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
遙望 ⊙圖/王佩娟
一般人想起故鄉,常是甜蜜又溫馨的事,因爲總是跟母親、家人或自己的童年有關。但我想起故鄉,就免不了有徬徨、猜疑的成分,情緒不是那麼安穩的,因爲我不確定自己的故鄉究竟在哪兒。
我出生在抗戰末期,出生地在湖南的辰溪。我父母都是浙江人,抗戰時家父隨服務的兵工廠遷居湘西,那裡崇山峻嶺,是個出土匪與趕屍客的地方,似乎是華夏文明的盡頭,看沈從文早年小說的描寫,就可知大概。
沈從文寫的辰溪,其實是有文化也有文明的,因爲在文明的盡頭,總會在主體文化之外又開啓了新的一章,那邊的人活得痛快、死得爽朗,從不扭捏作態,一切都比其他地方的中國人放得更開些。沈從文一篇小說寫一對夫妻恩愛,但湘西山窮水盡,男人賺不上錢,得靠女的到鎮上船家做營生來養家活口,女的做的是船妓,卻也做得義正詞嚴,一點沒見不得人的味道。幾次男人來看她,正好女的有恩客在,男的一人獨坐船尾艙板,吸自己卷的香菸,或跟鄰船船家搭訕,耐心等女人做完出來,再跟她說話。我每讀到這段,都心中大慟,才知道我們一直被我們認可的文明捆綁,與洪荒且真實的世界,距離有多遙遠呀。
我的故鄉是辰溪嗎?應該是吧,多數人的故鄉就是指他的出生地。但我在抗戰勝利後,就隨父親的兵工廠遷離辰溪了,父親在我們遷徙之前死去,我對父親與辰溪一樣,只有模糊的印象,具體的事一件也記不得了,三四歲的孩子會有什麼記憶呢?
抗戰結束後,我與母親與姐妹搬到武昌大約住了三年,我們在武昌時候是租屋住的,是誰出錢租房子,我當然不知道,我們沒父親仰仗,經濟條件差可以想像。我記得我曾跟我三姐各背一個「洋油箱」,到知名景點黃鶴樓公園撿拾香菸頭(當地人叫它香菸屁股)與橘子皮,是遊人丟的,撿拾來的都有人來收,我們所賺的,當然連蠅頭小利都算不上。
我也記得我們家住在離長江不遠的一個巷道間,當時沒有自來水,要人從長江挑水來賣給我們。江水不乾淨,大人會先拿明礬在水中攪混,等雜物沉澱後水纔可用。冬天缸裡的水面都結凍成冰了,得使力敲碎浮冰才能舀到下面的水,我記得的都是這類的小事,大事一件也不記得。
還記得巷內一家的一位大姐姐,留着一雙長辮子,人長得也好看,喜歡帶附近的女孩子在她家門口跳繩踢毽子,一天不知怎麼死了。她家人把遺體放在一張門板上,頭對着巷口,前面插着香,不知爲何,又在她的頭上蓋着一張蠟黃的薄紙,我跟別的孩子跑去看,不巧那張黃紙飛了,露出她擦着紅粉的臉,雙眼閉着,跟睡着了一樣,並不嚇人。她家人跑來,罵開我們,重新幫她蓋上紙,當時的我不懂悲傷,也不懂真正的喜悅,所有感覺都很表面。
後來我六歲了,跟我三姐一同到蛇山山腳的一家小學去上學,上的什麼,我都忘了。只記得上學時,三姐把有燕子圖案的陽傘,張開旋轉,像有羣燕子在頭上飛,我求她給我轉,她不肯,她唱了一首名叫「燕子」的歌給我聽,歌詞裡有:「燕子啊,你來自北方」。那羣燕子在我頭頂只飛了很短一陣,便聽大人說武昌要「失守」了,我們得快快離開。後來想,武昌算我故鄉嗎?我也不能確定。
之後我們展開了不斷的「逃難」之旅,從湖南、廣東到海南島,最後輾轉到了臺灣,旅程中變化莫測的遭遇都令大人心憂,卻總讓小孩興奮不已。最後的落腳地是宜蘭的羅東,我在那兒從國民小學三年級讀起,到把高中讀完,直到後來讀大學才離開。在到羅東之前,算是我的童年吧,而到那兒之後,就算是我的少年到青年了。我在羅東連續住了十年,幾乎沒離開過,旅行當時是豪奢的事。
二姐夫是軍人,我們隨二姐住在鎮南的眷村,所居逼仄,最初是茅草頂,吃飯時常有蟲會掉到碗裡,還有一種垂絲的小蟲會掉到人的臉上脖子上,特別讓人不舒服。眷村門口有條沿溪的小路,與大街相連接的路口有家打鐵店,還有家有兩個門面的棺材鋪,再過來有家雜貨鋪,之後便是一叢叢的竹林了,溪邊間隙還有野薑花。清澈的溪裡荇草擺動,荇草之間藏有小魚與蚌殼,小魚以溪哥仔與鯽魚爲多。溪邊有幾塊鋪平的大石頭,是附近婦人洗衣的地方,當時婦人還常用木杵敲打衣服,也喜高聲說話,早晨的溪邊喧譁得很。後來讀到唐詩,其中有「竹喧歸浣女」句,才知道洗衣的婦女自古以來都是很吵的。
就在與我家更近一點的溪邊路旁,停着一臺舊式的卡車,車身漆成海軍灰,上有明顯的日文,應是日據時代留下的,車牌則是民國時代的,車號我一直記得,是15-2955,可見光復後這輛車開過。但不知什麼原因,我自一九五一年搬到羅東到我後來讀初二,幾乎經過了五六年之久,似從未見它移動過,羅東多雨,夏秋之間又多臺風,眼見它鏽跡斑斑的到全車快被侵蝕光了,從無人理睬過它。直到我升初三暑假母親過世,一次我經過路邊,發現那兒風景大變,才知道卡車已被移除掉了,地也鋪了柏油,而竹林與野薑花也隨着沒了。四周的世界,白天嘈雜,晚上十點過後,就安靜下來,躺在牀上,聽得到十公里外的利澤簡那邊海浪拍擊沙岸的聲音,像夏日遠處的隱雷一樣,只是比雷聲規則,隆隆作響,一波接着一波。
那十年,世界變化之大,卻完全出乎想像,包括兩岸對峙與接踵而來的韓戰,韓戰過後又有越戰,臺灣都因地緣關係被牽連進去,一九五八年的八二三金門砲戰,更是臺灣的危急存亡之秋,因爲那便是直接開戰了。所有的困局與危機都與戰爭有關,首當其衝的是軍人,這麼說來,眷村的男人,是隨時會喪命的,所以四周一直有一種特殊不安的氣氛,只是大人怕一語成讖吧,從不把話明說出來。
眷村南北東西的人都有,家居狹隘又幾無隔音,眼色與耳語也都藏不住的。婆婆媽媽平日關心的是自家長別家短,男人在戰場或外地的事她們不懂,但碰到一家有男人從外島回來,四周便有老店要新開了呀、久旱逢甘霖了呀的蜚短流長了,隱語中帶着情色與狠毒,就連小孩也理會得到,眷村的孩子比起外面的總是早熟些。
但眷村之外,世界就不同了,一般人對當時的險巇,都沒察覺到或者根本無動於衷,像顛簸山路上的卡車運送雞蛋,看的人都擔心它會碎,而雞蛋是不會有此自覺的,最後好像也都沒碎呢。早先的羅東曾因林業繁華過,酒家與茶室特別多,我住的眷村旁的小溪對面,曾有一整排街被稱爲「風化區」的,那兒夜夜笙歌不斷。飲酒作樂時總有一種叫「那卡西」的小型樂團伴奏,樂器多是手風琴加吉他,是日據時期留下的習慣,上了年紀的客人喜歡唱日本歌,年輕的唱臺語歌,但兩者相差不遠,因臺語歌百分之九十都是從日本歌翻唱過來的。不論哪種日式歌曲,總帶着些莫名的悲哀情調,揮也揮之不去的,有點像舒伯特的音樂,歡樂的場合唱那種歌更讓人覺得憂傷,尤其是從遠處聽。
我在讀一般國校不滿一年後,因圖省錢,轉學到二姐服務的被服廠附設的小學,這所學校不但學雜費全免,還有制服供應,福利比一般學校要好些。被服廠是從南京遷來的,老師與學生以南京人居多,他們的話中多帶有不少南京口音。
小學設在鐵路旁,原是一座廢棄的鋸木廠,校舍是幾間大小不一的木造建築。鐵路地基高過教室屋頂,每天看到那些黝黑的蒸汽車頭拉着整列火車在頭頂排山倒海而過,車頭毫無節制的冒着黑煙與蒸氣,還有浮誇的鋼鐵相擊的聲響,是我少年時最盛大的節奏與場景,對我一生的衝擊很大。相形之下,四周的老師與同學都很一般,不算有什麼太特殊的。
有件事我一直忘不了,我五年級時被莫名其妙的拉去演話劇,話劇演的是游擊隊在敵後作戰的故事。派我演的是一個老人,劇中要我講的話不多,正式上演時,我要不時用手去按住那個沒被膠水黏牢的鬍子,令我喪氣不已。
我由同班的一個女生攙着,劇中只聽她不時喊我爺爺,她這樣喊我讓我不很開心,但劇本如此,也沒辦法,而我一生從沒被一個同齡的女生攙扶過,短暫的肌膚之親,也讓我一度想入非非。
那段時候我沉迷看牛哥的漫畫,都是描寫敵後打游擊的故事,牛哥漫畫題目都帶個牛字頭,如《牛伯伯打游擊》、《牛小妹》等,我當時太投入了。正式演出結束的那晚,卸完妝的她突然問我可否送她回家,她公然示好讓我受寵若驚,也讓我意亂情迷起來。她的父親是被服廠的高層,住在高官住的「金陵四村」,到她家有段黑路要走,快到她家時有座木橋,走上木橋時,她因害怕伸手過來讓我牽,這事讓我心旌盪漾。我千不該萬不該在那時候生出了膽子,就是描寫黑道小說裡常說的「惡從膽邊生」吧,問了她不該問的問題,我問她想不想長大後跟我到新疆去打游擊呢?一問就後悔了,而她先是頓了一下,隨即愉快的說好呀好呀!這回應讓我稍安了心。
不料第二天到學校,教室裡幾個同學圍着她竊竊私語,一個比我年長的男生走過來說,你還要帶女生去打游擊啊!我當時的處境,只能用五雷轟頂來形容,我第一次體會個人隱私被攤開後的羞愧,而更大的殺傷在於我顯示了自己的幼稚。那次的被出賣,對我一生的影響很深,形成了我一些不正常的人格,讓我之後一直畏懼跟同齡的女性接觸,當然還有其他負面的影響,包括故步自封與逃避,直到我完全成年後才逐漸消失。
她對我的傷害,也許是無意的,她只是顯示了她天生的心機與自居比我高一等而已,而少年的我分辨不出,其實我周圍的霸凌不斷,當時人比較遲鈍,也不太會把羞辱與霸凌當成嚴重的事。不過一些屬於生命層面的智慧也在痛苦中成長,我一路走來,總是跌跌撞撞的,古人不是說「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嗎?雖然傷害我的事不少,安撫與鼓勵也是會有的,安撫與鼓勵多由我不斷髮現的文學與藝術帶來,有的是老師或朋友的指引,有的是自己無師自通的領悟。
我得感謝那些無意中得來的傷痛,包括那位演我孫女同學給我的,那些傷痛顯示我脆弱而易感,我因有這些特質,比較能接受文學與藝術的滋養,而我貧窮與幽暗的生活,又讓我像冬日懷抱着一團黑色棉絮,容易吸取來自別處的光與熱。啓迪一直是有的,一切都很緩慢,儲備能量需要時間。我從小學到高中,碰到的老師同學正面的居多,不那麼正面乃至負面的也不少,整體而言,我置身的是良窳不齊又龍蛇雜處的社會,不論空間或時間,都欠缺秩序,誰要我碰到的是個混亂無比的時代呢。
那是我處身在羅東,後來我到臺北讀大學,因爲我說的閩南語中帶有點宜蘭口音,別人常會問你宜蘭人嗎?我點頭承認,再問宜蘭哪裡呢?我會說是羅東。我確實是把羅東當成故鄉的,羅東是不是我的故鄉呢?我之前曾說是的,要是你現在問我,我又有些遲疑了。
故鄉是指土地、土地上的動植物、空氣陽光還有地上的人是嗎?如果不是,又該是指什麼而言呢?七八十年後,臺灣經濟起飛,社會的諸多面相(當然包括內容)也隨之大變。我之前相依的親人已先後去世,我好幾次回鄉參加初中同學會,少年時代的同學已多人不在了,其他的人跟我一樣都老了,人世的變化何其大。如果沒有親人、故舊,就算同一地方,還能算是故鄉嗎?何況連地景也變了,一次興奮的回初中母校,看到的全是新建築,不要說舊的片瓦不存,連盪漾在空中的空氣都全然是陌生的,學校四周原來的稻田與竹林,已成了壅塞的街巷,我住過的地方,早已沒了之前的痕跡。
我曾在任教的學校問過一位來自中東的朋友,問他會不會懷念故鄉呢,他說想家人是會的,但對故鄉就比較模糊了,原來沙漠沒有固定的地景,那兒的山川風貌隨時改變,所以遊牧民族是不太講故鄉的。我才恍然,一切懷舊都是傳統農業時代的遺物,已進入日行千里的工商時代了,我們對故鄉的想法也得調整纔對。
但也許上了年紀,要調整並不簡單,明知思之無益,對往事仍不太能割捨,尤其在獨自一人的時候。我特別懷念羅東舊家門口的那條小溪,那是我童年與朋友習泳的地方,可惜它深埋地下,已成了條陰溝暗渠了。那條小溪對我而言非常重要,沒了小溪,就沒了潺潺流水,也沒了岸邊的竹林還有成叢的野薑花,沒了小溪,也沒有水中擺動的荇草與溪邊喧囂的浣衣女人。沒了小溪,也沒有「對岸」,就沒了成排被稱爲的「風化區」與其中的歌舞昇平,沒了對岸的歌舞昇平,便沒有我危機四伏的童年。
沒有我危機四伏的童年,那裡還能算是我的故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