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理論還能解釋現實世界嗎？
觀察如今的學術話語，抽象、晦澀與枯燥，似乎成了理論的代名詞。空泛、不切實際和糾纏於概念，彷彿成了理論的原罪。
研究理論或以此爲志業的學者，似乎也有額外的責任與義務，需要一遍又一遍地向同行與大衆表露心跡，證明自己不是沒有靈魂抑或沉迷概念天國的專家。這種情況在社會科學中尤甚。學科發展的專門化趨勢，錦標賽般的發表考覈體系以及將科學和知識理解爲不同視角和不同語境中一系列異質性話語的看法，都使得追求“整體”與“綜合”的理論研究日趨邊緣。的確，有了各種各樣的社會統計、訪談新聞、抽樣調查、民意統計以及各式各樣可以直抒胸臆的社交平臺與自媒體，我們瞭解這個社會一定要藉助概念彼此互嵌而成的一種整體分析與解釋嗎？
《美麗心靈》（A Beautiful Mind，2001）劇照。
這不僅是我們普通人的困惑，也是專業學者試圖應答的挑戰。
在德國當代著名社會理論家安德雷亞斯·萊克維茨（Andreas Reckwitz）和哈特穆特·羅薩（Hartmut Rosa）看來，這個問題直指社會理論在當代社會的價值與正當性，實在有必要聯手作出迴應。於是，他們合著了《晚期現代社會的危機：社會理論能做什麼？》（Spätmoderne in der Krise: Was leistet die Gesellschaftstheorie?, Suhrkamp, 2021；中譯本爲鄭作彧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一書，希望以自身理論爲例，闡明社會理論的生髮機理並澄清有關社會理論乃至理論本身的諸多誤解。這自然是一個明智的做法：在漠視理論甚至反理論之風盛行的氛圍中，空泛捍衛理論的價值遠不如在近切的事物中展現理論的解釋力能夠獲得更多共鳴。但也不免讓人擔憂：兩位作者會如其所願嗎？
撰文｜趙英男
《晚期現代社會的危機》，[德]安德雷亞斯·萊克維茨、[德]哈特穆特·羅薩著，鄭作彧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1月。
兩種理論活動
依據萊克維茨的解讀，“理論”一詞的希臘語“theoria”指的是人們作爲中立的觀察者對現實進行保持距離的“檢視”；“但實際上理論也完全是一件實踐性與詮釋性的事情，某種程度上是對世界進行一般化的理解的文化技藝”。這意味着理論其實是一種有關人們反思和創造概念、收集和整理經驗素材、撰寫讀書筆記和建立數據庫以及在此基礎上展開討論以及文本書寫的一整套實踐活動。
萊克維茨進一步將此活動區分爲兩種類型。一種是理論主義式研究，另一種則是實驗式研究。前者側重於針對理論內部的薄弱環節發動“攻擊”，以挑戰者或辯護者的姿態來推動理論的發展。後者則將理論用作一種理解社會的工具，從中尋求靈感，找尋可以啓發自身研究的觀點與視角。
這兩種理論活動的區分，與其說是研究路徑之間的差異，倒不如說是研究者本人性情傾向的不同。理論主義式的研究將找尋某一種理論的弱點甚至全盤否定掉一種理論，視爲研究者具有學術能力的表現。這種“消滅性”姿態，被萊克維茨比擬爲一個拿着知識工具對其他所有人展開攻擊或防禦的鬥士形象。它自然有利於概念的澄清以及理論內在張力的突顯，但這場名爲探討真理的論辯，在現實中往往淪爲依據學術之外的要素來確定誰得到接受、誰必須出局。因此，萊克維茨指出，這種理論研究所導致的結果，就是我們“用一些可能還不錯的論點反駁或徹底消解掉了每個理論”並因此獲得了一些空虛的勝利。除此之外，我們並無法瞭解到更多有關這個世界的事情。
實驗式的研究則與此完全相反。在這種進路下開展的理論工作不是爲了捍衛或辯護什麼，而是儘可能多地接受甚至享受各式“理論所提供的各種思維可能性”。研究者不會將新的觀點視爲一種潛在威脅，不會將之視爲對於已有學說的否定，而是將之理解爲一種提議，亦即一種以“各種有趣方式增添的新的視角”。這意味着人們不再將理論視爲一種封閉的概念系統，也不會認爲它是普世皆然的整體，而是期待它作爲一種工具能夠幫助我們從經驗分析中引導出新的知識。因此，理論活動也不是從固有預設出發的邏輯演繹，而是尋求以不同脈絡中概念描述研究對象，並探究這些概念彼此之間的關聯。
《幻想的終結：晚現代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德]安德雷亞斯·萊克維茨著， 鞏婕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年1月。
萊克維茨顯然更加青睞實驗式理論研究，因爲它有助於我們通過與研究對象的對話而對自己的概念和理論進行試用與優化。他希望通過自己有關晚期現代社會的研究來展現這一進路的解釋力。這裡的“晚期現代”指的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全球化、後工業化、數字化和自由主義推動下所形成的世界。它仍屬“現代”，卻與源自資產階級與工業革命的古典現代具有重大差別。萊克維茨自己的理論就圍繞現代社會特別是晚期現代社會的基本運作機制展開。
晚期現代社會的機制與危機
在他看來，現代社會“本質上是一種由衝突和矛盾所造就的事件”。它包含着三個核心運作機制。
其一，現代社會是社會偶然性的開啓與封閉之間的無限辯證過程。這意味着現代社會世界的生活形式與制度不再被認爲是永恆不變的，而是被視爲可以具有另外一種可能。人們假設社會總是需要改善，並在此引導下形塑新的社會結構與制度，而新的社會結構與制度會被更新的結構與制度取代，由此使得整個社會處於無限持續修正的過程之中。
其二，現代社會處於一般性邏輯與社會特殊性邏輯之間的張力之中。這意味着現代社會一方面試圖將自身的所有要素（客體、主體、時空單位、集體）塑造爲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事物，並將之納入形式理性化的普遍規則之中；但另一方面則又推動各個事物擺脫這種普遍規則，彰顯自身具有的特殊性。
其三，現代社會在前兩種機制的塑造下，成爲一個極端求新求變但又充滿“失去”感的社會。這意味着在現代社會中，新穎的事物被認爲是更好的、進步的，而舊有的事物則要遭到淘汰和替換。因此，與求新求變過程相伴的，是社會中一些狀態或現象不正常地消失，並且我們越是求新，我們的“失去”感似乎也就越大。
《猜火車》（Trainspotting，1996）劇照。
在晚期現代社會，上述三種運作機制都呈現出頗具時代感的特徵。萊克維茨指出，20世紀70年代以來傳統工業社會的許多看似顛撲不破的邊界與規則都被打破，而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主張自由與自主的制度，在近年來又遭遇到政治上的民粹主義以及生態方面的氣候變遷的挑戰。這無疑印證了社會偶然性開啓與封閉之間的辯證法。同時，人們對於市場中商品的認知是以其特異性爲前提的，但是這種認知得以可能的條件卻是工業與數字化的發展所帶來的標準化生產以及均一的算法。此外，全球化的擴展使得許多社會羣體喪失了自己先前在工業社會中的社會地位。經濟愈加發展，這種失去感便愈加強烈。保守主義思潮的力量因此不斷得到累積提升。
《晚期現代社會的危機：社會理論能做什麼？》（Spätmoderne in der Krise: Was leistet die Gesellschaftstheorie?）德文原版書封。
萊克維茨認爲這三種機制的運作使得晚期現代社會陷入如下三重危機。
首先是承認危機。晚期現代社會對於特異性的高度強調造成了“贏者通吃、輸者全無”的局面，使得社會的兩極分化嚴重，衝擊了社會結構的整體穩定。其次是自我實現危機。晚期現代社會強調個體的幸福發展，甚至將個體的“幸福感”視爲生活美滿與否的唯一判斷標準。但現實卻是個體會越來越多地感受到失望與挫敗。自我期待與外部世界之間的差異造成了大量的心理病徵。最後是政治危機，晚期現代社會中公衆彼此分化嚴重，人們很難被組織起來關注超越個人所屬特殊團體的問題，這使得特定國家社會乃至整個世界的基礎性結構面臨更嚴峻的挑戰。因此，這三重危機構成了一種考驗，“考驗晚期現代能否續存下去”。
以批判分析爲己任
萊克維茨將自己有關晚期現代社會的討論總結爲一種“批判分析方法”。它是社會理論中兩種重要立場的“中間路線”。
一種是規範立場，這指的是從某種特定應然性要求出發對社會展開的外部批判；其優勢是可以比較輕鬆地在社會世界中找到符合或不符合標準的現象，但不足之處則在於該立場所預設的應然性要求未必契合特定社會中的成員對於自己的自我理解。
另一種是以批判爲對象的社會學，這指的是對社會變遷動力以及批判運動本身的推動作用所展開的分析；它的優勢是關注特定社會中成員的自我理解，但不足之處則在於完全採納了社會成員的視角，無法批判性地看待行動者在行動時所沒有認識到的結構性因素。
《低俗小說》（Pulp Fiction，1994）劇照。
萊克維茨認爲自己倡導的批判分析方法克服了上述兩種立場的不足。這種方法是一種“內在批判”。這意味着研究者一方面不會採取超然的觀點來對社會實踐、過程或結構進行對錯評價，不會從某種預設的應然性立場出發看待自己所研究的社會；另一方面研究者雖然關注行動者對於自身行動的理解，但卻並不侷限於該視角，而是同樣會從觀察者的角度來客觀分析社會語境，探討社會行動的結構性前提與後果。因此，批判分析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揭示出現代社會的各種制度與生活形式在表面的理性、有序以及無可避免或理所當然中，所蘊含着的非理性、失序、矛盾以及偶然性。
按照萊克維茨的總結，批判分析會“讓人們看到人們長期以來都視而不見的東西，讓表面上理所當然的事變得很不理所當然”。此時，作爲一種純粹研究方法的批判分析，就具有了一定規範性意涵：批判性分析會動搖看似堅固的社會制度與生活形式，會指出替代現有制度安排的其他方案。因此，只有當我們持有特定應然立場時，才能決定何時展開批判分析，進而提出對於現有制度安排的替代方案。
可是，這種應然立場來自何處？萊克維茨似乎將這個問題交給其他學科或理論加以解決，他認爲這可能是一個“政治、制度、倫理、生活實踐以及治療學方面進行討論的問題”，而非作爲研究方法的批判分析本身所能回答的。在這個意義上，萊克維茨提出批判分析本身也應當接受批判，也即批判分析本身所立足的視角或應然立場本身也要得到批判性考察。如此才能保證批判分析的合理性。
從這個角度來說，萊克維茨所倡導的批判分析其實是一種視研究對象情況而定的研究策略。它針對的是研究對象此時此地的情況，分析其所處的社會結構前提與行動後果，探討其可能具有的替代方案或偶然性。這種分析所得出的結論只是對特定對象或特定時段內的對象有意義，而非普世皆然、永恆不變的。對此，羅薩持有類似的看法，但卻提出了與萊克維茨不同的有關社會理論的理解。
理論是有關社會的最佳說明
紀錄片《現代》（Modern Times，1995）畫面。
羅薩基本贊同萊克維茨有關理論的闡述。他同樣認爲理論不僅是一種思維活動，更是一種可以改變世界的實踐：人是一種“會進行自我詮釋的存有”，會在社會生活中持續不斷地針對自身的境況展開思考；這種思考塑造了人對於自身與社會關係的理解，進而改變了社會現實本身。在這個意義上，羅薩當然也會同意萊克維茨將理論定位爲工具的觀點。不過在羅薩這裡，理論與其說是某種可爲人類把握而用來理解甚或改變世界的事物，倒不如說是人類的一種存在方式：我們的生活離不開我們對於社會和自我境況的詮釋與理解。
當然，不是我們有關社會和自我境況的任何理解都稱得上是一種理論。羅薩指出，社會理論要爲我們提供“最佳說明”，也即“在某歷史時刻對社會狀況的儘可能好的詮釋”。這裡的“儘可能好”，指的是一種理論對於行動者而言，在其面對文化問題與自身的經驗、恐懼與希望等問題時具有說服力；這種說服力可能來自於我們的直覺，也可能突破了直覺，但無論怎樣都事關我們對於自我以及社會的理解。以此爲宗旨，羅薩建構了自己的社會理論。它包含兩個視角與三個層次。
以理解和解釋爲核心，羅薩認爲社會理論應當結合第一人稱視角和第三人稱視角。第一人稱視角指的是從行動者自身出發、從其所從事的實踐活動內部出發理解該實踐所具有的意義與動機緣由，因此這也被稱爲內部視角；第三人稱視角指的是從觀察者立場出發，從外部觀察所研究的對象的行動，對其結構與過程展開分析，因此這也被稱爲外部視角。
《新異化的誕生：社會加速批判理論大綱》，[德]哈特穆特‧羅薩著，鄭作彧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1月。
羅薩認爲，在一種旨在提供最佳說明的社會理論中，這兩種視角並行不悖、不可偏廢；但在具體研究中，同樣不能混同兩種視角。研究者需要區分不同視角的分析，明確自己的研究是有關行動所涉及的動機、慾望、野心、恐懼、預想、希望等要素的分析，還是有關制度結構的討論；唯有如此，才能對兩種視角各自的意義與相互作用和相互交疊展開分析。
在兩種視角之外，羅薩認爲有解釋力的社會理論還應當包含三個層次的理論活動。其一是分析。這指的是系統性地從結構角度與文化角度指認與界定一個社會形態的構成特質與發展趨勢，亦即對於社會狀況加以描述。其二是診斷。這意味着在指認和界定社會的同時指出其錯誤發展、紊亂抑或病態，通過批判的尺度指認出當中值得批判之處。其三是治療。這指的是我們如果從分析和診斷當中發現了一個可以超越所觀察到的錯誤關係或錯誤發展的可能性或出發點，就可以由此出發提出改進的建議抑或可行的行動。羅薩由此構建了自己有關現代社會的整體分析。
現代社會的六個基石
《六場危事》（Crisis in Six Scenes，2016）劇照。
羅薩認爲社會理論不是對於單個社會現象及其彼此關聯的討論，而是一種涉及社會形態的理論。這裡的“社會形態”指的是“一種基於道德地圖而來的文化視域與某種結構的、社會的制度系統或制度安排之間的形態關聯”。在此關聯中，文化視域界定了什麼是值得追求的，以及什麼是需要避免的；而制度系統則確保了自身以及制度安排的再生產。文化視域和制度系統共同造就了特殊的主體形式，以及特殊的世界關係。羅薩強調，社會理論有關社會形態或世界關係的分析不僅要關注文化視域和制度系統這兩個方面，還要注意不能將這種關係簡單理解爲人與其環境或世界的關係，“因爲人與世界不是首先被先驗地給定了，然後兩者才產生關係，而是因爲處於關係中了，所以兩者纔會出現”。
在這個意義上，不同要素之間的“關係”、互動抑或內在作用，事關整個社會生活的本源。羅薩有關現代社會機制的討論，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社會本體論層面的分析。
羅薩認爲，整個社會可以被拆解爲環環相扣的六個要素，他將之稱爲現代社會文化與結構的六大基石。
《摩登時代》（Modern Times，1936）劇照。
其一是動態穩定。這說的是現代社會只有依賴持續的增長和加速才能得以維繫。這裡的重點不在於增長和加速是否能夠改善我們的生活，而在於增長和加速本身。比如，在經濟方面我們的商品和服務要以更快速度生產出來，抑或在科學研究方面我們的研究者要在單位時間內產出更多更好的論文。這些增長和加速都不是出自我們的消費慾望抑或創新的樂趣，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會結構的逼迫：出於維持就業、薪資、醫療和養老金水平的考慮，我們不得不加入這種持續增長的遊戲。這使得人員、技術和組織在越來越短的時間內得到更替，作爲一個階段的“當下”受到越來越多的壓縮，社會時間由此全面加速。
其二是擴大對世界的作用範圍，它提供了人們接受並按照“增長律令”行事的動機。在一個強調動態穩定並且依賴不斷增長和加速才得以維繫的社會中，人們會感受到兩種力量的牽引推動。
一種力量是不被淘汰的緊迫感，人們會越來越要求自己“跟得上”社會發展速率，並在此要求下將各個社會領域數字化爲一系列可以比較、校準、操縱以及優化的參數。當我們自己的“參數”符合社會標準時，我們就會感到自己得到這個社會的容納並進而有了暫時的安全感；否則，我們就需要對自己“下手”，要求自己變得更快更好更強，以符合社會會所設定的“標準參數”。
另一種力量是這種“增長律令”許諾給我們的有關美好生活的圖景。羅薩在此舉出的一個例子非常有說服力。他認爲年輕人寧願選擇快節奏、高成本以及高污染的大城市工作生活，也不願意選擇慢節奏、低成本和生態友好的鄉村定居的根源，在於大城市有更多的機會和可能性，會賦予人們更強的掌控世界的感受。
其三是升級與去同步化相伴相生。社會中的各個羣體與領域並不是以同樣的動能或速率得到增長和加速的。“這使得加速的系統和/或行動者會處於不同的時態區間，以不同的速度相遇”，這些彼此照面的系統或行動者中較慢的一羣人由此會承受系統性壓力。一個很具象的例子就是經濟的不斷增長與加速，會對社會動員能力、資源利用效率以及社會羣體組織提出水漲船高的要求，這自然會扭曲自然生態空間、人類心理乃至經濟本身的正常發展。羅薩認爲這種加速帶來的負面影響非常難以扭轉，因爲這會要求增長或加速過快的領域“違逆自身運作模式般的減速下來，以此作爲代價”，才能實現社會各領域和羣體的同步化。但既然增長和加速本身是社會結構所決定的，減速便不太可能實現。
其四是世界的異化與靜默。現代社會所倡導的動態穩定機制許諾了人們能夠獲得並掌控世界。但是在世界不斷增長與加速的過程中，這種許諾及其所承諾的幸福並不會兌現。人們會發現自己所面對的這個世界在外在方面和內在方面都不受自己的控制。外在方面的不受控制，體現在人們會發現儘管自己總想着在科技和社會方面實現對世界的掌控，但卻總是事與願違。
一個頗有說服力的事例就是高考後院校與專業的選擇。每年高考後，剛成年的學生就要面對決定自己人生的發展道路選擇，上千上萬所高等院校以及每所高校中琳琅滿目的專業，看似爲每個人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以及更多的選擇權，但卻往往又讓人感到完全沒有能力從中作出選擇——除非親身經歷，不然誰也不知道一個院校究竟如何，一個專業未來發展或就業會怎樣。
《錄取通知》（Accepted，2006）劇照。
內在方面的不受控制，體現在我們面對這樣一個難以掌控的世界時，心理上會產生頗爲嚴重的倦怠感。這個世界中存在的冰冷、麻木、沉默和空虛位移到主體的內心世界，我們會感受到心力的枯竭。我們由此不再渴望和追求掌控世界，我們對世界喪失了興趣。在這個意義上，羅薩認爲在現代社會形態中，我們所面對的世界不僅是一個讓我們想要掌控但難以掌控的異己的世界，還是一個“變得既沉默，也不聆聽”的世界，我們難以在這樣一個世界中找到共鳴。個人與世界，並非相互吸納而是彼此放逐。至此，羅薩完成了自己對於現代社會的分析和診斷。接下來他希望依據上述四份“病例”，爲現代社會開出治療的藥方。這構成了他有關現代社會分析的最後兩塊基石。
第一個藥方也即第五塊基石是將動態穩定替換爲適應性穩定。這意味着我們社會的發展不能爲了增長而增長，而是追求具有良好理由的增長。這裡的“良好理由”指的是經濟環境條件的改變，社會結構面臨威脅以及資源出現稀缺等，它其實充當着社會增長與加速的“制動裝置”的作用，給過於激烈的生存競爭按下暫停鍵，使之得以緩和下來。
這在羅薩看來意味着至少兩方面的改變。一方面是我們的社會發展不能再依賴於“錦標賽體制”般的增長比賽，不能再依靠制度設計所形成的“增長律令”而使得人人都有會被社會淘汰的危機感，進而處於永久的不確定性狀態。相反，我們應當確保社會系統不會對人造成此種擠壓，確保人們具有無條件的基本收入。另一方面是我們需要在觀念上將生活質量與增長完全脫鉤，認識到生活的幸福與否和增長律令下可以比較和優化的參數之間沒有必然聯繫。羅薩認爲這種觀念的再發現，會成爲我們突破現有社會制度安排的一個契機，使之能夠實現適應性穩定，進而讓不同社會羣體與領域的增長和加速速度保持同步。
這樣一來，羅薩開出的第二張藥方以及現代社會最後一塊基石便呼之欲出：尋求共鳴。這是異化的反面，指的是主體與世界的雙向奔赴和彼此共聯。羅薩認爲它包含四個層次，分別是社會層面亦即自我與他人之間的相互迴應，物質層面亦即主體與其所生產加工的對象的相互迴應，存在層面亦即主體面對整個世界或終極實在時的相互迴應，以及自我層面亦即我們與自身的身體、情緒和人生等一切“他者”的相互迴應。這種不同層次的共鳴的構建和持存，使得我們在面對他人時願意說出某些事情，願意聆聽並能夠得到觸動，更願意以合作而非對抗、聆聽與迴應而非倦怠與沉默的方式看待自我與世界。
事與願違？
萊克維茨和羅薩這兩位作者通過總結自己的方法論以及展示自己有關現代社會的分析，是否向我們證明了理論的作用？
如果我們期待的是他們展開激烈的交鋒與論辯，並試圖闡明社會理論應該向何處去的路徑，那我們恐怕會如譯者導讀中所介紹的德國讀者那樣感到失望。這本書其實更像是兩位作者各自完成的一份命題作文，除了擁有共同的主題——分析現代社會並展現社會理論的生成機制——兩位學者並沒有關於各自立場與核心概念的對話，甚至具體分析論證的交集重疊也很少。這使得兩位當代優秀社會理論家的“聯袂獻技”不僅沒有起到振奮關心理論研究的讀者的作用，反而讓縈繞在人們心頭的有關理論的疑雲更爲濃厚。
這主要體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涉及馬克斯·韋伯有關社會科學研究中價值判斷的經典論斷，即雖然研究者會盡可能中立地看待自己的研究對象，但研究對象的選取本身已經關聯着研究者自身所在意的價值。簡言之，任何一種研究對象的選取及其所體現的研究路徑與方法，都滲透着研究者個人的世界觀和價值立場。
馬克斯·韋伯。
這是一個科學無法穿透的領域，因爲理性難以在不同的價值選擇中作出評判，我們所依靠的唯有基於意志的決斷：我們需要選擇信奉的價值，進而基於此價值關注我們應當關注的事物。作爲韋伯思想“後裔”的萊克維茨與羅薩自然熟稔這一點。他們都認同社會（學）理論不同於自然科學研究，無法基於中立立場對研究對象加以純粹思考，並且強調社會（學）理論研究作爲一種社會活動，本身就參與着對於其研究對象亦即社會的塑造與改變。
因此，萊克維茨和羅薩所追求的並不是排除自己社會理論本身所隱含的價值關聯，而是試圖通過理論活動——無論是批判分析還是分析、診斷與治療——闡明該價值關聯並嘗試由此探索治療社會弊病的藥方。這就使得他們的理論抑或任何一種主張提供系統性或總體性分析與解決方案的理論，難免陷入這樣一種困境：理論建構所源自的價值使得其所主張的普遍效力難以得到保證。
《午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2011）劇照。
萊克維茨和羅薩在一定程度上都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比如，萊克維茨指出，自己倡導的批判分析雖然能夠提供現有社會制度安排的另一種可能性，但是何時開啓這種批判分析，如何評判現有制度安排與不同可能性之間的優劣，則是批判分析本身難以迴應的難題。如前所述，可能的解決之道似乎是需要對批判分析本身展開批判分析，由此補足研究者及其研究自身的盲點。這種迴應在理論上自然是成立的，這讓我們想起盧曼著名的“二階觀察”。但在實踐中這個建議似乎是說，當我們不知道如何作出選擇時，不妨先作出選擇，然後通過下一次選擇來糾正甚或彌補這一次選擇。這在某種程度上或許是合理的，畢竟我們只有跳入水中才能學會游泳，但這無疑也表明理論也許真的無法具有前瞻性進而爲我們的活動提供指引。
羅薩的學說同樣具有這個問題，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更爲嚴重。在面對現代社會的增長與加速時，羅薩強調我們不應將注意力集中於增長本身，而是應當考慮每一種增長和加速背後是否具有良好的理由。這裡自然而然的一個問題在於，我們依據何種標準抑或哪一個社會羣體的“良好理由”能夠成爲我們緩和現代社會生存錦標賽的制動板？對此，羅薩似乎語焉不詳。
當然，本書只是其理論的簡要概述，我們不應過於苛求。但考慮到羅薩將整個社會視爲一個可以尋求共鳴的場域時，我們似乎有理由擔心他對於現代社會中增長與加速體制下不同羣體利益的趨同性過於樂觀；而現實可能是有人在此制度下持續獲利而不願改變，有人則一直受損卻難以改變。這就令羅薩尋求社會共鳴的主張顯得一廂情願，他所開出的時代藥方也變得優雅無力。
第二個方面涉及兩位作者頗具實用主義取向的理論風格背後若隱若現的寂靜主義（quietism）以及反理論傾向。比如，羅薩指出社會（學）理論所給出的從來不是永恆真理，而是詮釋。這種詮釋不是知識，而是一種從大量資料中得出的系統性理解。不同的理論就是對於材料的不同詮釋或理解，這些詮釋要通過各自的說服力或解釋力而贏得公衆的接受。這是一種頗具維特根斯坦色彩的對於理論的理解，我們彷彿看到羅薩似乎也認爲同樣一個圖案，我們調轉角度後觀察，鴨子就能成爲兔子。這意味着理論的“力量”其實並不在於理論本身，而在於其所棲身的生活形式。
在這個意義上，當羅薩倡導社會學的任務就是展開系統性的思考，進而以此提出有關現代社會的整體分析時，我們不禁會擔憂：如果“宏大理論”範式果真如羅薩所說越來越遭到這個社會的拋棄，我們爲何要接受他的倡導呢？缺乏相應的社會背景或生活形式，宏大理論即便存在又有何價值？
《獨異性社會》，[德]安德雷亞斯·萊克維茨著，鞏婕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5月。
相較於羅薩，這一特徵在萊克維茨的理論中更加明顯。如前所述，當他將理論視爲一種工具並倡導批判分析方法時，其實是在很大程度上懸置了何時需要理論這種工具以及理論這種工具能夠服務於何種目標進而產生何種結果等問題。這些問題被萊克維茨統統交付有關政治、制度和倫理等方面的討論，抑或有關批判分析的批判分析。這使我們感到萊克維茨提出的更像是一種操作方法或研究路徑而非理論；即便他的主張可以被稱之爲理論，這種理論似乎也對許多根本問題沉默不語，只有在與更具實質性的理論相配合的條件下才能夠發揮作用。
如果上述分析不至於對兩位學者的觀點有太深誤解，一個令人感到沮喪的結論就是，儘管萊克維茨與羅薩振臂高呼理論的現實意義，並言無不盡地以自己理論構建爲例闡述系統性分析現代社會的可能，但結果卻是事與願違。
在他們複雜精緻的理論內容與獨闢蹊徑的方法論主張中，我們其實可以感受到他們的理論與他們的構想之間存在着隱秘的張力。這與其說是兩位當代優秀社會理論家的力有未逮，倒不如說是這個宏大理論失落年代中理論家們所深陷的普遍迷惘的一種表徵：當崇尚系統性理論的社會氛圍不再，“何爲理論”與“理論有何用處”就成爲每一位理論家亟須迴應的問題。可這個世界中總有一些問題是我們無法以語言解答而只能用心靈去感受的。
本文系獨家原創內容。作者：趙英男（同濟大學法學院）；編輯：李永博 西西；校對：王心。歡迎轉發至朋友圈。文末含《寫童書的人》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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