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創傷的演出
「本質上具有表達性的社會行動，是些可重複的社會行動。而在這類可重複的行動中，演員在自己的個性與他要想展現給他人的言語或衣着之間保持了距離。……演員必須傾全力找出支配自然世界的那些基本形式；演員要將這些形式提煉出來。……找出那些可重複的表達形式後，他便能夠將某種短暫的秩序帶入他們的感知之中。」——桑內特（Sennett），《再會吧！公共人》（The Fall of Public Man）
1月16日下午，香港立法會外近萬市民聚集。當天已是月內第三回巿民以如此規模，抗議一牆之隔的大樓內立法會的高鐵規畫撥款審議。行將表決前，靜坐中的市民在呼籲下站起，逆時針繞大樓慢行。相較一般示威，此舉彷彿是種儀式：既不是直勾勾地邁向政權核心地標的隊伍，抵達後稍事休歇隨即散去；也不是大刺刺衝擊緊鎖的公共機構大門，以直接力度表達對苛政不滿。這是一道緩慢堆疊的肉身，安寧地重踏前行者的每一步，然後一同回到原點。
萬人苦行︰悲傷城市的行動高潮
慢行名爲「宇宙大苦行」︰每人清楚知道自己在「模擬」苦行，哪怕只是粗糙的模擬——一切緣於一羣以「八○後反高鐵青年」爲號召旗幟的朋友，發起並斷續於嚴寒天氣下進行了一整月的苦行。
由鼓手拍打出心中的節奏，苦行者雙手捧米，每走廿六步，鼓聲停止，苦行者在「絕對」的寂靜中伏拜在地，身體捲縮只裸露雙手︰「苦行」已成爲這城近來著名的抗爭形式。在行動的再現上，市民與傳媒的好奇，固然把苦行青年在主流標籤下推至意義和力度的邊限；而在場景裡，苦行隊伍橫越了香港最喧鬧稠密的中心，被緊繃的行人「穿透」而更顯堅定。鼓手周思中曾撰文指他們彷彿打開了城市中麻木的盒子，在積極營生而產生「有意識」幻覺的人羣中泅遊。直如資本主義社會的核心是商品拜物教的意識型態結構而非營役的人，周氏發現穿梭的青年也非苦行核心，個人、隊型、節奏及共同專注等組成的無意識結構纔是抗爭行動的蘊涵——在這跟意識型態同構又意旨相悖的行動裡，人的妄想在其中照現。
香港人作爲演員︰轉化個性．複製行動符號
若要嘗試說明這班苦行者、「八○後」，以至近年城市規畫與本土運動的文化人正在催生一種怎樣的新文化，我會首先通稱他們爲演員；他們是我城愈發精銳的演員隊伍。這絕非意在指斥其「虛情假意」，而是嘗試分析這種表達的形式特徵︰在都會生活，身分建立、形象塑造已成爲了重要內容，尤其在公共生活裡，情感呈現更往往意味着自覺設計。更積極的是︰「演出」並非渡向個人形象塑造，相反，在角色的進入中，它意味了參演者跟個性和經驗保持距離，並由此啓動對集體的思考。
早期城市研究中，盧梭是其中關鍵的學者。他指出環境賦予了國際都會巿民「必得表演」的生活；陌生人之間只能從外表彼此認識，「人們透過操控自己的外貌，來爲自己編造出一個位置。」（桑內特︰《再會吧！公共人》）可以說︰企圖以城市主體化爲命題的香港本土運動裡，文化人和街上匆匆的行人正在演出對手戲。與苦行者相同，行人的步履也重複且符號化。
沿此出發，運動的積極推手或現存秩序的反抗者，又何嘗不是賣力「將某種短暫的秩序注入他人感知」的演員？苦行被複制，由數人至數百名大學生、中學生，到萬人「宇宙大苦行」——它建立了動作和節奏，複製者先受到這簡潔的儀式感動，然後親自模擬一次，再模擬許多次。
可重複的動作看似機械，傳遞的情感卻複雜多義。它衝擊着都市習性——在街上我們往往自以爲是全知、主動、創造的讀者，雙眼盡收意義，但求急促生活下的雙腳能飄飛，可雙腳卻因此最被忽略。現在︰因爲苦行者捧米而小心翼翼、重心下沉的身軀，因爲消耗、疲累甚至發出痛楚聲音的膝蓋，因爲踏遍土地而昏黑的腳掌，讓我們重新注視雙腳。靜靜地，苦行者的腳以步伐的累積倍大了都巿生活中追逐物質的代價。
然後廿六步一伏拜更推高張力：地面從來是城市最髒亂的、最不能據爲己有，也因此最無關（irrelevant）的部分。如今苦行者透過脆拜直接親吻它，蜷縮的身體把個人特徵埋藏，「大地孕育了手中米」成爲畫面信息：不讓白米散落一地，這是對農業生活及相類的直接的勞動形式在社會的無可挽回的缺席的嚴正哀悼。
定鏡以外同樣震撼的是它不在現場的哩程。演出者深深明白，即使是社運同道，也只能捕捉個別時刻︰更多時候演出沒有觀衆。在暗夜在人煙罕見的馬路上，自由的人仍舊遵奉重複的紀律。新自由主義常常宣揚「努力便會成功」；而苦行者正是以血肉實踐此迷思，印證與否證的力量同時展現。再者，沒有觀衆的演出，與其中拒絕犬儒的強悍，其實也是觀衆清楚的︰背城借一的決心構成了演出者與觀衆的共感，生產了社會意義的情感連帶（social bond）。
（文轉B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