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士翔／《無罪的罪人》：許倍銘冤案三大爭議證據
▲《無罪的罪人》寫的是一起國小學童校園性侵疑案，作者想表達的是一種先入爲主的「狼師想像」。（圖／視覺中國CFP）
作家陳昭如最新著作《無罪的罪人：迷霧中的校園女童性侵案》報導一起中度智能不足國小學童的校園性侵疑案，希望與讀者一同見證現行司法審判實務中一位喊冤被告的遭遇。
許倍銘，案發時爲該國小的特教老師，被控於對該學童實施智力測驗的時候，以毛巾矇住學童眼睛，脫下褲子讓學童對其口交。十天過後，該名學童在父母面前時，說出「爸爸你不會把你的鳥鳥會給小狗吃」，母親驚覺有異嚮導師通報，因而查獲此起事件。
如果，我們只讀判決書所認定的這一段事實，我想讀者內心應有憤怒且不忍的情緒。然而，真相真是如此嗎？一位特教老師在下午一、二節的上課時間，在門窗敞開的教室內，隨時可能有其他老師、學生進出的情況下，許倍銘真的可能犯下這起性侵？
分析這起刑事案件的「證據構造」，可以發現這起性侵事件有三大證據爭議，包含「兒童、心智障礙者的詢訊問程序」、「創傷後壓力症候羣之精神鑑定」、「校園內性別平等事件調查程序」，三項程序可疑的證據加上社會對於性侵事件刑罰化、重刑化的期待，讓許倍銘案始終陰雨綿綿，不見晴天。
該名學童來到婦幼警察隊所製作的第一份警詢筆錄，當時學童母親、社工在旁，警察提供「偵訊輔助娃娃」讓學童模擬經過，但該學童爲中度智能障礙，本身具有記憶扭曲且容易受暗示的特性，若未受過足夠之訓練或特別留意詢訊問方式，極有可能污染了記憶，降低這份筆錄的可信度。
許倍銘的律師在訴訟中多次請求法院完整勘驗警詢影音，便可發現學童證詞的疑點，但法院並不願意。判決有罪確定後，學童的警詢筆錄經過特殊教育學、司法心理學、社工、刑事證據法等四位不同領域的專家分析，均認爲當時警員、社工使用誘導性問題而影響這份筆錄的可信度。
爭議2：有罪預設的精神鑑定
案件經過婦幼警察隊移送至地檢署，檢察官收到案後，第一個偵辦動作是囑託醫院對學童進行「創傷後壓力症候羣」（下稱PTSD）之精神鑑定，PTSD診斷是在性侵事件常見的證據類型，實務上有時會透過被害人是否有PTSD症狀來推論是否確有性侵事件。
PTSD的診斷是否得以回推其發生之原因，已有疑問。經過醫院鑑定，其結論是學童並無PTSD，但其鑑定內容卻指稱受限於學童認知能力，且加害人進行性侵時並無過度激烈或脅迫，因此學童無法理解此事件之侵犯本質及所代表之意義，故未顯現出創傷後之相關反應。這份報告顯然已預設了有性侵事件存在，再解釋何以並無PTSD，其結論更非難許倍銘「其心可議，其行不可恕」，已逾越鑑定人應有之公正。
本應作爲協助司法認定事實的鑑定人，卻在鑑定報告中扮演着法官的角色，直接認定許倍銘確有涉案，這份PTSD鑑定報告也成爲法院認定許倍銘涉案的證據。
爭議3：性平程序的迴避爭議
根據《性別平等教育法》，法院對於性平事件事實之認定，應審酌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調查報告。本案國小性平調查報告依法提供給法院作認定，成爲本案的證據之一。性平報告認爲確有這起性侵事件，並建議學校教評會予以解聘。此處爭議在於學童之導師以該校性別平等委員之身分，參與了這起性平事件的評議、表決，而該導師也在刑事程序中，多次以證人身分出庭應訊。
根據《行政程序法》規定，公務員於該事件爲證人的時候應自行迴避，當時顯然並未認知到導師既參與性平決定，又擔任證人出庭，有角色上的衝突，並未要求其迴避。最終性平報告與導師筆錄也進到法庭成爲證據，拉近了許倍銘與有罪之間的距離，也讓許案距離正當法律程序愈來愈遠。
有人說許倍銘案是很難「救」的冤案，然而事實上是並沒有什麼「好救」的冤案，每起冤案無一不是仰賴無辜者、家人的堅持，纔等到平反的契機，才讓司法有機會面對錯誤。許倍銘案正是一場對於司法不懈怠的叩問：「司法應該如何認定性侵犯罪的存在？」許倍銘多次法律救濟行動未果，司法還沒準備好面對這個錯誤，許倍銘案這道叩問也不會停止。
▼陳昭如新書《無罪的罪人：迷霧中的校園女童性侵案》，報導一起中度智能不足國小學童的校園性侵疑案。（圖／春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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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士翔，臺灣冤獄平反協會執行長。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