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待校園暴力有多嚴？ 圍觀都要"連坐"
他住在一所私人寄宿學校，裡面都是像他一樣的“降落傘少年”。“降落傘少年”，特指父母還在中國，隻身赴美讀高中的孩子們。這些孩子在國內的時候，基本上都是家長和老師眼中的好孩子：乖巧可人、學習上進。可到了美國，他們變了。
17日，19歲的章鑫磊因參與震驚中美的“三名留學生施虐同胞案”被判6年監禁。施暴的另外兩人也是中國來的留學生，他們將受害者劉某的衣服扒光，穿着高跟鞋踹她，扇耳光並用菸頭燙傷她，並剪下她的頭髮強迫她吃下去。
當他們和他們的家長以爲可以用“他還是一個孩子”等言辭來“擺平”在國內看上去非常常見的校園糾紛時，等待這3個孩子的，是最短6年，最長13年的監禁。
案件中最令人震驚的地方還在於，被告章鑫磊並未動手打人，僅僅是幫忙拿了一把剪刀並開車。那麼，美國法律爲何會“連坐”校園暴力中的旁觀者呢？一起去看看。
反思者說
被告懺悔“太多的自由，讓我孤獨迷失”
“這是對‘降落傘少年現象’的警醒，”法庭上，被告之一的楊雨涵通過其律師在法庭上宣讀的聲明表達了這個意思。“中國的家長本是好意，將孩子送到千萬裡之外的地方，沒有監護，又有太多自由，這是釀成災難的源頭。”
她的律師發言時，19歲的楊雨涵在鏡頭前一直用自己長長的直髮遮擋面部。楊雨涵被判10年有期徒刑，罪名是綁架、攻擊和導致嚴重人身傷害。
他們在聲明中都向受害者表達歉意。地方副檢察官凱西·賈維斯說，他曾和受害者長談過，她表示願意原諒施暴者。“她很開朗，雖然多次被打擊。但她最後還是能夠原諒，”賈維斯告訴法官。
律師宣讀聲明時，獲刑最重的翟雲瑤用紙擋在自己的臉前逃避鏡頭的追蹤。她被其他被告指認爲施暴行爲的元兇，被判13年有期徒刑。罪名是綁架、在兩起襲擊案中攻擊被害人，在其中一起中導致嚴重人身傷害。
她在聲明中說，自己並不是壞人，但她意識自己的行徑給她帶來了世界級的惡名。翟雲瑤說道，“父母送我到美國來，是爲了讓我過更好的生活，接受更好的教育。同時也給了我自由，或許就是給了我太多自由……我開始覺得孤獨，感到迷失。我沒有告訴父母，因爲我不想讓他們擔心我。”
在最後的宣判聽證之前，被告章鑫磊的父親在法庭接受了採訪。爲了兒子的案件，他和妻子已數次從中國深圳飛到美國，儘管他們不會說英語，也完全不懂庭審過程。章父告訴記者自己從小在安徽長大，年輕時到深圳打工，後來自己做起了製造業的生意。他之前認爲把孩子送到美國可以讓下一代的起點更上一個臺階，於是通過中介在美國爲孩子找好了寄宿家庭——一個墨西哥裔美國家庭，每個月費用約1500美元。
章鑫磊最開始是在一所教會高中就讀，後來轉學到牛津高中，而這所高中位於羅蘭崗商業街背後，只有幾間活動教室。該校的運動設施非常簡陋：三個破舊的籃球架、一個排球網和一小片足球場，可每年的學費卻高達1.3萬美元。章鑫磊和其他一些國際學生一起上課，但他們大多數都來自中國。章鑫磊的父親告訴記者，因爲孩子的同學、朋友都是中國人，所以也沒學幾句英文。
章父說，自己當初決定送孩子出國時，也抱着讓他鍛鍊獨立的願望，“男孩子吃點苦沒關係”。
但美國學校對學生監管相對寬鬆、寄宿家庭與留學生缺乏交流等，都是章父之前沒有完全料想到的情況。“總的來說，這麼小的孩子單獨送到國外讀書是個大問題。”
章父說，他和妻子爲這樁官司“已經傾家蕩產”。章父提醒中國的家長，不要輕易把年幼的孩子送到國外讀書，“如果他呆在我身邊，一定不會變成現在這樣。”
各界熱議
三名中國留學生在美凌虐同胞獲重刑的消息傳回國內後，不少家長都表示判得有點重。來自成都的李女士告訴記者，自己15歲的孩子去年到美國舊金山留學，目前正在當地讀9年紀。對於這起案子，李女士感慨很深。她表示，留學生在國內時是乖孩子、好孩子，到了國外卻發生大反轉，和個人和社會都有關係。
她說，對於個人來說，孩子在國內基本都是獨生子女，在家都是全家圍着轉，去了國外之後，照顧的人少了，自身心理會發生很大逆轉；其次，社會的差異也導致了孩子的變化。比如，在國內，孩子們吸菸、打羣架、喝酒，我們或許會用“他還是一個孩子”這樣的態度對待，最終會原諒，但美國卻是重罪。
最後，她說，在國內發生校園暴力事件後，過去不少是用“民不告，官不究”這樣的態度去處理的，情面上說通了，也就不去追究了，但在美國是走不通的。她說，這件事充分可以看出，中美兩國在傳統文化，對待個人尊嚴方面的差異。
對於這一事件，北京新東方前途出國諮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總經理趙敬東表示，中美兩國法律有很大區別，留學機構應該反思，我們對學生和學生家長在美國法律的普及究竟夠不夠。
他說，美國對待校園暴力很嚴，打架一般沒有什麼記過，都是直接開除。這些我們一些家長不知道，低齡小留學生更不知道。赴美留學，應該先充分了解法律法規。
對於該事件引發的“案中案”——家長“擺平”反被抓，青緹教育創辦人及首席顧問高樂林則表示，很可惜此案的家長送孩子到美國留學，孩子沒有學到和體驗到美國最重視的人權，家長也沒有先去進一步瞭解當地法律規範，還是用在中國的思維和處事模式來行動，讓原本不該發生的行賄事件發生，使得自己深陷泥淖。她說，家長送孩子出國留學，不是幫孩子付了昂貴的學費然後一切交給學校就沒了責任，對於孩子的學習，生活，價值觀也要花時間去關心去了解去溝通，甚至家長也要隨時更新資訊，以掌握孩子的狀態。
律師態度
校園暴力犯罪中國處罰太輕
清華大學法學博士、四川大學法學副教授陳實認爲，相對而言，在校園暴力虐待案件中，美國對施害者的懲罰要重得多。這與兩個國家的文化背景、關注的側重點不一樣有關。美國法律比較重視個人的安全、人身自由、隱私等個人價值方面的東西要多些，關注的層面也要比中國的要細緻的多。
陳實說，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前段時間發生的“持槍照威脅教授事件”。陳實說，很多專家曾分析過，這個留學生可能更多的是一種開玩笑，類似的事情在中國，可能什麼處罰都沒有，但是在美國，這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所以，這就是兩個國家法律的差別。制度保護的重點不一樣。
近年來中國校園犯罪越來越多，越來越低齡化，在陳實看來，中國在對待校園暴力犯罪方面的處罰，確實太輕了。這跟中國的法律制定有一定的關係。在《刑法》上，已滿16週歲的人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此屬於未成年，在量刑上應當減輕或從輕處罰；其次，已滿14週歲不滿16週歲的人，對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死亡、強姦、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也因未滿18週歲，在量刑時應當減輕或從輕處罰。這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對校園暴力的處罰力度。
案件啓示
美國對校園犯罪零容忍給中國帶來哪些啓示？
這些殘暴行爲，發生在學生之間，對美國人而言，非常不可思議。但作爲中國人，僅在去年，就發生了多起。根據媒體曾做過的一項統計，僅在去年3月至6月間，就發生了17起校園侮辱事件。而17起嚴重侮辱事件中，半數是在教育機構內部解決掉。不是根本沒有報警，就是鬧到了公安機關後，行政拘留、回校教育等方式解決掉了。對於兇猛的校園暴力事件，我們應該怎麼去應對？
職業生涯中，華裔律師鄧洪曾代理過多起校園霸凌案件，包括引爆輿論的留美中國學生霸凌女同學案。在這起案件初審階段，鄧洪受僱於被告擔任辯護律師。對於這起案件帶來的影響和爭議，鄧洪表示，中國的相關部門必須從中國長遠發展的高度去重視學校霸凌事件，並尋求立法解決途徑。
記者：您曾代理的留美中國學生綁架虐待女同學案，幾位當事人和他們的中國父母對孩子被判重刑感到很意外。因爲在國內，這種行爲甚至談不上觸犯法律。您如何看待這一差異？
鄧洪：上世紀八十年代，一般美國家庭對孩子教育比較開放，小孩在校園玩鬧甚至是惡作劇，家長也經常說“小孩終歸是孩子”，不會太介意。但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研究特別是心理學研究顯示，學校霸凌事件越來越嚴重，主要原因是電腦時代來臨，孩子們喜歡玩暴力電腦遊戲，缺少社交及社交技能訓練。
其間，美國社會更加多元化，一些孩子會對殘障、不同膚色、不同宗教的同學進行嘲笑、甚至暴力相向。由於美國憲法修正案中賦予民衆持槍的權利，就出現了學生持槍進校園的現象。上世紀八十年代後，霸凌在美國校園日趨嚴重，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達到高峰。當時統計顯示，美國每三個學生就有一人受到過欺凌，引發了家長的普遍擔憂。
今天的中國，面臨與那時的美國相似的困境，隨着城市化擴展，大量人口從農村遷入城市，年輕人特別是初高中生很多整天打網遊，沉浸在暴力的虛擬世界裡。國內校園霸凌問題日漸突出，但社會對校園霸凌的認識還處於和美國八十年代的水平。一旦出現霸凌，要麼家長忙於工作不知情，即便知情後也認爲“這不算什麼，批評教育一下就行了”。如果事鬧大了，不少家長會親自出面要麼用錢、要麼靠關係擺平，法律概念淡薄。
我要說的是，霸凌事件越演越烈，對中國社會的未來可能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如果在學校受到不公對待，他走向社會後如何公平地對待他人？
“對校園霸凌立法，是各界反思努力的結果”
記者：是什麼原因促使美國法律對校園霸凌問題的態度發生根本轉變？
鄧洪：美國也曾面臨校園暴力愈演愈烈卻無法可依的困境。各種校園血案讓美國社會不僅反省槍支犯濫，更多的人開始注意校園霸凌問題，認識到這絕不是一個簡單問題：受到欺負的學生產生極大的自卑感，缺乏自信，有些人自殺，有些人採取同歸於盡的報復行動；而欺負別人的學生也養成目無法紀的習慣，長大成人後經常觸犯法律。因而，社會各界紛紛要求正視學校霸凌的問題。聯邦政府，各地州政府隨後也紛紛立法打擊校園的霸凌行爲。
記者：美國法律如何定義青少年霸凌行爲？從“鬧着玩”到“重罪”，其中的度如何把握？
鄧洪：首先，美國法律對霸凌行爲的最終認定是一個標準由高到低，不斷細化的過程。
以往美國人對霸凌的認定也是寬泛的，認爲霸凌行爲只限於暴力案件。但在隨後法律施行過程中，聯邦政府以及各地州政府逐漸降低了霸凌行爲認定的標準。一系列立法除將動手打人、吐口水、故意推搡、拍裸照等定性爲霸凌外，還逐漸將精神上的貶低納入霸凌。如言語辱罵他人，以及在公衆場合故意因對方殘障，種族，膚色，性別，性取向、宗教等而嘲笑他人，甚至口頭威脅等也歸入霸凌行爲。
其次，針對校園暴力現象，相關的法律也被多次修正，加強了刑事懲罰，特別是爲打擊羣體犯罪，所有參與者都要“連坐”判重罪。
“一旦發現校園暴力，學校必須舉報、調查”
記者：國內多起青少年霸凌事件中，受害人一般對遭受的暴力保持沉默。反而是施害方將視頻上傳到網絡才引發了關注。由於事件本身的隱蔽性，導致施害者很難被指證或懲罰，學校最多也是批評了事。美國法律如何應對這種困境？
鄧洪：在這一點上，美國法律不但規定了法庭對其進行刑事處罰的責任，也規定了學校對學生行政處罰的權利。美國學校對校園霸凌行爲採取零容忍政策，一旦學校發現霸凌事件，必須立刻行動，對嚴重行爲可以直接開除。就在留美中國學生霸凌女同學案聽證會那一週，加州發生一位學生被霸凌事件，家長髮現學校沒有報警，他們報警後並向警方指出這點，該校校長因此被開除。
記者：遇到同學打架，可能只是出於一種義氣或者衝動參與其中，或者僅僅是圍觀。你能說他是壞小孩嗎？如何遏止這種參與霸凌的行爲？
鄧洪：美國的法律不會因爲你是從犯而降低量刑，相反，夥同參與霸凌的行爲也會面臨與主犯同樣的重罪。因爲在犯罪心理學中，當一個人時，膽子沒有那麼大；兩個人，有人膽子就會大起來，因爲有人壯膽；三個人就可能無法無天。
因此，聯邦刑事法庭引入了“共謀殺人罪”“(即如果一起去犯案，一人殺人，但所有參與的人都要承擔謀殺罪。)這一”共犯連帶“的罪名不限於謀殺罪，所有參與霸凌事件的人都要承擔最嚴重的罪行。即使你沒有參與，但與動手的人定罪相同、判罰相同，因爲你在場，起到了幫兇的作用，就應與動手者、殺人者同罪。正是這樣的一條法律，在過去的十多年中讓暴力犯罪減少。
立即評 怎樣理解“施虐案”的重判
蔣璟璟
6到13年監禁，在好多人看來無疑是重判了。然而，依據具體作案情形，參照美國相關法律，這一判決似乎又顯得合情合理了。在我們的文化語境內，對學生之間的欺凌行爲，往往還存在着一種“弱化定性”的傾向。也即，不總是將之視作“施虐”或“故意傷害”等刑事犯罪，而僅僅習慣於將之看作“治安案件”處以行政處罰了事；更有甚者，所謂“學生糾紛”根本不會進入公共職能部門的視野，而只是由學校管理者內部消化，採取“學校處分”等形式處置……這一做法，相較於美國動輒由檢方介入、啓動司法流程，當然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此案在另一方面，也警示我們關注“小留學生”羣體的心理引導和現實的安全防護。撒手放養的狀態，總歸蘊含着顯而易見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