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讀懂廣州，城中村是個繞不開的命題
本文來自微信公衆號：了不起的廣州（ID：AmazingGuangzhou），作者、攝影：陳齊，原文標題：《破碎的村莊》，題圖來自：視覺中國（廣州“城中村博物館”）
2024年5月7日的下午，連續暴雨過後的廣州分外氤氳。
時隔9個月後，我再次來到瀝滘。
與去年相比，這裡幾乎看不出太大的變化：失去窗戶的空房子、堆到兩三層樓高的瓦礫堆。
不同的是，此前忙碌的挖機們此刻都靜靜圍坐在一起，一些沒有拆掉的門面悄悄又拉開了閘門。
瀝滘村的拆遷似乎已經停滯很久了，沒有了拆除房屋的巨大聲響，也看不到建築工人的身影。
網絡上，有關開發商停發村民臨遷費、部分地塊被收回的聲音不絕於耳。
一位三十歲的男人穿着圍兜在十字路口站着，我問他是租戶還是房東，他靦腆地說是在這裡做衣服的工人。
“你們怎麼還沒搬呢？”我問他，他回答說：“搬不走，又留不下來。”他把這句話反覆唸叨了幾遍，突然指着淌水的路面問我：“水管爆了，你知道怎麼叫人把水關掉嗎，（這些水）好可惜呀！”
“打電話給自來水公司吧！”我推脫說，其實我也不知道在這樣一個被拆得支離破碎的城中村，誰會來管這些公共服務的事。
我只是一個過客。我不知道這裡發生的每個故事，每段別離，每分焦慮。
就像那些嘩嘩的流水，我也會從這裡流走，最多帶着腳底的一些塵土。
而這個破碎的村莊，如同一個躺在手術檯上被開膛剖腹的病人，等待着被縫合，醫生卻不知去向。
2023年拆遷中的瀝滘村。
瀝滘是廣州一百三十多條城中村中的一個，而它們，都是廣州城市肌理的一部分。
城市的肌理被歲月改變，無數人的命運亦隨之改變。
祖居於此的村民、寓居於此的外鄉客，在變遷中結束鄰里關係，開啓迥異的人生。
他們有些人會短暫離開，回到此地時，小院變洋房；他們有些人會永遠離開，奔向另一個異鄉。
2023年8月，正在從瀝滘村搬走的人們。
在這個生活着數千萬人的城市裡，人們通常只會關注那些宏大、瑰麗的敘事，譬如一個新藝術館的開幕，一個地鐵新線路的開通，一場萬衆狂歡的馬拉松……主流媒體上，鮮少有聚光燈能照耀到城中村。
有十棟樓收租的鴨仔飯大叔、拎着一大包現金到處買屋的斤叔，這些網紅所代表的，既有真實的一面，也有被虛構的獵奇視角。
旁觀者通過手機上的短視頻來窺視城中村的那些光怪陸離，而網紅們的誇張表演，一定程度上迎合着他們的想象。
伴隨着廣州新一輪城市更新熱潮的開啓，城中村似乎在上演一場末路狂歡，在無數個不確定性中，努力彈跳出一個個高音符。
2023年12月，拆遷中的黃埔區橫沙村。
走過一個又一個正被拆掉或準備被拆掉的城中村，感覺像是在送別一個時代。作爲過去幾十年廣州城飛速擴張、野蠻生長的一頁，千萬人歷經其中，在生命中留下了揮之不去的烙印。
有人說，城中村是廣州對打工人最善意的包容。
據說本站CEO丁磊剛到廣州創業的時候，就住在石牌村。後來輾轉住過伍仙橋南方醫院附近，還去白雲山邊的橫枝崗住過，他形容其爲“質量比較高的城中村”。
城中村租住的大多數是社會底層，也不乏一些剛剛步入社會的大學畢業生，今天在街邊吃着炒飯的年輕人，或許過上數年就能買一套自己的房子，成爲這個城市的中產。
2016年，我到珠江新城一家公司工作。初來乍到，同事告訴我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公司的業務主力都是大學畢業生，但總助、司機都是本地城中村的村民，總助對本地相當熟稔，能幫老闆處理好各種事務，司機們則享受着按時上下班的閒暇。
對於村民來說，儘管學歷差距巨大，但作爲最早享受城市化紅利的羣體，他們的身家足以讓白領金領們羨慕不已。
在公司，他們是同事關係；下班後，他們可能是房東和租客的關係。
海珠區大塘村，夜幕下聊天的青年。
窗對着窗的握手樓，不見天日的窄巷，污水橫流的路面，缺位的公共空間……或許這些難以符合年輕人們對大城市的想象。但低廉的租金、街口平易近人的煲仔飯，足以讓他們將人生的一個階段在此停留，等待另一個鳳凰花開的季節。
一位在城中村居住多年的朋友向我感嘆：“城中村不是我的故鄉，但我的家人都在這裡謀生。這個異鄉養育了我，我的夢想卻是離開它。”
或許，每個城中村的租客，都夢想着有朝一日能像丁磊一樣，走出城中村，躍過龍門。
但儘管如此，在硬幣的另一面，廣州爲人稱道的“市民精神”，卻又離不開城中村這樣一個草根、市井又充滿包容的土壤。無數個外來的新市民，在這裡接受了關於廣州城市精神的第一課。
康樂村，正在小巷裡打羽毛球的孩童。
要讀懂廣州這座城市，城中村是一個繞不開的命題。
制度困境、行爲困境、關係困境與利益困境在城中村這個彈丸之地糅雜得難解難分。無論如何努力，想從這些紛繁複雜中描述出一個真實的城中村，都像是在盲人摸象。
在城中村，外來人口與本地人口的數量比例常常在十倍以上。多數派鬆散，而少數派關鍵。因此，治理城中村，一定程度上就是處理外來者和原住民的關係問題。
學者艾倫·斯瑪特與喬治C.S.林曾在研究中國城中村問題的一篇文章中認爲，隨着市民曾經擁有的一項項特權迅速消失或弱化，農民工與城市居民之間的差別在近些年已經變得相當微小，反而在那些富裕的農村地區，帶有排斥性的地方福利供給變得突出起來。
在社會學中，有學者關注到在工業發達的農村地區，社會福利只在那些當地出生的人口中分配、排斥外來遷移者的現象，並認爲“在同一個地方創造了非常不平等的地方社會空間”。
“你感覺本地村民與外地人是什麼關係？”當我把這個問題拋給一位生活在海珠康鷺的朋友時，他給了我一個意外的答案：“在我看來，如果兩個人根本連面都沒有見過，根本談不上有什麼關係。”
“只有兩種場合你能見到房東，一是收租那天，二是划龍舟那天。”曾經在網絡上，有人寫了這樣的段子。
在一些城中村，作爲房東的村民早就搬離了城中村，他們留下的物業委託二房東、中介甚至委託給了經濟聯社去出租，房東本人基本不與租客直接見面，他們處在一種天然隔絕而極度陌生的狀態之中。
雨中的海珠區康樂村，朵朵傘下是來自五湖四海的人。
在城中村，我們從來沒有面臨如此困難的新舊居民融合問題。但這比建築一個全新的商品房小區，讓天南海北的外來者構建新社區要難太多了。
對於客居於此的人們來說，他們的難題或許不是“融入”一箇舊社區，因爲那個社區本身就已經破碎甚至消亡了，真正的難題是：如何找到當前那個真實存在、有文化意涵的社區呢？
2023年12月，三元里村街景。
如今，從宗族、經濟聯社再到街道，隨着城中村治理體系的變遷，城中村正日漸告別“鄉村政治”。
但一個有意思的觀察是，往往原住民較多的城中村，會顯得更有人情味，村民的民俗文化也更凸顯。從吃一餐龍船飯、劃一場龍船賽，都能看出一個村落的精氣神。
反之，村民大多已搬離的城中村，在管理上更容易失序，甚至蛻變成一個雜亂無章的怪物。
有位朋友向我分享了一個案例：在某個滿是工廠的城中村，先是祠堂的偏房被出租出去做倉庫，最後連祠堂也被變成了廠房。“誰在乎呢，反正大家都不住在這裡了，畢竟物業搶手，一出租就是錢。”
至於民俗文化，在這樣的村裡也很難再看到，本地人不再是“居民”，外來者也覺得沒有需要，因爲“每一個跟賺錢無關的念頭都是多餘”。
在一個系統崩解之時，我們不能寄望自動產生一個新的、更好的系統。
在《鄉土中國》一書中，費孝通先生認爲中國鄉土社會的基層結構是一種所謂的“差序格局”，它是由無數私人關係構成的社會網絡，網絡的每一個結，都附着一種道德規範要素，所有行爲的價值標準，都無法超脫於差序的人倫而存在。
差序格局的打破，或許正是村落終結的開始。
城中村中千絲萬縷的各種“關係”，如同籠罩在其上的電線一樣錯綜複雜。
2004年末，我正在努力考駕照，駕校的師傅時常會帶我到人少車少的臨江大道練車。放眼望去，獵德村、冼村、潭村、石牌村彼時仍是一大片菜地。
在改革開放前，甚至在廣州亞運會之前，這些原本屬於城郊的村子大多依然保持着原始的農業形態。如今年長的村民，可能在年輕時都有過挑着扁擔進城賣菜的經歷。
如今菜地變成了CBD，菜農亦已身家千萬，他們還會懷念舊時光嗎？
對於外來者來說，城中村天然就是破碎的，它只是一個暫時落腳的異鄉，在一個又一個如同港口一樣的村子漂泊，靈魂和身體永遠難以停歇。
對於原住民來說，作爲故鄉的村落何嘗不是破碎的。
“人情味淡了。”這是很多村民的感慨。新居民的涌入，老村民的搬離，把原本守望相助的鄉情衝散開來，故鄉仍在，但又回不去了。
一個有溫度的“熟人社會”的消失、傳統價值觀的斷裂、村規民約的約束力解體、小家庭與大宗族的疏離……如此種種，都在讓原鄉變得越來越陌生。
僅僅把低矮的握手樓改造成高聳入雲的公寓，仍然難以避免村落在傳統和情感上的破碎感。
以宗族、血緣維繫的村莊，在切斷了傳統後，又是否會像那些原本住滿“單位人”的房改房小區那樣，在一代代更迭中徹底失去原本的模樣？
天河區宦溪村，從握手樓的夾縫中透出藍色天空。
長期研究社會轉型的學者李培林曾寫過一本名爲《村落的終結》的書，他在走訪廣州數十個城中村後，將這些村莊統稱爲“羊城村”。
在這本書中，有一段話讓人印象深刻：“在過去的二十多年時間裡，羊城村向我們展示的，是一個數千年農耕生活消失的過程，這種農耕生活，曾一直是我們古老文明的根基和脈絡。它養育了我們，似乎只是爲了它最終的毀滅。它走得那麼悲壯，千年古風，一朝逝去，沒有鄉愁，也沒有輓歌。”
海珠區大塘村，天后宮內打麻將的村民。
我相信，李培林筆下的“沒有鄉愁”只是略帶悲觀的抒情筆調。
城中村的鄉愁，早已以另一種方式埋進了人們的血脈。
有人說，過去的一千年裡，在廣州的村落中，每一支遷徙而來的家族就像一粒頑強的種子，逐漸長成參天大樹。
社會的鉅變能揉碎這棵大樹，但在斷枝處，新鮮的嫩芽總能頑強再生。
2023年底，天河區新塘村四大簡氏宗祠修繕重光，村裡的族老滔叔、權叔託我寫一篇文稿記錄此事。
權叔帶着我走遍了村裡，將明初遠祖帶領族人如何穿過珠璣巷南遷紮根於此的經歷娓娓道來，先輩的每一個足跡彷彿印刻在老人家的心裡。
有一刻，我感覺觸摸到了一個古老村莊顛沛但堅韌的靈魂。
2018年12月，泮塘五約三官廟前廣場施工，村裡老人紛紛來“監工”，當工人們挖掘出三官廟正門曾經的一對門聯石時，老人們激動不已。
那時，村民們說得最多的是，“希望讓外邊的人看見泮塘五約！”
我的同事在回顧這件事時寫下這樣的感觸：
“這個村子的‘根’，似乎正在恢復生長。”
我深以爲然。
當有一天，整個城市都是林立的高樓，或許一個多元而富有活力的城中村反而能成爲城市記憶的鮮活載體，龍舟、醒獅、祠堂……這些傳統文化符號也能成爲激發城市向上的原生動力。
白雲區南村，周氏大宗祠中火紅的鳳凰花。
中國人素來重視血脈賡續和家風傳承。城中村的變遷中，需要去計算冷冰冰的拆遷利益，更需要我們去保存一份城市的記憶、傳統的遺存、情感的共鳴。
我們需要敬畏城市，任何一個城市生態系統變成如今的樣子，都經過了數代人時間的生長、磨合，它們的存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自然平衡的結果。
逼仄的城中村與環繞四周的宏偉現代城市建築格格不入，它的缺陷人盡皆知。或許城中村的握手樓註定要消亡，但在拆掉那些在我們眼中顯得醜陋的建築之前，我們必須小心翼翼去驗證，確保有能力在現代和傳統間保護好小社會的生態。
相比“消滅城中村”，我們更應該去思考如何讓城中的村落如何與城市相互包容；相比建築高樓的庶績鹹熙，我們更期待一個真正從文化上、精神上重新生長的“羊城村”。
過去的城中村，曾是恬靜的田園；當下的城中村，正陸續隱入舊屋倒下的煙塵中；未來的城中村，還會有什麼樣的故事，仍然值得我們去書寫和回答。
謹以此文獻給一位遠在杭州的朋友。願我走過的路，亦能成爲你走過的路。
參考文獻
《村落的終結：羊城村的故事》李培林 生活書店出版有限公司
《廣州城市發展中失地農民城市化的問題研究》 王蒙徽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珠三角地區城市邊緣村落的更新與可持續發展》 馬航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村落空間與國家權力》 劉方玲、李海龍 東北大學出版社
《城市變遷：一座國際大都市的成長》塗成林 廣州出版社
《城中村的改造》 科學出版社
《城市化進程中農民身份轉換研究》 蔣紅軍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學位論文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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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劉鑑萱.城中村社區互動式治理研究——以廣州市A村爲例.廣州大學，2022.
[3] 蔡樹鵬.城中村毒品治理的臨界預防研究 ——以廣州市 X 村爲例. 廣州大學，2022.
[4] 徐華健.廣州市城中村改造項目安置房建設成本測算研究.廣東工業大學，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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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鄭一昂.基於紮根理論的城中村外來人口融入研究.廣東省社會科學院，2022.
[7] 郭穎豪.城中村全面改造模式與綜合效益評價.華南理工大學，2022.
本文來自微信公衆號：了不起的廣州（ID：AmazingGuangzhou），作者、攝影：陳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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