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這四年，是世界變了還是美國變了？
特朗普（圖源：美聯社）
【編者按】特朗普政府這四年，大力推行“美國優先”，世界不安寧的指數不斷攀升。從一開始美墨邊境線上那堵有形的“牆”，到單邊主義的無形之“牆”，看似不那麼長的四年，是世界變了還是美國變了？海外網採訪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吳心伯，帶你回看這四年，白宮的標誌性內外政策，尤其是最具爭議性的部分。
“留後遺症”
海外網（以下簡稱海）：此經四年，美國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吳心伯（以下簡稱吳）：國內分裂對抗加劇，社會矛盾尖銳，社會治理出現嚴重危機，兩黨政治走向尖銳對抗。外交方面信譽掃地，軟實力大幅縮水，硬實力也沒有明顯的增長，留下很多“後遺症”。
吳：美政府這四年想要做的，是讓美國“回到過去”，重新打造一個十八、十九世紀的美國。如果說美國有兩個版本，二戰前是1.0版本，二戰後是2.0版本。1.0版本的美國是一個以白人爲主、以基督教信仰爲代表的國家；2.0版本的美國移民增加，社會及信仰更加多元化，這屆政府就是想把美國帶回1.0版本。
“移民矛盾”
海：美政府着手處理移民政策，禁止7個穆斯林國家難民入境，大幅削減接納移民人數，至少5500個家庭被迫分離，不少未成年在移民局拘留機構中遭受不平等對待。此後，白宮在與墨西哥接壤的邊界上修建一座“美麗大牆”。截至10月19日，“邊境牆”已經綿延371英里。美政府爲什麼要拿移民“開刀”？
吳：美國雖然是個移民國家，但反移民已經不是第一次了。美政府向移民“開刀”，首要動機是美國社會內部矛盾，政府認爲來自拉美等地的移民搶了美國中下層白人的飯碗，因爲移民普遍吃苦耐勞工資低，在勞動力市場競爭力比較高，白宮爲了保護中下層白人利益，不斷推進反移民政策。
此外，反移民還有政治上的考慮。長遠而言，移民的大量增加會影響美國社會人口結構，導致白人的比例下降，意味着白人在美國社會和政治上的主導地位面臨挑戰，這對美國共和黨及保守派而言是很大威脅。
海：美聯社說，這屆政府用四年時間，顛覆了美國七十年的貿易政策。白宮聲稱創造了美國曆史上最好的經濟，美政府的經濟政策達到目標了嗎？
吳：美政府的經濟政策目標是保持經濟增長，創造更多就業，以及重振製造業。在國內採集的手段包括減稅、“去監管”、經濟刺激等“飲鴆止渴”的措施，爲追求短期經濟增長，留下了長期隱患。
從實際情況來看，美國經濟近年保持了中等程度的增長，每年GDP增長率約爲2%，談不上高速；股市上漲較快是唯一亮點，這與美國大公司在海外的資本回流有關，但資本並沒有迴流到製造業，“重振製造業”的目標並未達標。從這種經濟政策中獲益的往往是富人，中下層人羣則不然。以至於有媒體提出，白宮“救市不救人”，關心的是“股票和選票”。
“抗疫潰敗”
海：美國是受新冠疫情衝擊最嚴重的國家，目前已經有超過1000萬人確診，20多萬人死亡，死亡數已超過自1945年以來美國在所有戰爭中死亡士兵的總和。面對疫情，美國爲何“潰敗”了？
吳：出現如此大規模的生命罹難，這場疫情對美國無異於一場戰爭的損失。美國抗疫失敗有領導層、體制及文化的因素。
首先，領導層在危機中沒有發揮有力的領導作用，爲了政治考量而淡化疫情，甚至挑戰科學家的建議，抵制必要預防措施，帶了個壞頭；第二，美國從聯邦到州，再到地方政府的權力結構，在疫情中沒有發揮協同合作的作用，無法有效防止疫情擴散；第三是文化因素，美國社會過分強調個人自由的文化，導致公衆面對疫情時難以保持克制和自律，社區鄰里之間缺乏有效奉獻互助。美國社會也須反思，危機中是否應爲集體福利而讓渡一些個人自由。
“種族對抗”
海：美國近年經歷了兩場種族主義風波。2017年8月，弗吉尼亞州的“白人至上主義者”集會演變成一場暴力衝突。2020年5月，美國黑人弗洛伊德遭白人警察“跪殺”事件發酵爲全美示威。是什麼加速了美國的社會分裂？
吳：美國國內的種族衝突加劇，一方面是由於白人右翼勢力越來越猖獗，另一方面則是因爲少數族裔維護自身權益的決心充分顯現，體現在“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議活動。
在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下，美國經濟活動受影響，許多中下層工人失去飯碗，儘管聯邦政府推出了一些救濟措施，也是杯水車薪。此外，目前還有不少人負擔不起高額的治療費用，美國非裔羣體死亡的比例遠遠超過他們在整個人口中的比例。經濟困境疊加大量生命的罹難，加劇了他們的憤怒情緒，再遇上“弗洛伊德之死”事件，無異於乾柴上被丟了一根火柴，立馬燃起“大火”。
“退羣譭譽”
海：白宮這四年影響最大的對外方針和政策是什麼？
吳：最主要的方針就是“美國優先”，在國際上推行一條自私且不負責任的路線，減少甚至停止承擔美國的國際責任和義務。
海：美國政府近年一言不合就“退羣”，包括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巴黎氣候協議、伊核協議、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世衛組織等等，這是出於什麼考慮？
吳：在“美國優先”及單邊主義的政策理念下，如果美政府認爲這些國際組織及條約不符合美國的利益，就要“退羣”。一個國家加入國際組織承擔義務，往往意味着自身利益的剋制及妥協，但美政府並不願意這樣做。此外，華府頻頻“退羣”還有一個政治考慮——清算奧巴馬政府的“政治遺產”。即便相關協議符合美國國家利益，但爲了政治清算，還是要退。
吳：華府的對外政策，對美國的聲譽、對國際機制、對全球治理，都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
華盛頓方面的外交作爲讓全世界對美國的自私狹隘、不負責任、沒有國際觀的形象有了更深認識。以前世界都認爲美國會在國際事務中發揮領導作用，但經過這四年，國際社會對美國的信任及希望都會大打折扣。
美國放棄多邊主義，因此在很多國際機制裡存在被孤立的狀況，與其它國家處於對立面。例如，就因爲美國一國的阻撓與反對，使得WTO的爭端解決機制受到重創。
另外一個負面影響體現在全球治理方面，比如氣候變化問題，作爲“排放大戶”的美國政府退出巴黎氣候協議，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也不會再向一些國家提供減排援助，令科學家感到沮喪。再例如，美國在疫情中與世衛組織的關係也弄得很僵，影響全球抗疫合作。病毒沒有國界，減少國際合作的後果是“美國第一”最後變成“美國受損世界第一”。
“貿易烽火”
海：這四年內，美國對外貿易政策備受爭議，華府與多國發生貿易摩擦，甚至與一些傳統盟友國家也產生關稅爭端，還在軍費分攤等問題上產生分歧，怎樣評價美國近年的對外貿易政策？
吳：白宮的外貿政策是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關注的是商品貿易的不平衡問題，考慮的是怎樣將製造業帶回到美國，所做的是通過技術封鎖，防止中國等國家的技術進步。這實際上是用一種“零和”思維來看待國家之間的經貿關係，因此，美政府在經貿上不僅針對中國，還對抗日本、加拿大及歐洲國家，可謂“遍地烽火”。
美歐“關稅戰”仍在進行，影響外溢到“跨大西洋夥伴關係”及美歐政治及安全關係。華府甚至稱歐盟是美國的敵人，這就加劇了雙方矛盾，未來美歐之間的信任不可能恢復到之前水平，美國軟實力已受到長遠損害。
海：美國下屆政府面臨哪些挑戰？
吳：美國下屆政府挑戰很多，會是相當不輕鬆的任期。從國內來講，要應對新冠疫情、重振經濟、恢復就業、緩解社會矛盾。從國外而言，要恢復美國的國際聲譽，修復美國和盟友的關係，在伊核問題、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等全球治理及地區問題上推進合作。（海外網 楊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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