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後研究生回村帶孩子 被指沒出息
“研究生園長”胡建強和學生們。眼下，正是這座鄉村幼兒園最困難的時候。
中國青年報10月22日報道 千辛萬苦跳出“農門”，擁有了研究生學歷，卻選擇回到農村當“孩子王”。胡建強的行動令人欽佩，但我們不得不承認，在全國幾千萬大學生中，胡建強是少數，是異類。我們都知道，大學畢業生到基層去、到農村去，是解決大學生就業問題、破解“城市病”難題和促進新農村建設的關鍵一環。一直以來，政府、教育部門和社會輿論都在大力號召並出臺了各種鼓勵政策，但是收效不大。且不說來自城市的大學生，就連生於斯、長於斯的農村大學生，都寧可在擁擠的城市裡漂泊，被冠之以“蟻族”的稱號，也不願回到故土和親人身邊。
爲什麼農村大學生不願意回鄉？農村大學生該不該回鄉？在逃離“北上廣”已成爲流行語的背景下，大學生該堅守城市還是迴歸農村。正是一場秋雨一場涼的時候，這個地處中國西部的農家小院卻熱鬧非凡。20多個鄉村兒童歡呼雀躍涌出教室，不大的農家小院立刻盪漾起歡聲笑語。
東邊低矮的廚房泥牆上，可以一眼辨認出毛澤東、魯迅、陶行知這些名人的黑色頭像，這些惟妙惟肖的肖像均出自這所農村幼兒園的創辦人之手。之所以畫這些頭像，因爲他覺得他們都是“爲底層說話的人”。
這個生於1981年的農村“80後”，憑藉自己的天賦、努力，兩年前從西北師大美術學院研究生順利畢業。之後，他來到北京，在著名的798藝術區爲一家畫廊擔任策展助理，月薪3000元，像很多“北漂”一樣，懷揣夢想，期望在北京闖出一番天地。
但他很快發現，北京城太大，自己太渺小，“把藝術作爲謀生手段，太吃力”。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滋潤他成長的鄉土成了他繼續追夢的源泉，“農村的事情吸引了我”。於是，他毅然回到家鄉，創辦了這個農村幼兒園，起名叫“百姓幼兒園”。
這個29歲的小夥子開始了自己的理想實驗。他嘗試從重建鄉村文化的思路出發，爲鄉村兒童找回自信，找回文化的根。他蒐集動植物標本，把農村婦女繡的鞋墊當做藝術品掛在孩子們的宿舍裡；陽春三月，他帶孩子們上山寫生，瞭解家鄉的河流，讓鄉村的孩子們愛農村、愛家鄉，他甚至萌生了編寫一部鄉土教材的想法……
他叫胡建強，20多個鄉村兒童的老師，一個辦學舉步維艱的鄉村幼兒園的年輕園長。日前，本報記者探訪了這個位於甘肅省秦安縣葉堡村的西部農村幼兒園，傾聽這個農村大學生的心聲，他說：“作爲一個底層出身的人，如果我還有理想的話，應該爲更多的底層人說話”——
北漂
2008年7月，我只身一人去北京，行囊空空，但滿懷希望。途經798時，心情激動，這個在書裡、網絡上傳說已久的當代藝術“殿堂”，竟然近在咫尺。這一年，於國人是盛典的時刻，狂歡的節日，但於如我這樣的“北漂族”卻有着難言之痛。
到北京後，我用了兩個月來閒逛、學習、適應和無所事事。首先是零距離地接觸了所謂的當代藝術。在這兩個月裡，我跑了798、草場地藝術區的很多畫廊，看展、閒逛或找工作。這期間我也無休止地去應聘、面試，這才體會到北京城的繁華與喧鬧、多元與龐雜、高貴與貧賤、自由與森嚴等等。對於一個一半時間在鄉村度過，一半時間浪跡在城市,浮游在城鄉之間的人來說，獨具中國色彩的北京城讓我感到無望，北京城的生活屬於少數人，更多的人是在碰運氣，更遺憾的是喪失自我，把命運交給瞎打誤撞。
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是幫一家四口美國人做展覽，幹了3天活兒，沒拿到一分錢的報酬。第一次在北京賺錢現在想起來絕望而美好，有一次和朋友給人畫簡筆畫，我們倆花了大半夜的時間完成了10幅畫，最後人家用了4張，掙到了40元。直到兩個月之後，一次偶然的機會，我進入到一位中國知名策展人的畫廊做助理。但由此也加速了我放棄京城，選擇自我的道路。
儘管個人的生活問題迎刃而解，但在隨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在想自己到底能做什麼，想得到什麼，一個知識分子應該站在什麼立場上說話，說什麼等等，在北京的一些瑣碎見聞也時刻刺痛着我。所以，離開北京，對我來說，算不上逃離。
作爲一個底層出身的人，如果我還有理想的話，就應該爲更多的底層人說話。我在爲我是個所謂的研究生卻一無是處感到不安，同時也在慶幸有比我更糟糕、更無聊的名校大學生、海歸、研究生之類。我對自己能從底層翻身沒什麼慾望，倒是希望更多的人能時刻清醒地認識自己。教育是我能做的，去需要我做教育的地方是理所當然的。於是我想到了家鄉——一個依然貧窮，依然美好的地方。第一步從孩子們開始。
2009年2月，春節前夕，我離開北京。北京冬天的風如刀割。
第二頁：阻力 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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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力
回到家，過年的時候，我向家人宣佈了要辦幼兒園的想法。起初，家裡人並不同意，父母親以及家人都希望我去找份穩定的工作，我和所有的人一樣當然想找份理想的工作，但我發現，我多次試圖找工作失利並不全是自己的原因，對像我這樣毫無社會資源和家庭背景的農村大學生而言，找到一個公平競爭的平臺並不容易。
由此，我認爲：與其讓我在體制內混日子，還不如走自己的路。找工作擱淺後，我和朋友在秦安縣城準備合作辦幼兒園，同時也和家人的矛盾急速升級。在這期間，我做了針對農村教育包括幼兒教育的調查，後來家裡住不成了，我搬到縣城和朋友住在一起。情緒低落，這畢竟是我出生和成長的地方，要做自己的事卻變得艱難而遙遠。
我和朋友因爲在教育理念和出發點上的不同而被迫在2009年4月底暫時分開，當然他日後成爲我幼兒園得以創辦最有力的見證人之一。我又漂在蘭州幫人做展覽，出畫冊，做雕塑，以解決自己的生存問題。
10月，我做好了回鄉辦幼兒園的準備回到家。父母親對我的質疑很明確也很現實：其一，辦幼兒園缺資金，我甚至連自己的個人生活問題都難以解決。其二，研究生在我們家族應該是地位的象徵，讓我這樣一折騰，這個地位就變成了負擔。其三，我個人的生活、成家等問題都無法解決。
村裡人議論更多：我這人沒什麼本事，在外面浪跡多少年混不下去，回來在村子裡辦幼兒園，哄小孩兒討個生活。
說真的，我沒法回答所有人的猜忌和懷疑，就像有些問題不能光靠嘴皮子說能解決一樣，我對鄙視我的人懶得理睬，只能解決所有我遇到的問題。第一步是做了村莊幼兒教育的調查。爲了讓將來的幼兒園能有規模，我花好幾萬元，買下了鄰居家閒置了30年的空院落，當然籌款的過程充滿艱辛與曲折，在這期間也得到了父親少許的支持。
隨後，和唯一支持我的二哥收拾現在幼兒園使用的院子和教室，置辦桌子、板凳、黑板等幼兒園教具。我不知道怎麼說服家人，也沒必要說服村裡其他人，我用實際行動真的辦起了幼兒園，在一個大家認爲我不該出現的地方出現了，在一個大家認爲我不能勝任的職業領域出現了。
我從來沒有覺得自己是個研究生就有什麼了不起。不把研究生這個光環放下，我也幹不了這個。或許，把身份先放下，狀態會好點。
在一次媒體的辯論會上，有人質問我：你回農村辦幼兒園是不是太理想主義？這個問題提得很傻，傻到我沒法回答。人人都有理想，有些人的理想就是洋樓、香車、美女，有些人的理想是權力、金錢，有些人的理想就是吃飽肚子罷了。而有些人的理想，不是去說，只是去做。
堅持
沒想到我初到村莊辦幼兒園就能招收6個小孩，後來增加到9個孩子。事實上，我已經很高興了，說明已經有村民試圖信任我，這讓我信心倍增。萬事開頭難。現實的壓力一度讓我差點撐不住了。但我堅信，“只要堅持，必有所成。”
和這些孩子在一起的日子令我很開心，以至於讓我堅持到今天，現在幼兒園已經初具規模，有20多個孩子了。
對於辦這個鄉村幼兒園的初衷，就像名字“百姓幼兒園”所揭示的那樣，我想在今天的中國鄉村從幼兒階段開始公平地普及“平民素質教育”，主要包括農村孩子的人格、生活習慣、語言習慣、創造思維、身體健康等方面，在這個過程中，開設有關農村文化、地理、科學、藝術等多方面的課程，穿插城市幼兒教育的優點，讓成長中的孩子能從自身開始重建一種新的鄉土文明，從精神層面改觀自身和農村的現狀。
當然，這只是我的理想。我面臨着很多困難，就像幾乎所有中國農村幼兒園遇到的困難一樣，在資金方面，只靠我個人，或者說幼兒園自身維持是不可能的，在農民——一個最底層的階層——中間試圖搞營利性的幼兒教育，聽上去就不靠譜兒，我沒傻到從北京跑回來在農村搞這樣的創業。
在我的心目中，所有到幼兒園的孩子，都是平等的。不管家長是村幹部，還是打工的。“百姓幼兒園”也不應該是我一個人的幼兒園，農村教育應該有自己的特點，這個地方應該是鄉村教育的一個實驗基地。
“百姓幼兒園”延續了我撤出北京時想爲更多底層人說話的想法，而且在進一步的完善。中國的城鄉差距更加惡化了農村的處境，在農村現有的條件下，鄉村幼兒園組建專業、穩定的教師團隊，是很困難的，這些現狀會影響到鄉村幼兒園的生存，再別談理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