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建新的六個“爲什麼”拍出新意勾連年輕觀衆
監製兼導演的《1921》將於7月1日上映
5年前接到拍攝電影《1921》的邀約時，黃建新知道自己又遇到了“硬骨頭”，對於打造過《建國大業》、《建黨偉業》和《建軍大業》的他來說，如何能讓《1921》拍出新意，黃建新覺得自己“壓力山大”。黃建新用“《1921》是2021年的《1921》”來定義這部影片，“距離《建黨偉業》已經過去了十年，我們必須要拍出新意，這樣才能和年輕觀衆產生勾連。”
電影《1921》將於7月1日上映，影片監製兼導演黃建新日前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採訪，講述了影片的幕後製作過程。
如何講述有新意的故事？黃建新坦承，尋找新意的切口是他接到拍攝任務前三年最爲頭痛的問題，“有一天我們討論的時候突然想到了一個全都熟得不能再熟的，但是卻從來沒有具體操作的一句話，就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全世界’那三個字。”
這三個字讓主創眼前一亮，查閱資料後他們發現，孫中山和列寧一直保持聯繫，十月革命之後，以列寧爲首的蘇維埃把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向全世界推廣，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就是受列寧的指示到上海。馬林來到上海後，日本共產黨、朝鮮共產黨、越南共產黨組織都是在上海跟共產國際接觸，上海又變成遠東的國際交匯地點。
更讓黃建新高興的是，“日本的協拍團隊和我們的策劃團隊一起在日本警視廳的檔案館找到了一個電報記錄，記錄了1921年6月30日，共產國際代表要在上海開一次會，日本掌握了當時開會的情況。”這段資料成爲支持電影情節的重要元素，因爲日本害怕這個代表大會阻撓滿蒙政策，於是電影裡呈現了代表們在“一大會議”前後化險爲夷的過程。
於是，有了中國、日本、共產國際等多方勢力的糾結，黃建新認爲這些故事連起來就構成了《1921》從頭到尾完整的情節，讓《1921》出現了故事片的特徵。“我們總是將歷史說得很抽象，《1921》希望通過1921年‘一大’召開的這個橫斷面讓大家看到歷史背景的豐富性，在上海展開不同層面細節的時候，它就衍生出了豐富性。可以說國際化帶來了電影本體的變化。”
爲什麼要強調“正青春”？
電影《1921》裡，來自五湖四海、平均年齡僅有28歲的熱血青年再現了百年前開天闢地的奮鬥故事。“這樣一批年輕人只用了28年，改變了中國幾千年的屬性，這是多麼大的力量。”在黃建新的眼裡，這些年輕人充滿朝氣，“我們老說一種青年的朝氣，一種向上的力量，實際上青年就是這樣的。我們希望國家以年輕有活力的形態在世界出現，這個希望就跟1921年時的他們的理想吻合了，這就叫擊穿，擊穿了一百年之間我們心裡的對接點。所以，我們把電影從國際化和正青春兩個角度來寫。”
在拍《1921》時，黃建新腦子裡一直縈繞着毛澤東的“爲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詩句，因此，他想以詩意化展現犧牲。黃建新說：“這個戲用了很多詩意化表達，不是一個簡單的敘事，它有很多意象的段落，比如，毛澤東跑步，我們一直做這個努力，從各個角度，用各種方法，通過細節切入，來做詩意化的表達，包括象徵主義的使用。”
黃建新表示，一部故事片，需要有情節遞進的故事，就得有核心人物，否則就是一堆鬆散的碎片，“我們把所有的資料研究到最後，發現有一個人能完成，就是李達。”
首先，李達被陳獨秀委託爲中共“一大”會議的組織者，通知全國代表來開會，籌備的整個過程他都參與了，“一大”中央局選出的三個核心人物就是陳獨秀、張國燾和李達；第二，李達大概懂四至六門外語，他跟馬林對話的時候可以直接用英文，日文也特別好，“另外還有一個事特別湊巧，1921年4月他剛剛結婚，所以他和王會悟的故事就爲影片帶來了愛情元素；第三，他當時在開辦學校，教革命理論，與學生接觸多；第四，李達跟毛澤東是老鄉，兩個湖南人可以展開我們想象的戲劇，這些滿足了我們電影作爲故事片的需要。”
爲什麼要讓毛澤東跑步？
黃建新和《1921》中扮演毛澤東的王仁君見面時，黃建新問王仁君跑步姿勢好看不好看？他告訴王仁君有一場特別想拍的戲，但是前提是王仁君得跑得好看。爲此，王仁君練習了7個月怎麼跑步漂亮。
回答爲什麼拍毛澤東跑步時，黃建新笑說這是他小時候讀《山海經》的感覺，“就是覺得那些頂天立地的英雄都是在追逐什麼。我腦子裡面覺得那是中國最遠古神話的英雄形象，很有魅力。毛澤東愛游泳、愛跑步，在片中設計他跑步，誰都不會覺得奇怪。”
黃建新表示，毛澤東跑步在片中有象徵意義，有美學因素，“毛澤東一輩子都在追尋馬克思主義精神，他的心胸那麼寬廣，我們怎麼樣展現？通過跑步這樣的小細節能夠進入他的世界，讓電影進入到一種情緒段落。他跑步時配什麼樣的音樂，跑動步幅，一分鐘多少步，加在一起可以跟我們看電影的心理律動合一，這是計算過的。升到多少格，跑到什麼程度，用多少景別拍，配什麼音樂能夠讓觀衆心理產生共振，激活觀衆心理的潛意識，觀衆有瞬間爆發的聯想，觀衆對情緒的聯想，會給你增加無限內容進去，這就是電影的方法。”
黃建新表示，沒有按照物理的線性時間觀去拍《1921》，是他特別想做的。“全世界的現代電影傾向於視角是任意轉換的，不停在一個客觀視角，一會兒進入這個主觀的世界，一會兒進入那個，這是年輕觀衆特別容易跟隨的東西。這次拍《1921》我們就說可以這樣。”
此外，黃建新認爲人們的記憶，以及心理的敘述，也經常比物理時間排序亂，“因爲裡面包含着情感因素，或者是你關注度的因素要高於物理時間。打破物理時間拍攝的最大危險，是你跳躍以後，觀衆接不上就會出現問題，但我認爲現在新的一代觀衆應該不會有問題。”
於是，黃建新就在《1921》裡大膽嘗試了一下，例如，開頭陳獨秀的一段就用了6個時空。黃建新認爲，這樣可能會給電影帶來一點新鮮的感覺，不會讓觀衆覺得冗長、老套，“你會把注意力集中到你所用6個時空創造的核心人物身上，這些都是從那派生出來的，焦點會下意識聚集。我們把這個段落剪出來給大家看，所有人都沒有產生疑問，我就覺得《1921》可以使用這樣的方式。”
爲什麼如此極致地追求細節？
在黃建新看來，細節就是確信度。“如果你細節都是錯的，大家會覺得你亂編。另外，電影的細節尤爲重要，它是通道，它有的時候是情感通道，有時候是敘事通道，有時候是交流通道。”
於是，劇組爲了找“一大”開會的花瓶就找了700多個，鏡頭中是否符合年輕學生臉的標準也被認真考慮：“眼神不像，沒有青春激揚的生命和單純感不行。”
劇組還在車墩影視基地1:1地復原了一大會址、二大會址、《新青年》編輯部、博文女校等場景。黃建新要求精細得一磚一瓦都要原汁原味地復建出來，讓演員和觀衆立刻有一種沉浸感。
黃建新表示，在所有細節中最重要的叫“戲劇性細節”。“這個細節會影響人們的情感和左右情節的發展，是我們要特別下功夫的細節。比如，有一段戲是李達跟國際代表見面以後，因爲看法不同有衝突，他回到陽臺，在整理思緒，抽菸劃火柴時突然發現這個火柴是日本製造的。這樣一個細節的強調，你就會立刻感覺到李達的心情，他覺得很悲哀，‘我去燒日貨，火柴是日本製造的，我們連火柴都沒有’，這個細節就交代了很多事。”
影片將於7月1日上映，黃建新對《1921》的這番苦心與匠心，觀衆能否理解？黃建新坦言只能交給市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