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內，中國城鎮化率要達到70%，能行嗎？
昨天，國務院關於印發《深入實施以人爲本的新型城鎮化戰略五年行動計劃》的通知。
在這個文件中，提出了五年內將中國城鎮化率提高到70%的目標，而當下的中國城鎮化率是66%。
以此計算，未來五年需要有5000萬以上的農村人口進入城市，成爲常住人口。
然而我們要思考的是，中國城鎮化率爲什麼不夠高？
城鎮化率提高當然是好事
從農村到城市的本質，不是換個地方生活，而是生產方式發生變化。當下的中國農村，農村土地難以集約化使用，這就註定了中國農民的生產效率是有限的，要想提高收入，必須從事更高效率的生產。
而城市中的生產效率遠遠超過農村。因爲城市有大規模高效製造業，也有無數配套的服務業。
農民進入城市進行生產後，其生產方式的變化讓他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從而提高收入，最終提高消費水平。
這個歷程，就是四十年的改革開放的歷程。四十年來，幾億農村勞動力脫離了農業生產，來到了城市 ，從事各種新的產業，他們的收入得到了提高，一對農民夫婦，一年在城市裡賺個十幾萬，也不是什麼奇怪的事。
城鎮化率，只是經濟發展的自然結果。
美國有3億多人口，其中住在農村地區的人僅佔約2%，從事農業生產的人不到1%，其中又只有半數將農業作爲主業。美國農民平均年齡接近60歲,並且近年來一直平均年齡呈上升趨勢。
一個人只有生產更多才能消費更多，中國農業生產的效率是極低的，農村人離開農村進入城市，是經濟發展的一個必然。
真實的城鎮化率遠高於官方數據
如果以勞動力在哪生產來計算的話，中國的城鎮化率遠遠要高於66%。
這個道理很簡單，不需要進行統計就可以得知。城市中送外賣都可以賺個五六千，而非大戶種植的農民，一年能賺到一萬塊錢，就算是不錯了。
農業生產，與送外賣是完全不同的。農業生產本質上是一種企業家行動，他需要投資，需要面對各種不確定性比如天災，他還需要在農忙時僱傭勞動力，最終出售時還要變對價格的波動。
所有的自耕農，其實是一個小小的農業企業家。如果沒有政府幹預的情況下，虧損、不賺錢，將會是一個常態。
中國農業生產還能綁定這麼多勞動力，哪怕是年齡大的勞動力，其根本原因是對農業進行了大量的補貼，提高了農業生產產出的確定性。
但即使如此，補貼下的產出也遠遠比不上城市中打工更有確定性的產出，今天中國的農村，已經沒有幾個年輕人了。
即使是五六十歲的人，一般都不怎麼會選擇農業生產。
在一個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市場中，人們一定會選擇生產效率更高的地方進行生產，農村早就回不去了。
在各種製造業工廠、建築工地上，大量的五六十歲的農民在那裡工作。農村年輕人，現在都不進廠了，不去工地了，他們大量在服務業工作。
但城鎮化率不僅僅指生產在哪裡，它還包括了農民應該住到城裡來，應該把老婆孩子接到城裡來。
這纔是中國農民面對的最大問題，那就是在城裡找一份工作容易，但要在城裡安個家，卻是很難的。
這裡的安家，包括子女教育問題，包括住房問題，醫療問題等一系列難題。
這些問題是怎麼造成的？
決定經濟發展的兩個關鍵要素分別是土地和勞動力。
以中國國內來說，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是相對比較自由的，這個自由程度雖然受到了勞動法等影響，但在全球來比較的話，中國勞動力市場的自由程度是最高的，受到的干預相較於他國來說，不算多。
中國這麼多年來的經濟增長，這是一個關鍵性的指標。
第二個要素就是土地。中國的土地的自由度就是比較低的。這種不自由，包括了土地所有權管制，土地交易管制，土地用途管制。
這些管制，就導致的基於生活的遷徙難以進行。
我們假設去除這些管制，農民的遷徙是，他將老家的土和房子賣掉，然後在新的城市周邊的農村買下房子，然後他進城工作。
這樣，他就可以生活在城市周邊，全家都圍繞着城市來生活了。
指望農民在大城市中心區買房子是不現實的，道理很簡單，生產力決定了消費能力，他的生產力不夠，就導致他消費不起城市中心的任何產品。
任何一個城市中心的房產、服務業都是這一城市中高收入水平人競價的結果。
而土地用途管制，又導致教育用地、醫療用地，長期供給不足，特別是教育用地，一塊地能否用作教育，是需要審批的。城市裡是有規劃的，但這種規劃，是某一種計劃經濟，設計院的官員，怎麼能預判二十年後的需求？
如果土地更加開放，那麼便宜的學校必然會出現，農民子女上學的問題，根本不是問題。
簡單來說，農民能到城市工作，卻安不了家的原因，核心在於土地管制。
當下的方案能解決問題嗎？
在國務院這一行動計劃中，提出：
但這一計劃，地方政府一定會想盡辦法逃避或不執行。
原因很簡單，中國的福利制度是城鄉二元體制。一個城市的稅收是有限的，當他要承擔更多的新居民的福利支出時，他就面臨具體的財政資金的約束。
拿全中國教育經費最高的上海來說：
2022年，上海各區高中在校學生人均實際支出63,442.88 元，各區中等職業學校在校學生人均實際支出59,187.41 元，各區初中在校學生人均實際支出51,496.63 元，各區小學在校學生人均實際支出36,824.24 元，2022年，各區幼兒園在園幼兒人均實際支出42,946.49 元
也就是說，上海要是接受一個農民工子女享受與上海市民一樣的教育經費，那麼，一個農民工子女，從幼兒園到高中，需要的財政支出是75萬元，而農民工的生產能力有限，他能帶來的稅收也是有限的。
這就意味着，進來一個農民工，這個城市的財政就只能增加負擔。
福利制度天然是排外的，由於財政支出的上限存在，就必然不會允許外來人口隨便進入城市，你想到歐洲去享受福利，可不容易。
如果福利制度不存在，那麼，任何一個新增人口進入城市，都會帶來消費，增加投資，帶來城市的繁榮。
但在福利制度的約束下，要想開放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只會給所在城市帶來越來越重的財政負擔。中國各大城市在開放戶籍時，要麼是以學歷爲要求（看好他們未來的產出），要麼有投資的要求，比如買房。
其本質，都是衡量一個人對財政的貢獻與支出的方法。
我所在的城市東莞，有公辦學校，但要抽籤，看運氣能不能進免費公辦學校。抽不中的，依然要上昂貴的民辦學校。
如果要滿足所有人進入公辦，那就要加大財政投入，發工資都有壓力了，哪來的錢建呢？又借錢嗎？
如果強行下指標下任務，那地方官員肯定會毫不猶豫執行，先保官帽子嗎？但他只有兩種手段，第一，稅收嚴徵管，第二，借錢。
顯然這種方法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真正的解決方案是什麼？
真正的解決方案上面談到了，就是放開土地管制，哪怕放寬城市周邊的城市土地管制，但這又與土地財政機制衝突。
城市周邊的管制，主要源於地方政府賣地的利益衝動，放開管制了，政府的收入在哪裡呢？
所以，全世界政府的問題都是一個解決方案，只有減支，才能減少對土地財政的依賴，纔有可能放開城市周邊的土地管制。
放開土地管制，農民們不需要什麼公共服務，市場自然會提供教育、住房和醫療，有便宜的土地和不受管制的土地，在商業的力量下，農民進城的一切問題，都可以被市場解決。
但，放開土地管制，這種真正的改革，什麼時候才能等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