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史話》西方史家看大清帝國 揮別帝制走向共和(三之三)
對多數的一般中國人來說，大清之結束也許在短時間內對其生活的改變不大。一位經歷過革命的上海工廠女工日後回憶，對她而言，事實上改變的只有貨幣單位—在革命過後，以銀本位國幣的元角分計價，而非清代銅錢的文，惟其薪資的購買力並未受影響。然而對其他人，特別是男性精英，這是一件具有深遠影響且令人不安的文化事件。
一位感時的學者以自殺作爲忠於舊朝、實行不可爲之理想的行動。直到1920年代，新國家各地仍有一小羣人拒絕剪掉辮子改爲現代髮型，原因包含對清代的尊敬，及對曾經自傲地留着辮子之父祖輩的孝心。更廣泛地說，清朝的結束對男子氣概帶來一種危機感，展現在對像女性纏足這種逸樂、病態慾望而如今政治不正確的舊文化遺存矯柔造作的懷舊情懷。
接受重新定義中國
大清帝國在性質上與之前各代相繼的漢人或異族王朝有所不同。作爲標準的近代早期歐亞大陸型態之多民族普世帝國，其在擴展「中國」的地理範圍，將如蒙古、女真、西藏、內亞穆斯林與其他非漢民族，整合成一種新型態、超越性的政治體上，取得驚人的成功。
漸漸地，中國士人開始接受此重新定義的中國，並認同其爲自己的祖國。
不過，當一種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的民族主義在19世紀晚期浮現檯面，主張民族國家應該建基於單一民族或種族的祖國之上，似乎便暗示了初生的中華民國是漢族獨有的領域。
然而，對諸多已接受清朝屬民認同的非漢民族，他們的命運又將如何？一些蒙古人幾乎馬上宣佈自己不願成爲中華民國的一部分。早在 1913年，東北就出現建立滿洲民族之主權國家的努力，而此後各種「滿洲國」相繼宣佈成立，直到包括那個在1932年建立，作爲日本附庸國，並由帝國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領導之規模龐大但失敗的想像共同體。西藏、穆斯林與其他分離運動直到21世紀初仍在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證明此清朝歷史的遺存在帝國滅亡後的整整一世紀內從未獲得滿意的解決。
爲了取代皇帝所彰顯的意志，更可被操縱、被爭取的「人民」利益現在受到召喚。對此問題之焦慮，加上個人的野心，無疑地驅使一些中國人支持那些不時出現、欲恢復帝制的嘗試，幾次打斷了民國初期的共和政體。如何將政治活動穩定化且正當化，在尚待建構的新秩序中一直是揮之不去的煩惱。
若把清朝視爲近代早期以陸地爲基礎之歐亞帝國的典型範例，我們可以說其在1911年的最終滅亡正是時候。羅曼諾夫帝國在幾年後的1 917年瓦解，鄂圖曼帝國在1922年正式結束前的十多年間便已先行解體。在20世紀科技轉型的世界，這些以近代早期模式建立的政治組織，在遭遇其他挫敗之際，似乎都蒙受了嚴重的「規模不經濟」(dis economy of scale)。
來看清帝國，這種循環中政治分裂的時期通常處於兩個興起的「帝國」之間(如漢唐之間的南北朝與唐宋之間的五代)，那麼也許191 1年就不如其看起來的那麼像是時代的里程碑。至少與其後的數十年相比，1911年的混亂與暴力並不那麼嚴重，而且也未有具備實際效力的中央政治體立刻起來控制大局。因此，清代「循環」也許要到192 7年的國民革命軍北伐、1937年的日本佔領，或甚至1949年的共產黨解放才真正地結束。
清帝國長久的政治特徵之一，是擁有較其社會與經濟規模來得小的正式國家機器。在這種省錢政府的制度底下，許多表面上似乎屬於政府部門的工作轉包給了當地精英(紳衿、村莊領袖、地方武力領導與商業上的牙人)或者團體(宗族、村莊、行會)。
雍正在位的1720年代晚期與1730年代初期，代表一種重新提高政府人員密度，且將政策執行「重新政府化」的努力，但是這個方向在其繼任者底下再度被逆轉，或者至少被忽視。只要清代能維持普世帝國的形象與狀況，且相對較小的外來威脅，這樣規模小但有效率的統治也許事實上是較穩固的行事方針。
嘗試重新建構國家
但是，當清帝國在19世紀中葉變得僅是國際間全面性掠奪戰爭的抵抗者之一，爲了在這種競爭的環境之下藉政治以求生存，一個更大、更強、介入更深的國家機器似乎就成爲必要。
1898年流產的戊戌變法是建立現代國家的初次嘗試，而20世紀最初十年的新政改革代表真正的開始。從那時開始到至少1950年代的「大躍進時期」(或許一直到後毛澤東時期對大政府的反省爲止)，中國更野心勃勃地實驗大政府，根本上扭轉了最早從13世紀的南宋以來所進行之國家限縮。若將這些嘗試視爲20世紀上半葉延續數十年的國家建構計劃，辛亥革命與其後的中國政治重建，事實上是很有次序地立基於新政時期建立的現代國家，而延續其發展。(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