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貿易的背後

譚偉恩　蔡育岱

《服貿協議》自3月18日太陽花學運掀起波瀾迄今，在臺灣引起的紛爭與討論比較傾向是純粹國內層次的政治問題，而不是國際層次的。但在全球化時代，貿易更多時候需要以國際層次的視野來觀察。一起近期在WTO發生的貿易糾紛事件值得臺灣關注，也同時可以作爲政府或相關單位善後服貿問題的些許參考。

歐盟（EU）在4月8日正式對俄羅斯限制豬肉及相關產品的貿易禁令向WTO提出了諮商請求，這個表面上的進出口國貿易糾紛其實與導致雙邊政治關係緊張的烏克蘭問題脫離不了關係。俄方對外表示，所以採取貿易限制乃是爲維護食品安全衛生之必要，因爲在兩個EU成員國（立陶宛與波蘭）境內發現非圈養的野生豬隻患有非洲豬瘟（African swine fever, ASF）。EU反駁此一貿易限制不具正當性且不符WTO中《食品安全協定》(SPS)的比例原則，因爲僅有4起ASF病例在上述國家被發現，而且從2007年至今，俄羅斯前後共確診高達600多起的境內ASF病例，這些病例極有可能已經傳染到鄰近的白俄羅斯，然後再輾轉進入其它EU會員國境內。俄羅斯草率施行禁令，妨害貿易自由化。

早在烏克蘭內政危機發生前，歐俄間的政治關係便偶會出現緊張態勢，但雙方貿易互賴卻極深。根據EU統計局(Eurostat)的資料，2012年歐俄貨品貿易額創下歷史新高，27個EU會員出口俄羅斯的貿易金額爲1230億歐元，而自俄羅斯進口的金額爲2130億歐元。去年，俄羅斯自歐洲進口豬肉的金額高達14億歐元。而在其它貨品貿易部分，俄羅斯也是EU目前28個會員國很重要的出口市場。因此，當烏克蘭危機發生後，俄羅斯除了透過削減能源供應爲籌碼外，也在若干貿易問題上進行政治操作，以迫使歐洲國家，甚至間接促使美國在烏克蘭問題上讓步。

類比上述歐俄在政經上的互動，兩岸貿易關係中的我方高度仰賴中國市場，但沒有任何可以平衡劣勢之槓桿，也欠缺美國或其它大國作爲可靠支援的盟友。加上在政治關係上有難解的權力結構問題與認知上的主權之爭，明顯是互賴關係中脆弱的一方。眼前《服貿協議》引發的政治效果不僅衝擊未來兩岸的商業交流，更對進一步的政治互動帶來不確定(uncertainty)；而不確定會嚴重影響彼此的互信，削弱臺海穩定狀態之維繫。

貿易之後的頻繁互動往往是國家日後陷入衝突的開始，沒有經濟互賴可以不需付出政治代價。既然衝突不可避免，便該事前做好因應準備。暫不論服貿事件的責任歸屬，臺灣的決策者應從本次事件汲取教訓，儘可能設法將兩岸貿易事件引發的糾紛交付國際制度(institutions)，例如WTO的爭端解決機制，來處理。或至少要儘快與北京方面設立臨時性的功能建制(regimes)，迴應各自國內不同利益偏好團體對於貿易自由化政策的反彈。

貿易互賴往往是不對稱的，脆弱或敏感的一方或許因某些因素而不能拒貿易自由化於千里之外，但對於不可避免的糾紛，一定要事前防範，不可輕忽怠慢。

●作者蔡育岱，中正大學副教授；譚偉恩，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助理教授。本文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論壇歡迎更多參與，文章請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