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公共領域如何看待二戰

正義之戰：中日戰爭激發中國新民族主義（天下文化）

白俄羅斯作家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在她的著作《戰爭沒有女人的臉》（The Unwomanly Face of War）一書中，記下了一羣蘇聯婦女親身分享她們在二戰期間經歷的故事。

這些年輕婦女被迫上前線的悲慘故事，與幾十年來受蘇聯影響的那一套光榮之戰敘事大相逕庭，在過去的敘事裡，人們團結一致對抗納粹侵略者，這個新的敘事卻不是如此。她採訪的婦女都怨嘆道，在投身戰場三十年或更久之後，她們的故事卻從大多數官方戰爭的描述中被抹去，被歸在一個修飾過、充滿陽剛之氣的抵抗納粹主義的故事之下。雖然這些婦女的故事是在政治環境下建構出來的，也因爲政治環境的關係成了遙遠記憶，但依然說出了蘇聯戰時歷史官方版本之外，另一套引人注目的故事。

在文化大革命後，以及一九八九年之後，中國也同樣以這種矛盾的態度去建構中國人的身分認同，在官方體系支持的各個地方，以及界線更模糊的公共場所中，講述過去被禁止的新故事。中國的政府和廣大人民，在這種重新述說的過程中彼此影響，但雙方通常都不會承認。

一九八九年以前，政府就開始重新講述抗戰年代的故事，修建了一些大型博物館來紀念抗戰時期的重要事件。在天安門廣場衝突之後，政治言論相對自由的時期結束了，人們不再能夠討論民主和政治自由的議題，這並沒有讓人民更相信國家告訴他們的國族身分，人們還是不懂何謂中國人。在那之後，人們不再尋求新的政治理想，而是轉去理解中國人的意義。隨着經濟不斷成長，生活愈來愈舒適，社會卻開始變得愈來愈不安，人們發現，除了追求個人小確幸，沒有任何更大的意義。當時無論是政府，還是廣大人民，都不再把毛澤東時代跟積極奮發畫上等號。整個國家正在推動一波新愛國主義運動，對戰爭的社會記憶正好有助於建立自我認同。

到了一九九○年代，中國在二戰中經驗的記憶成了新的政治意識中至關重要的一部分。這段期間，中國和全球其他地方都遭遇巨大的政治變革。一九八○年代末，冷戰出乎意料地戛然而止，而一九八九年天安門的危機與殺戮，也讓中共政權一度陷入生死交關。

然而到了一九九○年代中期，才短短几年，中國經濟就再次快速起飛，至二○○八年已然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在這段引人注目又動盪的時期，中國一直不斷有人在談論二戰。當冷戰結構瓦解，全球局勢發生天翻地覆的改變，中國許多機構和人民還在建構更多抗戰時期的歷史敘事，而且持續了三十多年，直到今日仍未停止。

我們在前一章已經看到了學術界的轉向--而且通常這類轉向很具爭議性--大幅改變了一九八九年前後，學術圈理解抗戰歷史的方式。我們這一章把重點放在抗戰的集體記憶，以及它在中國政府和公共領域中的意義，並且探討它如何受到學術論述影響，但又如何在一九八○年代中期到千禧年之交，發展出一些新方向（某些我提到的事甚至近幾年還一直存在）。當然這不表示那段期間出現一套抗戰敘事的共識，即使是「極權主義」的政權，也無法靠國家力量管控話語的複雜性。然而，中國確實有一套屬於自己的集體記憶。

一九九○年代是中國抗戰敘事形成，至關重要的十年。這段時期，這個新興國家盛行愛國主義，同時，天安門事件之後的中國知識份子和公衆，對自己的身分認同也不知如何是好。這段時期是社羣媒體和網際網絡出現之前的時代，在那些年裡，社會記憶是透過法國史學家胡梭所謂的各種「載體」所創造出來的。

例如博物館一直是國家最常用來控制公衆對戰爭的記憶以及反映官方史觀變化的工具之一。一九九○年代的愛國主義運動，完全體現在像是北京的抗日戰爭紀念館這類地方，運動乘載的訊息也反映在知識份子回顧抗戰記憶的方式上。受大衆歡迎的作家吸收了充滿愛國主義思維且由國家定義的抗戰意義，然後以之反思他們自己的個人經歷或是當代中國社會不斷變化的本質。

新的社會記憶從來不是憑空創造出來的，而是由政治人物、文化人士以及受中共控制的媒體所共同創造，主要目的是打造出一套跟中國內部身分認同相關的道德論述，並且與中國在國際上的角色綁在一起。這使得抗戰歷史在公領域（博物館、流行書籍、電影、電玩遊戲）的描述，與第二章提到的學術著作的論述走向完全不同。例如作家方駿的著作，以及張藝謀所執導的電影《金陵十三釵》這類作品，表面上是在講中國面對日本的野蠻行徑時所展現的美德，但這些論述也大都反映了「中國人」的本質。例如樊建川的著作及他創建的博物館，或是媒體人崔永元主持的電視節目，真正的重點都是批判某些中國人所謂的道德弱點，像是屈從於當代消費主義的誘惑，或是歷史定位模糊的戰時通敵，而日本人只是被拿來借題發揮的素材。公領域大多數關於抗戰的討論，其實根本和日本無關，也不是在談一九三七年或一九四五年的身分認同，而是跟中國本身以及中國如何看待今日的身分認同有關。

中國現在很常在公領域談論二戰記憶，也承認這段記憶對當今中國很有意義。當代的中國政治當然不只是由這類戰爭記憶與遺緒所塑造出來的。自一九八○年代以來，中國出現了許多民族主義的元素，例如中國傳統思想的重新挪用，以及習近平時代中國共產黨自我改造時大力推行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但無論如何，抗戰的故事依然是一個重要元素。中國與二戰之間的關係，在中國多層面的文化及政治環境中自成一格。它的獨特之處在於它幫助中國形成更多的民族主義敘事，也跟其他主要交戰國的二戰記憶與遺緒形成鮮明對比。（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