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什麼浙江人說話互相聽不懂
在中國，只要會普通話，一般都沒有什麼語言障礙。就算是不會說普通話，一個操着沙東話的同學到了河南、河北，也能溝通個大概，絕不會有人聽不懂。
但到了浙江，你就會發現這套行不通了。從方言學的角度來劃分，浙江95%以上人口說的方言都可以被歸爲吳語[1]。但當杭州人、台州人和溫州人一起張嘴的時候，只能尷尬地切回普通話模式。
在浙江，有時候就算是來自同一個縣也有可能彼此語言不通，爲什麼會這樣呢？
浙江話，自帶加密功能
浙江人雖說講的都是吳語，但吳語也有差別。浙江的吳語可以分爲六個大片：太湖、台州、甌江、上麗、金衢和宣州片，而太湖片又可以再分成四個小片[1]，相互之間差異非常大。
位於湖州市的南潯古鎮。湖州位於浙江省北部，地處太湖南岸。湖州話屬於吳語太湖片苕溪小片
早在2015年，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啓動時，浙江就憑藉自己省內方言的複雜程度，成功引起了調研團隊的注意。一開始，按照一縣一點的原則，浙江就確定了77個方言點。但他們發現，有些縣根本不止一種方言。最後調研團隊又增加了11個方言點，總計88個[2]。
換句話說，浙江省已經確定的方言就有88種之多。浙江人講起家鄉話，都自帶屏蔽功能。
同爲吳語區的一份子，彼此間差異卻如此之大，其實與方言學的劃分定義有關。
方言之間能否被劃分爲同一類，主要根據它們的音韻學特點來劃分，也就是“特徵判斷法”。音韻學上，同樣符合一個特點的方言，就好像得到了一張開頭號碼相同的身份證號，也就得到了一個地方的身份確認。
而判斷一門語言是否是吳語，主要看“幫滂並、端透定、見溪羣”這九個字的讀音有沒有保留古代的讀音[3]。北京話中“幫並”合一（都爲b），“端定”合一（都爲d），而吳語裡面，“並”和“定”的讀法實際上都是普通話沒有的濁音。
豫園燈會上的上海方言霓虹燈牌。上海話也是吳語的一個方言，屬吳語太湖片蘇滬嘉小片
所以只要保留了這種讀法的方言，就被認定爲吳語。而用詞、語法上的一些特點都不是劃分方言的重點。
因此，雖然大家都說吳語，內部差異也很大。拿一個“你”字來說，上海、嘉定一帶說“儂”，蘇州說“倷”，常熟說“嫩”，而無錫常就直接說“你”。金庸在《天龍八部》裡就有不少對話都直接使用了吳語。
阿碧微笑道：“兩位大爺來啊來到蘇州哉，倘若嘸不啥要緊事體，介末請到敝處喝杯清茶，吃點點心。勿要看這隻船小，再坐幾個人也勿會沉格。”
金庸是海寧人，所以這裡講的吳語也是太湖片。不過如果他到浙南的溫州去恐怕就真的“弄勿清爽”了。因爲浙江南北兩地的吳語差異極大，就算是同一個縣的都不一定能聽懂，更別說南北兩地了。
溫州世貿中心大廈。溫州位於浙江省東南部，廣義的溫州話在學術上又稱作甌語，被笑傳爲“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溫州人說溫州話”
在北方，這樣的情況很難想象，但在浙江，爲什麼就有這麼多的方言呢？
其實要是看一下浙江的地理地形，就能大概明白了。
浙江的地形號稱“七山一水兩分田”，70%的面積都是山地和丘陵。剩下30%，河流和湖泊還要佔去6.4%[4]。而在古代，要想“跨過山河大海”去和別人交流也是一件困難的事，高山和密林往往也就成了方言的分界線。
因此，在浙江省內，內部方言一致性最強的往往是浙江北部的杭州、湖州、紹興和寧波等[4]。這是因爲這些方言區往往都在平原上，彼此間的交流和往來相對比較密集。
浙江省紹興市的三味書屋。魯迅曾這樣描述：“中間掛着一塊扁道：三味書屋；扁下面是一幅畫，畫着一隻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樹下。沒有孔子牌位，我們便對着那扁和鹿行禮。”
在太湖水系和大運河水系、這些地區的人們可以乘船往來，因此在一來二去間，語言的溝通性也就大大提高了。而錢塘江沿岸的方言，一般也都是可以溝通的[4]。
同理也適用於舟山和寧波。雖然它倆一個在陸地，一個在島上，但兩地之間有發達的海運，在清代海運解禁之後，許多寧波人都去了舟山[4]。因此寧波話和舟山話的溝通度也很高。
舟山市東極島
所以你看，《射鵰英雄傳》裡郭靖說的是杭州話，黃蓉說的則是接近於寧波話的舟山話，這兩種都是浙江北部吳語太湖片的方言。所以他們兩個最後能成一對，主要原因還是談情說愛的時候，語言溝通沒有障礙。
而浙南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由於多山地丘陵，浙南即便是緊挨着的兩地，方言也往往不能溝通。浙南的台州市雖然與寧波相鄰，然而兩地隔了一座天台山，因此方言差異很大[4]。
浙江省台州市天台縣的桐柏宮
而講着“惡魔之語”的溫州人民，由於西面靠山，東面靠海，境內又有150多條河道，因此不僅同屬吳語區的寧波、台州人聽不懂溫州話，溫州人自己也不一定能聽懂溫州人說話[4]。著名的互聯網傳說中，抗戰時曾被當做軍事密語的蒼南蠻講，也就出現在這一地區。
溫州市蒼南縣大漁灣。蒼南位於浙江省最南端，有168公里海岸線
不過，“十里不同音”的情況也不能完全推給地形，移民帶來的影響也是不可忽視的。
比如，浙江西北部的安吉、長興等縣，就分佈着總人口50多萬的一些使用河南話、湖北話的官話方言島。吳語區還有其他地方的方言，這就是因爲移民。
比如，1851-1864年的太平天國戰爭中，浙北是雙方爭奪最激烈的地區，戰後人口損失也十分慘重。以安吉縣爲例，1851年該地區人口29萬，可是到戰爭結束後的1871年只剩下1.1萬人。因此清廷從湖北、河南等地遷來了大量移民用來補充人口損失。隨着他們一同來的家鄉話自然形成了官話方言島[5]。
安吉縣在浙江省西北部，被稱爲“中國竹鄉”。安吉的中國大竹海是電影《臥虎藏龍》拍攝地
也就是說，在浙西北地區，這個村子還是本地說吳語的土著，只隔了一座山或一條河的另一個村就可能是清中後期遷來的河南、湖北移民，說的外省方言。由於交通不便，他們世世代代也沒有進行交往，雜七雜八的方言也就保存了下來。
不只戰爭移民，古代的軍政制度也會帶來方言島。比如浙江寧波觀海衛的燕話方言，實際是一個閩南語方言島。而溫州的金鄉話，則兼有北方方言和北部吳語的特點。
這些人就是由於軍事需要，從福建或浙江北部遷移到沿海地區從事衛戍活動的。這些軍戶往往攜家帶口居住在與周邊隔離的軍事據點內，他們的戶籍也不能從軍籍轉入民籍。這樣保持着與外界的隔離狀態，就使得他們的方言得到了保留[6][7]。
外來移民不僅能直接產生方言島，也會影響本地的方言。比如南宋遷都杭州，大批北方人也隨之移居。在1127年到1156年的30多年裡，杭州的外來人口就超過了本地土著[8]。因此杭州話受到北方話的影響，也帶上了濃重的北方色彩。
如今的杭州，也因互聯網浪潮吸引了許多外地人
沒有經濟中心就沒有標準方言
不過，浙江方言之所以這麼紛繁複雜，主要還是因爲沒有自己的“標準語”。
一般情況下，一個地方的影響力越大，則周圍地區的人與它的交流越多，該地的方言也就越有可能成爲本地區的“標準語”或“共通語”。而這就跟地方的政治經濟地位有關。
比如日本在19世紀後期開始推行國語運動，而當時首都東京當時在日本的政治、經濟影響力都十分強大。東京上層社會使用的方言就成功當選了日本標準語[10]。而當時影響力稍遜於東京方言的關西話，現在只是電視娛樂節目中搞笑藝人在使用。
粵語也是同樣的情況。從清代開始，廣州就是對外開放的重要港口。廣州方言也逐漸上位成爲粵語的標準語，而曾經與廣州話相差無幾的四邑話就沒什麼人會說了[11]。
廣州風情
但浙江就完全不同了。“浙江”一詞首次出現還是唐朝。由於以前行政區劃過於臃腫，浙江被唐肅宗拆成了東西兩道。在整個唐代，浙江的行政中心又三次遷徙，這三次遷徙的目的地分別是昇州、蘇州、杭州。
直到北宋，東西兩道的分分合合重複兩次後，終於在南宋初年，確定了以越州（紹興）和杭州作爲兩路分別的行政中心[12]。
在明清時期，此前一直和杭州上演“甄嬛傳”的蘇州府被劃歸江蘇，杭州才終於成了浙江地區真正的老大[12]。不過，這早就沒什麼用了，因爲這時吳語的分割局勢已經基本確定了。
遊人如織的西湖斷橋。據說斷橋建於唐朝，隨着浙江政治中心的變遷，斷橋的人流量亦會隨之變化
由於沒有穩定的政治和經濟中心，浙江方言最後也沒有一個“老大”，最後大家都是你說你的，我說我的。
外國傳教士就曾親身體驗過吳語的魔性。1845年6月，英國傳教士施美夫就發現，他的中國男僕（寧波人）在吳淞口試圖與船工、水果販子等人交談，他的話有一半沒被聽懂。而不是本地人的官員，通常都要隨身帶着翻譯[13]。
上海吳淞口碼頭的輪船
不過巧合的是，雖然浙江十里不同音，浙江人彼此間也只有說普通話才能交流得了。但每當他們在外面說起各自的家鄉話來，卻常常被人誤以爲是來自同一個團體——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