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京籍家長爭取異地高考 老師勸說不要鬧
本站教育訊 據《中國週刊》報道，三年以來，爲了能讓隨遷子女在北京升學讀書，這羣非京籍家長以“教育平等公民聯合行動志願者”的身份奔走呼籲。而網絡上，他們被一些反對者稱爲“異鬧”。
“我不會在意這些攻擊。”第一批志願者的代表胡楊說道，“我們會繼續爭取權利。”
“你們得自己爭取權利”
12月1日下午，北京的天空飄着零星小雪。海淀黃莊地鐵站附近的某個飯館裡，坐滿了三大桌表情凝重的中年人。早就過了午飯時間，但飯菜卻沒動幾口。
在座的人們身份各異：外企高管、科技工作者、工廠職工、個體商戶或者進城務工的農民。他們的孩子，或跟隨父母在北京生活多年，或本就在北京出生，有的剛剛升入小學，有的已經高三即將面臨高考。這一天，北京市高考報名啓動，但市教委還沒有出臺相應的異地高考政策。
到場的每個家長，都在一份取消高考戶籍限制的活動倡議書上籤下名字。這份倡議將送往相關部門進行審批，如果通過，這將是“教育平等公民聯合行動志願者”成員們，爲推動異地高考而進行的最大規模的呼籲活動。
簽完名的幾個女家長聚在一起，訴說着各自的遭遇。一位高三孩子的母親邊說邊掉眼淚，她從小在北京學習讀書的兒子，即將被送回四川老家參加當地高考，因爲教材、授課進度不同，很有可能面臨復讀的境遇。
坐在邊上的胡楊，彷彿看到自己三年後的遭遇。她的女兒小雨今年初三，在北京一所重點初中讀書。
作爲“教育平等公民聯合行動志願者”最早的一批成員，她已經努力了三年。到了高考報名的節骨眼上，她還是沒能等來期待的結果——那些北京讀書生活的非京籍隨遷子女，依然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在北京參加高考。
“戶籍成爲不可逾越的門檻。”胡楊對此深有體會。在她看來，戶籍本不該成爲限制自由遷徙的桎梏。
她的父親原本是江蘇人，五十年代初因支邊才落戶新疆，她一出生就成爲了新疆人。1998年，她的女兒小雨在新疆出生。2000年年底，丈夫離開新疆去上海工作，2003年調到公司駐北京辦事處工作，2004年又以技術人才的身份拿到了上海戶籍。同年8月，飽受兩地分居之苦的胡楊辭了新疆的工作，帶着女兒來到北京，同丈夫一同生活。
團聚後第一件事兒就是找小學。第一所小學要求繳納贊助費，胡楊要求出示發票和收據，對方不給，還和她吵了一架。第二所學校特地成立了一個藝術特長班，專門向外地生家長收取贊助費。心直口快的胡楊直接找到校長一番辯論。
“校長讓我說得啞口無言，免去了贊助費。”她告訴記者，“最後只交了200元借讀費。”她至今還記得，年級裡京籍孩子和非京籍孩子被分爲兩撥不同的班級，小雨所在的那個藝術特長班上沒有暖氣，冬天上課都得穿棉襖。
一晃五年多時間過去，2009年胡楊面臨了新的難題——北京市教委並未出臺關於外來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在京享受九年義務教育的明確政策。小雨無法按照北京小升初的政策，通過派位的方法升入北京的初中。
年底，焦急的胡楊求助於章冬翠——這位浙江婦女曾因呼籲非京籍子女教育公平問題，而廣受媒體關注。章冬翠介紹胡楊等幾位家長，向律師許志永諮詢。
“你們得自己爭取這個權利。”談話的最後，許志永告訴幾位家長。
“簽名”的力量
胡楊沒有想到，短短三年時間裡，他們的力量由幾個人發展成爲十幾萬人。
2010年3月，在幾位學者的建議下，她和“陽光”（網名）、“自由”（網名）等幾位家長，開始上街進行徵集非京籍孩子小升初同城待遇的簽名活動。
最初的簽名單上，印着《外地孩子在北京接受平等義務教育問題探討》的文章，留有簽名者姓名和聯繫方式的空格。
此時小雨已經上了六年級，班上的外地孩子大多都因爲無法參加派位回到老家。剩下的十多個孩子被分流到另外兩個班。“當時留給我的時間不多了。”胡楊不願意經受母女分離之痛。她也考慮過託人找找門路，交一筆擇校費，或者先上一個私立初中。但最終他還是選擇走上街頭，讓更多人知道他們的遭遇。
抱着厚厚一沓16開的簽名單，攔下一個個路人，換來的大多是不解的眼神和冷嘲熱諷。
最早的活動地點是在海淀區金五星批發市場，商戶們大多都是來北京做生意的外鄉人。“這可能麼？”他們聽了胡楊的講解，往往會下意識地問道。但他們大多表示支持，在表格上留下名字和聯繫方式。一個上午就徵得了50多份簽名。
這時候，市場管理員趕了過來，沒收了胡楊的簽名單，並把他帶到了辦公室進行盤問。兩個多小時的時間裡，無論她怎樣解釋，那位市場管理辦的負責人就反覆強調一句話：“外地人都來北京了，我們怎麼辦？不行！”
相同的情況發生在雙榆樹公園裡。一位五六十歲的老大媽聽說了胡楊的來意，立馬換了一副表情：“現在北京物價也高了，房價也高了，都是你們這幫外地人炒的，趕緊走！”而一位老大爺用實際行動表達着反對的態度——胡楊走到哪，他就跟到哪，勸說那些停下腳步的人們不要簽名。
“反對者的主要態度是，如果外地孩子可以與京籍孩子享受同樣的升學待遇，自家的孩子會受到影響，擔心競爭不過（非京籍孩子），搶佔了他們的資源。”胡楊做出總結，“而願意簽名的北京本地人，往往有兩種特點：家庭條件較好，孩子的學習成績較好。”
除了簽名，他們還經常跑到海淀區教委諮詢政策。一位負責領導操着安徽口音拒絕她們的請求：“你們既然自己選擇到北京來，就要忍受北京的政策。”
後來胡楊得知，這位領導同樣來自外省市，爲獲得北京戶口費了很大的勁兒。“就跟公交車上的佔座心態一樣。”她評價道。
與此同時，不斷有新的非京籍家長加入到他們的隊伍中。一個月下來，他們徵集了2200多個簽名。4月底的時候，30多位家長和幾家媒體來到海淀區教委，拿出了這份簽名名單，集體要求執行隨遷子女小升初同城待遇。在此之前，胡楊前後一共跑了8趟北京市教委。
幾個星期之後，北京市教委出臺政策，表示“只要是在京居住半年以上的非京籍子女，將保證其在京入學和接受教育”。除豐臺、昌平和通州三個區，其他區縣均公佈非京籍學生可享受派位、推優、特長生選拔等權利的政策。
教委負責人告訴他們，派位的範圍要擴大到5平方公里以內，派位的學校也由4所增加到7所。“他們告訴我，如果前四所排位學校的北京孩子排滿了，你們的孩子就排後面的三所。”胡楊回憶道，“但只要能夠讓孩子派位，我就滿足了。”
就這樣，孩子順利的升入了北京一所初中。
同年6月份，非京籍家長們開始爭取取消高考戶籍限制的簽名。到了7月份，他們徵求到了4000分簽名，有近2000位家長加入到了他們的隊伍。每個月的最後一個週四，他們定期拿着簽名去教育部反應情況。
當胡楊再一次走上街頭的時候，情況多少發生了改觀。
某次在中關村徵求簽名，一位外地家長說道：“我的孩子本來都要送回老家的初中了，不然就要交30萬的擇校費，現在告訴我們可以派位了！感謝，我也參加！”
第二頁：“告訴你媽媽，不要再鬧了。”
“告訴你媽媽，不要再鬧了。”
胡楊至今還記得女兒眼淚汪汪的樣子。
那時小學六年級的時候，小升初“同城待遇”的政策還沒有下來。班裡就剩小雨一個非京籍孩子了，同學們都高高興興的填寫了學生信息卡，爲派位升學做準備，而上海戶籍的她卻沒能報上名。
回到家，女兒一言不發，留着眼淚坐在牀上。許久，她才哇地一聲哭出聲：“媽，我要到有戶籍的地方去，沒有戶籍就是低人一等......”
“她當時纔不到12歲，就說出了這樣的話。”胡楊聲音低沉下來。萬幸的是政策鬆動，小雨獲得了在北京派位升入初中的資格。
2011年初，胡楊等家長繼續上街徵求簽名。
一個寒冷的冬夜，她和另外兩名家長在五道口附近一直站到了晚上十點多。她們舉着一個“教育公平”的小橫幅，吸引了不少過往路人。過了一會，有城管前來驅趕他們，被迫換了地方。不少來北京讀大學的學生聽了她們的講述，紛紛簽名支持。一個東北口音的老大爺接過她手中的條幅：“姑娘，天多冷，我幫你舉着。”
這溫馨的場景讓她感動了許久。
一月底，胡楊等幾位家長以“北京教育公平家長志願者”代表的身份，向教育部第七次提交了建議書，並向100多名市人大代表寄送了取消中高考戶籍限制的呼籲書和15000人的簽名冊。兩會期間，13名人大代表聯名遞交了“合理解決非北京戶籍居民的子女參加北京地區中考和高考”的提案。
教育部隨後作出迴應，表示正在研究解決的辦法——“很快會有個方案，目前正在和上海、北京研究。”
7月份，國家教改辦的一位領導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滿足一定條件（父母在該城市居住一定年限並納稅，孩子在該城市完成義務教育和高中階段學習年限）的隨遷子女，有權在居住地參加高考。但同時也他強調，這項工作目前還沒有“具體的時間表”。
經歷了一年多的等待，已經初三的小雨上要面臨中考了。但總有聲音提示這個女孩，你依然很難在北京繼續學習。
因爲胡楊和丈夫都沒有在北京的綠卡“工作居住證”，女兒沒有資格參加北京的中考。當時這個家庭還有另外一個選擇：回到上海，女兒能正常升入初中並可以在上海蔘加高考。如果這樣，則又要與在北京工作的丈夫過上兩地分居的生活，而在北京生活了9年的小雨則要面臨一個陌生的城市。
“沒有綠卡，一律不收。”胡楊嘆了口氣，“今年中考，14000多名孩子都因此回了老家，學習再好也不行。”
更讓她覺得難過的是，儘管經過呼籲，外地放孩子可以通過派位升入北京的初中了，但北京“幼升小”的政策又卡嚴了。很多學齡孩子的的非京籍家長向她反應，相應小學一聽他們沒有北京戶口，隨即告訴他們：“學校滿了，進不去。”
胡楊本身也經歷着同樣的打擊。今年的7月份，在教育部門口，因情況混亂，她被警察帶到派出所協助調查。擁擠中，她跌倒在地，眼眶被嗑得紫青了一大塊。
回到家後，小雨看到一瘸一拐的媽媽，告訴她：“媽媽，我會努力學習的，您不用再爲我爭取什麼......”
今年11月上旬，小雨被老師教到了辦公室。老師對她說：“回去告訴你媽媽，不要爲了異地高考的事情再鬧了。”
這個個性安靜內向，成績一直穩定在全班前三的女孩，回家後哭到了深夜。
我們不是“異鬧”
而老師的另一句“來北京白吃白喝”，幾乎讓小雨崩潰了。
12月初，數學老師在班上告訴這個女孩，她的父母並沒有在北京交稅，屬於“來北京白吃白喝”，沒有爲這個城市做貢獻。當時，全班的同學都看着她。
回來之後，小雨告訴胡楊：“媽，哪怕今年政策可以，我也不想再北京中考了，讓我回上海蔘加中考吧。”末了，她還是哭了，開始質疑：“我們天天說北京精神，我怎麼一點體會不到包容、厚德？”這個身高已經長到1米67，皮膚白皙的漂亮女孩，第一次想“離開這個城市”。
聽到這話，胡楊感到一陣來自心底的無力感。
相對於其他在京工作的志願者家長，她的家庭的確有些不同。她已經成了全職太太，而丈夫屬於公司派往北京辦事處的技術人員，向上海繳納相應的稅款和社保。“我丈夫負責北京部分地鐵的網絡調試工作，經常半夜忙到兩三點纔回家。10號線和6號線調試的階段，他時常一個多星期不回家。”她問記者，“這算不算爲北京做了貢獻？”
這位心力憔悴的母親，還是看到了一絲希望。如今，“教育平等公民聯合行動志願者”已經徵集到了10多萬人的簽名，吸收了北京、上海、廣州等地近3000名志願者，並擁有了58個QQ羣。2012年6月22日端午節假期，近300名志願者，在北京海淀、朝陽、豐臺等65個人員密集的區域發放了106000份《我們是新北京人》的宣傳冊，引起了媒體的廣泛關注。
2012年8月30日，國辦發〔2012〕46號文件《國務院辦公廳轉發教育部等部門關於做好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後在當地參加升學考試工作意見的通知》中強調，各地要保證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之後，在當地參加升學的權利。
隨後的幾個月裡，全國各省陸續公佈了各自的異地高考政策，北京目前未出臺明確的政策。爲此，志願者家長們曾多次找到北京市信訪辦反映情況。
10月上旬的某天，信訪辦裡的非京籍家長，與反對異地高考的北京市民相遇了。當天下午，七八個年輕人在下午陸續到來，用手機或相機悄悄拍攝這非京籍家長和他們的車牌號。“大家不知道來者何人，一時間都不敢說話了。”胡楊回憶道。
但雙方並沒有直接對話，年輕人們在屋外默默地站着，家長們在屋內觀望——一直到信訪辦工作人員通知大家“領導因故來不了”後，這場對峙才結束。
當晚，幾位簡介中寫有“國安球迷”的網友，在微博上發佈了當天的照片，稱來到信訪辦的目的是“打消異鬧們的囂張氣焰”，告訴他們“老北京人還沒死絕”。這是反對者們第一次以面對面的形式集體面對非京籍家長們。
“我們是沒有北京戶口的北京常住居民，同是中國公民，同是所在城市納稅人。”胡楊按《教育平等志願者行動問答》手冊解釋道，“我們不是在爭取教育特權，而是爭取孩子隨父母生活的天然權利。”
《問答》提出了設想的隨遷子女輸入地高考方案標準：隨父母在經常居住地（連續工作和生活一年以上是經常居住地）上學，至高中畢業3年以上連續學籍（北京、上海四年）的非京籍學生，高中畢業即可在經常居住地參加高考和錄取。其中還提出了避免高考移民的建議：考慮到歷史形成的地區教育水平差距，爲避免短期內非理性高考和教育移民，教育落後省份報考資格需要三年連續學籍，北京報考的資格是四年連續學籍。
最近，志願者們正試圖聯絡到一些反對異地高考的京籍家長代表，希望雙方能坐下來聊一聊，“排除誤會”。
“我們都是孩子的父母，我們不是‘異鬧’。”胡楊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