國家（和地區）總數爲34個，其中民主國家只有1個、非民主國家則多達31個，介於二者間的民主化、自由化的國家則爲2個。也就是說，在該經濟發展層次中，民主國家的佔比還不到3%，但非民主的國家佔比卻高達91%。
隨着時間的推移，雖然具體的數值一直在變動，但這種整體趨勢卻並沒有太大變化。到1989年，世界銀行根據世界經濟的整體變化情況，將「高收入國」的標準由1978年的＞3000美元調高到＞6000美元；而將「貧窮國」的標準由1978年的＜250美元，調高至＜450美元；將介於450美元-6000美元之間的國家則被統一定性爲「中等收入國」。亨廷頓的統計發現，20世紀80年代符合「高收入國」條件的國家比20世紀70年代有所增長，既由原來的23個國家增長爲24個國家。其中除了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新加坡等4個國家屬於非民主國外，其他國家均屬於民主國。也就是說民主國於該經濟發展層次國家中的佔比高達83%。而在另一個極端，即那些符合「貧窮國」標準的國家則多達42個，其中只有印度和斯里蘭卡這兩個國家曾有過相對廣泛的民主經歷，其他的均屬於非民主國。此外，在53個「中等收入」國家中，也只有23個國家屬於民主國家的範疇，5個國家可歸入從非民主向民主過渡的國家，剩餘的25個國家仍然處於非民主狀態。
正是基於上述研究發現，亨廷頓所得出的一個重要結論是，「在經濟發展程度與民主之間存在着一種全面的相關性。」正如歷史經驗所告訴我們的，這種相關性且是帶有明顯的正相關性的。當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越落後，那麼該國的民主程度相應地也就表現得越低。反之，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程度越高，那麼該國的民主程度相應地也就會越高。換而言之就是，一國的經濟繁榮程度有多高，那麼所對應的民主發展程度就會有多高。
幾十年過去了，那麼，亨廷頓的這一觀點似乎還有效呢？爲了檢測亨廷頓理論的正確性和可靠性，我們依舊延用亨廷頓的研究方法，即利用世界銀行發佈的世界各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美元計價）來對各國的經濟與民主情況予以了考察。
除開非主權實體或其他特殊地區，如英屬百慕大地區和中國澳門等外，其中，符合於高收入國家標準的國家計有：摩納哥、列支敦士登、挪威、盧森堡、卡塔爾、瑞士、丹麥、科威特、瑞典、荷蘭、聖馬力諾、芬蘭、美國、奧地利、比利時、安道爾、澳大利亞、加拿大、德國、法國、阿聯酋、日本、愛爾蘭、新加坡、英國等25國。在這25國中，科威特、卡塔爾和阿聯酋三國是石油輸出國和非民主國家，在剩餘的22個高收入國家中，除新加坡是否爲民主國家還存分歧外，其餘國家均爲公認的民主國家。
在另一個極端，世界銀行把包括盧安達、烏干達、多哥、中非共和國、辛巴威、甘比亞、尼泊爾、莫桑比克、馬達加斯加、阿富汗、幾內亞、埃塞俄比亞、尼日爾、厄利垂亞、獅子山、馬拉威、賴比瑞亞、剛果民主共和國、蒲隆地等在內的19個國家歸類了「低收入國家」。在這些國家中，雖可被歸爲民主的國家有阿富汗、尼泊爾、柬埔寨、獅子山、馬拉威、賴比瑞亞，但這種民主很不穩定，這些國家的最大特色就是反覆，經常性的情況是：
一國在成爲民主國家後，很可能在不到4年的時間裡，又重歸非民主國家，而且反覆多次。截止目前，除了戰後的柬埔寨有過長達10年的相對穩定的民主外，其他國家的情況仍不容樂觀，這包括爲美國實際控制的阿富汗，而非洲國家的表現尤其如此。譬如：1961-1962年，獅子山共和國實現民主，但於1967年，重歸非民主國家。到1996年，獅子山重新實現民主，但次年，又重歸爲非民主國家。中非共和國亦是如此，1993年實現民主，2001年退出民主國家之列。到2005年，復又加入，但到2008年再次退出。同樣的情況也發生於賴比瑞亞，1997年，賴比瑞亞實現民主，2001年重歸非民主國家，4年後的2005年又再度迴歸民主。蒲隆地則於2005年實現民主，但於2010年重歸非民主國家。
這也就是說，在這一區間的國家，真正意義上有過廣泛民主的國家，到目前爲止只有柬埔寨一國（事實上它的民主也遭到歐美國家的質疑，美國國會就多次通過《柬埔寨民主法案》。該法案以柬埔寨政府破壞柬埔寨民主爲由，對柬部分官員實行入美簽證限制及財產凍結）。綜上可見，亨廷頓的的這一結論，再次得到世界銀行所發佈的最新數據的有力支持。
這些統計結果與李普塞特、博倫與傑克曼的分析幾乎一致，爲此，亨廷頓得出這樣一種結論「自十九世紀起在民主與財富之間出現了一種正相關，這種正相關仍然一直很強」。
那經濟增長與民主有何關係呢？亨廷頓的回答是，經濟成長爲民主提供了經濟基礎。在他看來更高水平的經濟發展，將有助於培育出更多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公衆，壯大中產階級規模，進而培育出公民文化，而這將直接構成對民主化的支持。亨廷頓更是進一步指出：快速的經濟成長會迅速的爲民主產生經濟基礎，而緩慢的經濟成長同樣也會讓這個基礎建構的速度會相應緩慢下來。
對於亨廷頓的這一觀點，我們似可做如下解讀：經濟持續增長，增加了國民的收入，因而帶來了更多的經濟安全，進而提高了教育。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又使得低層階級的眼光開始學會長遠，隨之而來的是其政治觀點也開始變得更爲複雜、更爲接近漸進主義。同時，經濟的持續增長，使得越來越多的低層階級得以向上流動，進而使得中產階級集團本身的規模得以日益擴大。一旦中產階級集團擴大到一定程度時，他們就會日益自信自己有能力促進和鞏固自身利益。這自然會對人民的政治權利、自由產生積極地作用，進而可以讓利伯維爾場經濟在以中產階級主導的時代裡得到持續。
至於中產階級之於民主的關係，李普塞特做了這樣的解釋：「只有在沒有什麼真正窮人的富裕社會中，廣大公衆纔可能有效地參與政治，不受不負責任的宣傳鼓動的蠱惑。一個社會一邊是大批貧窮的羣衆，一邊是少數受到優待的精英，結果如不是寡頭統治（少數上層的獨裁）便是專制（有羣衆基礎的獨裁）。」在他看來一國想要搞好民主，龐大的、觀念多元的中產階級是一個必要條件——「很明顯，最好的政治社會是中產階級公民組成的，而且，很可能在治理好的國家裡，中產階級爲數衆多……由此可見，公民擁有適量的、足夠的產業是那些國家的大幸……如果沒有中產階級，窮人數目增大，麻煩百出，國家會很快崩潰。」「公民擁有適量的足夠的產業是那些國家的大幸；若是有的產業很多，有的卻一無所有，就可能產生極端民主，或者純粹的寡頭統治；或者從任何一極——最散漫的民主或寡頭——產生專制。但這一切都不大可能產生於中產階級或接近中產階級組成的國家……」。
簡而言之，於一個後發國家而言，政治專制+經濟自由化→經濟增長→擴大中產階級規模、培育中產階級意識→民主化轉型=後發國家，可能是一條通往民主之路的正確路徑。
當然，這一觀點很多人定然是不解的。確實，如從理想主義乃至價值理性出發，這一規律確實難以理解。但遺憾的是，這卻得到了經驗事實的有力支持。更爲要緊的是，套用巴洛的話說，這根本就是確鑿的經驗事實。東亞的南韓、臺灣，拉美的智利和歐洲的西班牙的發展軌跡，無不完美的詮釋了李普塞特、博倫及亨廷頓們的觀點是對的。
但我們同時也應該注意到的是，從1949年算起到1989年南韓、臺灣地區正式啓動民主改革，整個過程卻是耗時40年。而中國大陸的體量和內部事務的複雜性，遠非臺灣地區和韓國所能比。這也決定了，促進經濟發展推動民主化的這個過程，其需時肯定會比南韓和臺灣要更長更久。可問題在於，中國大陸自1978年改革開放至今也僅僅只有43年而已。
更爲重要的是，目前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程度相對而言還很低，尤其重要的是中產階級的規模還很小。來自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的數據是，目前中國大陸的中產階級規模僅爲20.1%。反觀臺灣地區的民主化，是建立在快速的經濟增長和龐大的中產階級規模上的。1970年代，臺灣經濟高速增長。1978年時，其城市人口占到41.9%，中產階級佔全民總數更是高達51%。也就是說，目前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程度，還不足以爲民主化提供相應的社會經濟基礎。
由此也可見，想借助市場經濟讓中國大陸走向西方民主制度的西方世界，到底還是太心急。
只會事與願違
其實，於歐美而言，要想將中國大陸納入其主導的國際秩序，當務之急應是給予更多耐心，通過繼續接觸，來促進其經濟的可持續增長，以此來壯大中產階級規模，培育其公民的中產階級意識。藉助市場經濟的力量，逐步的讓中國大陸與西方價值靠近。
反倒是圍堵、孤立，不僅無助於將中國大陸納入西方價值體系。反倒會因圍堵，而使得其經濟衰退，製造更多窮人，進而爲極端思潮奠定基礎；也會因孤立而缺乏交流，使得西方價值於中國大陸更加無法擴展。最後，只會事與願違。（作者爲廣東省生產力學會副會長、廣州大學南方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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