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未聞糞有稅，而今只剩屁無捐

【作平按：本文節選自我的舊著《四川歷史與社會》，該書上下兩卷，四川人民社出版，曾作爲四川省中學生鄉土教材使用多年。 】

張三興是四川農村的一位家境殷實的農民。如果不是老天特別過不去，靠着一家人披星戴月的勞作，豐收之年他也能夠在春節時宰殺一頭肥豬，釀幾甕米酒。即便一般的荒年，憑藉多年來積攢下來的微薄積蓄，他的一家人也不至於受凍捱餓。

在清朝的愛新覺羅們沒有倒臺以前，他知道自己是大清的臣民，需要向大清交納田租和各種還不算太重的稅。等到大清終結，他知道自己已經成爲中華民國的公民。但到底是皇帝陛下還是總統大人坐江山，張三興沒有太大的興趣，他的興趣在於侍弄他的莊稼和牲口。

時光一晃到了20世紀20年代，張三興驚訝地發現，他現在已經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哪位大人的臣民了：那是一個混亂的軍閥混戰時代，正如俗話說的那樣：皇帝輪流做，明天到我家。只要手裡有足夠的槍桿子，軍閥們便可以割據一方。

在甲軍閥統治的那段時間裡，他對其領地的人民掌握着生殺予奪的大權，一年交多少租，多少稅，全由他說了算。等到甲出閥倒臺或是被趕走，乙軍閥上臺後，一切又得按乙軍閥說了算。

最令張三興和張三興這樣的底層民衆傷心而憤怒的是：甲軍閥剛剛徵收了賦稅，可一會兒功夫又被乙軍閥轟下臺，而乙軍閥對甲軍閥剛剛徵收過的賦稅根本不予承認。這樣，張三興們只得勒緊肚皮再交一次。

更爲頭痛的是，自古以來田賦都是一年一徵。可到了軍閥們統治四川的時代，這個自古以來的公理被他們勇敢地打破了：田賦可以一年兩徵、三徵、四徵，最多的竟然一年八徵。

這種徵法怎麼搞呢？那就是預收。也就是說，比如今年是1926年，張三興的田賦已經完清了，但一紙通告，現在開始預徵明年的田賦，張三興除了乖乖地上交，又有其它什麼辦法呢？

也許像張三興這樣的殷實之家，如果只是在某一年預徵下一年的田賦，他的日子勉強還可以對付。要命的是，這種預徵搞到後來幾乎一年預徵幾次，田頌堯的二十九軍駐防射洪縣，一年竟然徵了14次，一個月徵一次還要多。

聳人聽聞的是灌縣和安縣，灌縣預徵到了1991年，安縣則預徵到了1993年。當時四川田賦每畝的最高徵額：“較之外省，約爲4倍，較之日本，則爲10倍，較之美國竟達21倍。”

同樣一畝地，四川農民得交出相當於美國農民21倍的糧食，這在基本靠精耕細作並依靠人力畜力生產的四川，是一種比殺雞取卵還要短視的行爲。

但軍閥們並不對這種短視行爲感到半點不安，因爲他們也不知道自己的防區還能維持多久，就像張三興們不知道自己的苦苦忍耐還有多少限度一樣。

讓張三興們難以忍受的還不僅只是預徵到了孫子輩的幾十年以後的田賦，各種巧立名目的苛捐雜稅更是勒在他們脖子上的一條令他們窒息的繩索。

比如張三興偶爾進一趟縣城，如果他打赤腳的話，當局會認爲他有礙觀瞻，將徵收赤腳稅。 如 果他穿上自制的草鞋的話，當局則會 指責草鞋不衛生，得收取草鞋捐。

種鴉片的交煙捐，不種的交懶捐。 令人拍案叫絕的是，凡是家裡有廁所的人家，都得向官方交納廁所捐。著名文人劉師亮爲此撰聯諷刺說： 自古未聞糞有稅，而今只剩屁無捐。

後來，在蔣先生支持下，劉湘在四川軍閥混戰中勝出。被任命爲省主席後，他 宣佈離除的苛捐雜稅就多達200多種。

16年的防區時代終於沉沉地翻過去了。16年裡，軍閥們喪心病狂的竭澤而漁，使這個原本富甲天下的省份遭到了空前的災難：四川原本盛產大米，但到了防區時代後期，大米竟然已經不能自給。

從全省看，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常年處於飢餓半飢餓狀態。“三月雜糧三月糠，三月野菜三月荒”，這就是當時四川底層民衆生活的真實而悲慘的寫照。

我們無法忘記張三興，他和他的家人們晝出耕田夜績麻，臉朝黃土背朝天地在肥沃的土地上勞作，但即便是豐年，他們也經常過着半飢不飽的日子。不是上天捉弄他們，而是他們辛勤勞動的成果，都被花樣繁多的苛捐雜稅巧取豪奪了。

那些割地稱雄的軍閥，平時也經常宣稱他們是爲人民服務。然而，究其本質，他們不過是花言巧語愛民如子，想方設法敲骨吸髓。