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學生從輕發落嗎？
太陽花學運暫告一段落，而之前行政院長江宜樺曾說，事後對學生的究責，宜從輕發落，只是法務部長羅瑩雪卻強調，進佔國家機關的行爲必須依法究辦。
兩者的話語是否有落差，不得而知，不過針對學生的刑事究責，是否可依法寬待，卻是必須關注的焦點。
就學生進佔立法院所可能涉及的罪名，除侵入他人建築物罪，屬告訴乃論且爲一年以下之輕罪外，其他所涉及者，多屬妨礙公務類之罪。這可能包括刑法第136條第1項的公然聚衆妨礙公務、第138條的毀損公物及第140條的侮辱公署等罪。而此類犯罪，不僅爲非告訴乃論之罪，且其中的聚衆妨礙公務罪，甚至可處到七年的有期徒刑。
惟因此等罪名的最輕本刑都在三年以下，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1第1項，屬得爲緩起訴的範疇，檢察官自可藉此讓學生儘早解脫訴訟。不過，檢方動用此權限的前提，往往是在被告認罪的情況，但此次太陽花學運，既然強調以公民不服從，且不惜觸犯法律的方式爲抗爭，欲期待學生以認罪來換取緩起訴，顯屬緣木求魚的想法。
既然如此，學生被起訴乃屬不可避免，則於法庭之上，是否可以立法失能及維護更高的憲法價值，而來阻卻犯罪的不法性呢？由於公民不服從，雖抱持着爲爲民主、爲人權的良善動機，致對法律的不公、不義採取非暴力的抵抗，惟此主張畢竟是基於自然法，而非實定法之權利，故關於所謂不公、不義或和平抵抗等之意義，就趨於浮動。且即便立法院已失代議政治之功能，惟學生是否已窮盡既有的法律救濟管道，致使攻佔立法院成爲逼不得已的最後手段，肯定又會陷入人言人殊的狀況。
也因此，法官若真以空泛且模糊的公民不服從，而來爲超越法規的阻卻違法事由，不僅得面臨明確性原則的挑戰，更可能因此涉及刑法第124條枉法裁判罪及第125條第1項第3款的故爲出入罪，致陷入嚴重的義務衝突。尤其若考量我國司法的保守性，欲以公民不服從來阻卻不法，其可能性肯定是微乎其微。
所以，法官在受限於現有的法律框架下，既難以對學生免除刑責，就僅能以緩刑爲寬待。只是與緩起訴類似，法官欲爲此種判決，必然會考慮到被告犯後之態度及是否有悔意。惟在公民不服從本就是藉由觸犯下位法，來彰顯不正法律的存在，以維護更高的法律價值，怎可能期盼被告深具「悔意」？故法院若真以緩刑對待，不啻也在迫使被告自白，致嚴重侵害人民的不自證己罪權。
而不管對學生能否依法輕待，在司法必須講求獨立下，不管是行政院長、還是法務部長，都不能對檢察官爲個案指示，更無權干預法院該爲如何之判決。
●作者吳景欽，博，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ET論壇歡迎更多參與，投稿請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