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駕拘役三個月後 他等來3歲肺癌兒子生命中最後3天

（原標題：醉駕拘役三個月後，他等來三歲肺癌兒子生命中最後三天）

兒子死了。

就在他父親出獄的第三天。

事情來得突然，連去醫院搶救的時間都沒有。吃晚餐時，小傢伙亮亮看起來還沒什麼異常。自從幾個月前，三歲的他被確診肺癌後，他一直吃得不多，每次得哄十幾分鍾，他才能勉強吃點。他喜歡牛奶、豆漿、甜味的小饅頭，不愛吃肉，粥裡的肉末都要吐出來。

11月27日夜裡，他突然開始急促喘氣，沒多久，就停止了呼吸。媽媽尹玉抱着兒子痛哭，誰來都不肯撒手。

父親計盟陪着兒子度過了短暫生命中的最後三天。他從未這樣親近過兒子，也從來沒有距離孩子這麼遠。他在自責，他因爲一場普通的酒局，錯過了兒子患病的最後三個月。

01

一天過去了，計盟夫妻兩個看起來已經平靜了很多。

按照當地的風俗，不能爲去世的孩子大辦葬禮。家裡看不出白事的氛圍，只准備了飯菜，招待來往的親友。

他們的家在柳州市區以西30公里外的村莊，被山地環繞，平緩的耕地上突起幾座陡峭的山崗，植被下多是石塊，土壤稀少，難以開墾。一條巴士線經過附近，這是他們進城的便捷通道。

大門的外牆上貼了黃色壁磚，三樓像是後來加蓋的，沒貼壁磚，水泥的顏色也比樓下更淺。門口還有一堆磚塊瓦礫沒有收拾，倚靠着這棟小樓的還有幾處土坯房。

在他中考失利後，母親問他應該繼續讀書，還是蓋房。計盟選擇了房子。厚重的樓板和磚頭看起來更實在一些。他延遲了一年讀技校，又借了7萬塊錢，才蓋起這棟小房子。

和大多數的農民一樣，他們過的都是清貧的日子。4個人的餐桌上通常只有一道菜，多是自己種的青菜，豬身上的值錢的那幾塊肉通常是買不起的。

冬天的柳州不算冷，在十一月底的這兩天也穿上了大衣。孩子的死爲這個冬天增添了寒意。大家都心照不宣，對亮亮隻字不提，直到計盟的姐夫臨走前，隨口說了一句，“家裡還有兩個孩子，明天還要上學呢”。

尹玉在一旁低着頭繼續剝柚子。過了一會兒，她起身走到門口，用手臂擋着眼睛，低聲對丈夫說，“好冷啊”。

計盟脫下自己的外套，尹玉接了過來，轉身去了衛生間。直到姐姐一家人開車離去，她都沒有出來。

孩子病重的徵兆出現在三個月前，那時他有點發燒。大家都以爲只是輕微的感冒。亮亮被帶去醫院打了幾天吊針，一直不見好。

他的父親沒有好好陪他，他忙着要去服刑。他在四月因爲醉駕，被法院判了三個月拘役，正趕上疫情，對他的懲罰延遲到八月開始執行。孩子恰恰在這個時候發了燒。

“本來以爲等我出獄，他就治好了。”計盟說。

02

計盟是大多數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的普通學生，是大多數城市生活裡的背景板和路人甲，是農村裡那個外出打工多年、兜兜轉轉也沒攢下錢的別人。

他初中畢業一年後找了一家技校去學電器，一個學期都沒讀完，就退了學；19歲那年，他去廣東投奔同鄉，待了2年又去了浙江，在各個工廠的流水線上混飯吃，天天對着家電、耳機之類的零件。

流水線上的生活單調無聊。從早上8點到晚上10點，除了吃飯，他一直做着重複的動作，一週休息一天。工廠外面大都市的燈紅酒綠和他是沒關係的，他也沒時間認識同事之外的朋友。娛樂方式也很單調，就是整天和同鄉去大排檔，喝酒、打牌、唱歌、打檯球。

即使大多工廠包吃住，計盟還是存不到錢。等到2013年春節回家後，他就再沒出去。

他把搬磚的地方，從廣東、浙江搬到了柳州，在工地上出賣體力維持生計。他拉過電纜，搭過腳手架，也給裝修公司送過貨，搬運建築材料，一箱地磚100斤，沒電梯的時候就全靠人力。兩個人搬一箱，每上一層樓就多掙一塊錢。

他也看不到什麼希望，無論是在流水線還是工地，都沒有什麼升職空間，也不值得奮鬥。這時，他已經23歲了，似乎到了一個該要談婚論嫁的年齡。絕大多數人的生活就是這樣，在“適當的年齡”做應該做的事。

他通過搜索“附近的人”，認識了現在的妻子尹玉。他戀愛了，工作愈發不上心。他頻繁辭職，大把大把的時間花在聚會、喝酒上，酒量練到了一次兩斤白酒。他不喝甚至就會失眠。

戀愛3年後，他結了婚，第二年就做了父親。兒子的出生給了計盟很大的希望，他決心以後要好好工作。

偏偏這個時候，他又遭逢變故。兒子出生半個月，他的父親在家門口的路上摔倒，檢查發現是腦出血，醫藥費花了11萬。

這個家還沒來得及喘息，半年多後，計盟在一個晚上突然中了風。他在去廁所時，左側身體突然失去知覺，一下子跌倒在地，躺了二十多分鐘，才慢慢恢復。凌晨四點多起牀時，他又一次摔倒在臥室。他拿拖鞋敲房門，四十多分鐘沒有人迴應，他挪到牀頭，拿起手機給姐姐打電話，“我摔倒了，起不來了”，這時他的嘴巴已經向左歪斜。

他被診斷爲急性期腦梗死，在醫院住了19天，期間一度陷入昏迷，被送進重症監護室。之後的一個多月裡，他下牀都困難，動彈不得的時候，他開始覺得害怕，不斷地想怎麼樣才能好起來，以後該怎麼辦。

醫生給了兩個選擇：手術，在血管裡放支架，效果更好，但花費和風險也更大；保守治療，長期服藥。

計盟選擇了後者。

03

即使已經過去了3年，他的手臂仍然不像從前那樣靈活。他盛飯多用右手，左手即使端着空碗都會有些顫抖，甚至會拿不穩摔在地上。工作時也不順手，使不上勁，重物搬不動，即使是輕鬆的活兒，效率也很低。

他考慮過回老家中養牛、養豬，“在工廠裡最勤快的一年也就能賺五六萬，在家做養殖也能賺到這麼多，還輕鬆不少”。問題在於，他沒有養牛的成本。

同村的年輕人大多外出打工，只有兩三個留在家養羊、務農。這個村莊被山地環繞，可作耕地的平緩土地並不多。計盟全家有1.5畝田，用來種玉米、稻穀、桑葉。今年他們的收成不好，蠶絲價低，一年的收入還不到1萬。

沒工作、沒錢、也買不起房，他甚至連在工地上出賣體力的資格都沒有了。他越來越自暴自棄了，不願意出門工作，閒在家裡的時間越來越多。

他又開始借酒消愁。出院時，醫生曾叮囑過要少喝，他給自己找了個好理由，說喝酒能通經活絡，讓自己更舒服。

把他送進看守所的還是酒。去年9月，他終於在一家汽車加工廠上班，這是他無數工作中的一個，也是他最近一年多以來的新工作。

入職不到一個月，車間的領導請所有員工吃飯，算是過中秋，“我本來是不想在那裡吃，打算直接回家的，但是領導說做了狗肉，又做了羊肉，非讓我留下來”。

這一場酒喝到了夜裡11點多，五十多度的白酒他不記得自己喝了多少，覺得還算清醒。同事勸他不要回去了，他覺得自己還行，堅持要騎摩托車走。

從工廠到家，騎摩托車要半個小時，他走到永前路的一個路口時，兩個交警攔住了他。一個站在車前拔出了車鑰匙，另一個堵在車尾。酒精檢測儀顯示，他的酒精含量達到了245mg/100ml，遠超醉駕標準（80mg/100ml）。

今年4月，他被送上法庭。法官以危險駕駛罪判他3個月拘役。在判決之前，他對實施快十年的醉駕入刑毫無所知，以爲“罰點錢就沒事了”。

他隨後就丟了工作。這時，他的兒子亮亮有兩歲多了，開始能跑能跳了。他已經不記得兒子出生時，他在產房外面的狂喜和決心。那時，他還決定要做一個好父親。

疫情遲遲沒有結束，他服刑的日子一拖再拖，直到今年8月，他才收到去看守所報到的通知。妻兒把他送到村口的巴士站臺，他伸手想抱抱兒子，亮亮說“不要”。

一進看守所，他那副600度的金屬框眼鏡就被沒收，“模模糊糊像個盲人一樣過了3個月”。

04

他的兒子在這個時候被確診爲雙肺小圓細胞惡性腫瘤，已經進入了肺癌晚期。按照當下的醫術，孩子的時日無多。

孩子的母親尹玉整日愁眉不展，孩子不爭氣的父親還在看守所服刑。尹玉覺得，得讓孩子再見一面父親。她擔心兒子的病情熬不到11月25日計盟出獄。她向看守所提出了請求。

11月8日早上，計盟突然收到獄警的通知，讓他準備家屬會面，“獄警說小孩病了，我問嚴不嚴重，獄警也不告訴我，讓我見面了自己看，我一下子變得特別不安”。

家裡還來了不少親戚，大家只說亮亮的肺部“有些毛病”。一開始，亮亮沒有認出全身穿着防護服的父親，搖着頭不肯讓他抱，計盟的姐夫舉起亮亮，送到他的懷裡。

計盟抱着兒子坐下，把護目鏡推到頭頂，問他，“是不是想爸爸？”亮亮點了點頭。

他又問，“舒不舒服，頭昏不昏”，亮亮還是不說話，只用點頭和搖頭回應。

見兒子看起來沒什麼精神，計盟叮囑說，“好好吃藥，乖乖聽話”。

這時，他還沒有意識到，導致他入獄的這場酒的代價到底有多高。他剛滿三十歲，有過無數推杯換盞、流連酒肆的時光，也有過數不清的醉酒的場面，但從沒有一場酒的代價如此之高——即使他曾因此中風。

兒子熬到了11月25日。那天早上，氣溫不高，還飄着細雨，亮亮一家人都去迎接出獄的爸爸。小傢伙沒有馬上要見到爸爸的興奮，他昏昏沉沉地倚靠在媽媽懷裡，頭上貼着退燒貼，一直念着“回家”。

計盟出獄時，穿着一套紫色格紋的厚棉睡衣、一雙涼拖鞋，右手帶動着身體前後擺動，左小臂平舉，握拳向內勾。這是3年前中風留下的後遺症，他的身體左側雖未癱瘓，也已不像正常人那樣靈活。

因爲高度近視，計盟走近了也沒看見車上的妻兒，還以爲他們沒來。換上新衣後，他回到車旁，想抱抱兒子。他的手一架在兒子的腋下，兒子就開始喊“不要”。他剛入獄時，亮亮還會常鬧着找爸爸，11月初在看守所會面之後，就鬧得少了，現在大約是因爲沒什麼精神，亮亮對誰都不搭理。

出獄後去理髮的時候，計盟得知孩子得了肺癌，晚期。

出獄後的三天，是他完完整整陪兒子一起度過的最後時光。他哪裡也沒去，整天坐在兒子身邊。他似乎還沒有學會做一個父親，給兒子喂藥也不會。

直到三天後的夜裡，孩子在一陣急促喘氣之後，離開了父親。

計盟又想起了2017年的那個新年，當時他焦躁不安地在產房外等候，醫生來恭喜他，說他老婆生了，是個兒子。他激動地給所有親近的人報喜，通訊錄幾乎打了個遍。那時他覺得未來充滿希望，心想，一定要做個好父親，努力賺錢，供孩子上高中、大學，好好看着他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