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史話－蕭紅和我的大妹 身在上海的直爽東北人（一）
湯唯（前）與馮紹峰（後）在《黃金時代》飾演民初作家蕭紅與蕭軍。（本報系資料照片）
湯唯演出《黃金時代》時被讚美「蕭紅附體」。（本報系資料照片）
編者按：兩岸史話將以兩期篇幅刊登楊雨亭先生的來稿。在他細膩的筆觸中，浪跡十里洋場的蕭紅和獨居美國加州的大妹走到了一起，還原出兩個曾漂泊零落在大時代中的女子，清冷孤寂的人生歸宿。全篇回憶的思緒萬千，並穿插着冷靜的歷史敘述，富有意識流色彩。結尾處，一聲「我該去哪兒追尋我的祖國、我的原鄉呢？」的扣問，或能驚起臺北街頭每一個奔波來回的異鄉人心頭的彷徨之感。
蕭紅的文字反映出東北人的直爽，如果我們生在同一個時代，我們會有說不完的事兒。
我大妹的面容和蕭紅有幾分神似，都留着瀏海，臉上也都有着隱藏不住的怨苦，明白地訴說着不幸的婚姻，這使我對蕭紅有一種特別的感受，像是親人般的感覺。
蕭紅的文字反映出東北人的直爽，如果我們生在同一個時代，我們會有說不完的事兒。這樣，也許在那樣的情況下，認識了魯迅，我就成了30年代的「左派」，待解放後，早早地，我不是捲入胡風事件，就是成爲丁玲反黨集團一員。以我的思維，接近胡風的多，而以我生活的願望，則更傾向沉淪於無望的陷溺感的張愛玲。
遷徙流離半個中國
蕭紅活在中國近代動盪的大時代，她出生在中國最北方的黑龍江，死在最南方的一個小島──香港，中間遷徙流離直跨半個中國。蕭紅死的早，1942年，死的時候才31歲。
蕭紅只比我媽大上11、12歲，我媽年輕時從四川跑到南京嫁給我爸，再跟我爸跑到臺灣，爸爸怕共產黨解放臺灣，他和媽會被槍斃，我們孩子們要被鬥爭勞改，1980年代，全家都跑到美國。她和蕭紅一樣，只是遷徙流離的跨度更大。
蕭紅的一個孩子生下來就送了人，不知下落，另一個生下來就死了，都是女兒。大陸解放後，我媽留在老家的3個兒子，也就是我的哥哥們，1960年前就都餓死了，大哥死的時候不過十來歲。我是在蕭紅過世後11年在臺灣出生的，這11年，中國又發生了許多變化，蕭紅是來不及看見了。
我大妹50歲時癌症過世，說起來是十年前的事了。她的前夫在美國攻讀哲學博士學位的過程中愛上一個談得來的同學，大妹和他離婚了，那時大妹不到30歲，女兒才5、6歲，之後她一個人在加州帶着女兒在過着非常艱難的生活。大妹從不訴苦，信基督教後，反而常常喜樂。大妹過世前，癌細胞長滿胃腸，又滲入骨髓，無法進食，非常痛苦，她選擇放棄治療，住在安寧病房中，打嗎啡，不再注射營養劑，只能喝一點水。
我在臺灣，日夜恐懼着，生怕接到美國來的電話，說大妹走了。
沒想到拖了兩個禮拜，大妹還沒走，我想是不是奇蹟出現，就打電話給病房裡陪大妹的小妹和弟弟，問大妹會不會慢慢復原了，是否可以回家了。
小妹和弟弟說這是不可能的，因爲大妹已經進入了生命最後的階段，雖然神智還清醒着，但是整個人已經成爲皮包骨的一個骨骼架子了。大妹在安寧病房待了3個多禮拜，終於走了。她在加州洛杉磯火化的那個時刻，我在臺北家中算着時間，時間到了，我突然放聲尖叫、大聲哭喊：「我的大妹燒掉了！啊！我的大妹燒掉了！」
1934年12月，魯迅寫信給蕭軍和蕭紅，說到：「你們目下不能工作，就是靜不下來，一個人離開故土，到一處生地方，還不發生關係，就是還沒有在這土裡下根。……來信說到用我這裡拿去的錢時，覺得刺痛，這是不必要的。」蕭軍、蕭紅都是東北人，北方人到十里洋場的上海，不能適應是正常的，尤其是要做亭子間作家，起初沒有魯迅的資助、鼓勵和推薦，不要說成功，生活都有困難。
1935年11月，魯迅爲蕭紅的第一本書《生死場》寫序，魯迅這麼說：「記得已是4年前的事了，時維二月，我和婦孺正陷在上海閘北的火線中，眼見中國人因爲逃走或死亡而絕跡。……這幾天，謠言蜂起，閘北的熙熙攘攘居民，又在抱頭鼠竄了，路上是絡繹不絕的行李車和人，路旁是黃白兩色的外人，含笑在賞鑑這禮讓之邦的盛況。」
路旁黃白兩色外人
魯迅回憶起九一八事變以後1932年的一二八，日軍在上海突襲中國部隊，老百姓驚慌失措，流離失所。到1935年，日本侵華日益逼迫，謠言四起，上海人又成驚弓之鳥。魯迅的招牌式諷刺文字說「路旁黃白兩色的外人，含笑在賞鑑這禮讓之邦的盛況」──黃白兩色的外人應該是日本人和洋人吧！實在地說，咱們中國的政府與民間社會都缺乏吸取教訓和組織羣衆的能力，一而再地重複着受到攻擊、逃難、等待、安逸的循環。
蕭紅後來和魯迅很熟稔，1935年一整年，蕭紅常常往住在上海英租界的魯迅家串門子，和魯迅夫人許廣平一起包水餃，陪魯迅的5歲小兒子海嬰玩耍，那時蕭紅和蕭軍仍住在一起，蕭紅去魯迅家，好像蕭軍常常不在身邊，蕭紅非常愛蕭軍，但是蕭軍不能專情，帶給蕭紅很大的痛苦，蕭紅常常是孤獨、寂寞又傷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