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坐鎮武漢 華中擎天一柱
蔣先生便說：「只要共黨一有和平的誠意，能作確切的表示，政府必開誠相見，願與商討停止戰事，恢復和平的具體方法。」至於政府對和平的基礎，蔣先生提出了五條空洞的原則，曰：「只要和議無害於國家的獨立完整，而有助於人民的休養生息；只要神聖的憲法不由我而違反，民主憲政不因此而破壞；中華民國的國體能夠確保；中華民國的法統不致中斷；軍隊有確實的保障，人民能夠維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與目前最低生活水準。」如果中共能答應上述五點，蔣先生說他自己「更無復他求」。
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中旬，徐蚌會戰已接近尾聲，中共全盤勝利勢成定局，京、滬震動，人心惶惶，陰沉氣氛瀰漫全國。至此，蔣先生固然感到大勢已去，國內外許多民意機關，甚或統兵作戰的高級將領，也都認爲內戰前途無望，希望政府在猶有可爲之時，與中共恢復和平談判。首作此項呼籲的爲河南、湖北和湖南的省參議會。他們都有通電呈蔣總統，希望能作此項考慮。蔣先生爲此也曾兩度找我到官邸商談。他說明想即時引退，希望我能頂起這局面來同共產黨講和。我聞言大驚，說：「這局面你都幹不了，我如何頂得起！」蔣先生一再做出懇切的姿態勸我接受，我卻竭力推辭。嗣後蔣先生又迭派吳忠信、張羣、張治中等來我處，數度相勸，我均表示無論如何不願承當。我推辭的原因，第一便是我確實也幹不了；第二，我與蔣先生相處二十餘年，深知其詭計多端，說話不算話，在此危急之時，他可能要我作替死鬼。但是蔣先生既有此動機，消息很快就傳遍海內外，對軍心民心影響極大。十二月下旬徐蚌會戰結束，華中剿匪總司令白崇禧曾有密電給蔣先生和我，希望能與中共恢復談判，這便是外界所傳的「亥敬電」。其實他的電報只是向蔣先生作極溫和的建議，採納與否，自須蔣先生自己決定。京、滬、港有政治背景的新聞界不明底蘊，故意以猜測之辭，寫出許多聳人聽聞的新聞，而白崇禧尤爲謠言的重心。因在徐蚌會戰後，國軍在東南地區的精銳喪失殆盡，而白崇禧坐鎮武漢，還掌握了三四十萬能戰之兵，爲華中擎天一柱。
推卸責任嫁禍於人
白氏且因爲所謂「扣留軍火」的事件，增加了外界對他的懷疑。這故事的實在情形，其實遠不若外間所傳之甚。先是，三十七年秋冬之交，白崇禧正在整編陳明仁的第一兵團。陳明仁，湖南人，黃埔軍校出身，原爲蔣先生最信任的部將。年前四平街一役，在東北打了一個空前的大勝仗。此次奉命在兩湖成立新編部隊，頗爲白崇禧所倚重。無奈陳氏所部都是雜湊來的，武器奇缺，屢請中央撥給，均無下文。是時重慶兵工廠適有一批械彈東下，停泊漢口江岸碼頭。白崇禧得訊，乃掛一長途電話給參謀總長顧祝同，希望能以這批軍火補給陳明仁。在電話裡，顧祝同已經同意了，不過顧還有相當保留的地方，說等到向總統報告之後，才正式撥付。白崇禧便打電話請示蔣先生，蔣說可向顧總長商酌辦理。白氏因急於取用，未待正式命令便逕自將這批軍火分給陳明仁。
當時還有一件事也是外界誤傳。說徐州危急時，白崇禧拒絕派兵援救。其實在宿縣以南全軍覆沒的黃維兵團（共有十個師），便是白崇禧從華中調去的。
總之，白崇禧不幸因爲他以往曾和蔣先生合不來，值此事急，外界不明真相，把一切責任都加到白氏頭上去。CC系分子更仰承諭旨，推波助瀾，推卸失敗責任，嫁禍於人，於是什麼「拒命」、「逼宮」一類的讕言都硬栽到白崇禧身上去，真是居心可誅。
當外界謠言極盛之時，傅斯年曾來看我，說，外傳白崇禧企圖威脅蔣總統與共言和，究竟是怎麼回事。我就把白氏給我的電報原文給他看。白氏把他給蔣先生的電報另拍一份副本給我，兩電內容相同。傅氏看過電報後說，白先生的話也很近情入理，真是謠言不可輕信！
當京、滬一帶和謠方盛之時，中共新華社突於十二月二十五日發表一批「戰犯」名單。第一批共四十三人，蔣先生居首，我名列第二，白崇禧第三。此外中央文武大員如孔祥熙、宋子文、孫科、陳立夫、陳誠等也皆「名列前茅」。
局勢發展至此，蔣先生深覺戰既無望，和亦不能，這才使他下了引退的決心，好讓我上臺與中共談判和平。
爲試探共產黨甚或美國方面對他下野的反響，三十八年元旦，蔣先生髮出一紙皇皇文告。該文告首先敘述政府一向是具有求和的苦心，說：「三年以來，政治商談之目的，固在於和平；即動員戡亂之目的，亦在於和平。但是今日時局爲和爲戰，人民爲禍爲福，其關鍵不在於政府，亦非我同胞對政府片面的希望所能達成。須知這個問題的決定，全在於共黨。國家能否轉危爲安，人民能否轉禍爲福，乃在於共黨一轉念之間。」
接着，蔣先生便說：「只要共黨一有和平的誠意，能作確切的表示，政府必開誠相見，願與商討停止戰事，恢復和平的具體方法。」至於政府對和平的基礎，蔣先生提出了五條空洞的原則，曰：「只要和議無害於國家的獨立完整，而有助於人民的休養生息；只要神聖的憲法不由我而違反，民主憲政不因此而破壞；中華民國的國體能夠確保；中華民國的法統不致中斷；軍隊有確實的保障，人民能夠維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與目前最低生活水準。」如果中共能答應上述五點，蔣先生說他自己「更無復他求」。
他最後暗示有意退休，說：「中正畢生革命，早置生死於度外，只望和平果能實現，則個人的進退出處，絕不縈懷，而一惟國民的公意是從。」
一月四日蔣先生「御駕」親來傅厚崗我的住宅拜訪，這是一次破例的行動。蔣先生有事找我，總是「召見」，此次移樽就教，可能是故意把「引退」的事做得更表面化，對中共和友邦作一試探。
此次我們見面，蔣先生對引退的事說得非常具體，他首先問我說：「你看現在這局面怎麼辦？」
我說：「我以前就向總統建議過，武漢和徐州應劃爲一個單位，統一指揮。今日挫敗的原因雖多，而最大的毛病是出在指揮不統一之上。」（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